徐新六，字振飞。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出生在浙江杭州。祖籍浙江余杭。父亲徐珂，晚清举人，国学名儒，南社社员，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徐新六幼年时在私塾读书，后进杭州养正学堂求学，1902年入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1908年毕业后，考取浙江省公费留学生赴英，进伯明翰大学学习冶金专业四年，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又在英国维多利亚大学攻读经济学，次年获得商学士学位。再至法国，入巴黎国立政治学院，学习国家财政学一年。1914年回国，参加北京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分派在财政部任佥事，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

徐新六幼年即闻康、梁之名，稍长与梁启超结识。1917年7月，段祺瑞组阁，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徐任财政部秘书，曾两次协助梁向日本商借贷款。11月，梁启超因在四川内战问题上与段祺瑞意见相左而辞职，徐也随之离开了财政部，进中国银行先任金库监事，后任北京分行协理。其间曾一度任汉治萍煤铁厂矿公司总会计。

1918年底，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半官方身份赴欧洲考察，邀徐新六、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作为随员同行。1919年到达巴黎时，适值巴黎和会召开，徐被委为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团的专门委员。

1920年3月，徐新六随同梁启超回国，在上海经营新通贸易公司。次年应浙江兴业银行总行之聘，任该行董事会秘书。该行是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其时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放款及储蓄业务外，并发行银元券，办理外汇，经营仓库等业务。徐新六的才干深为该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叶揆初所赏识，1923年徐任该行副总经理，1925年起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徐新六主持浙江兴业银行后，积极以新的管理方法改进经营，推动和促进了该行业务的发展。对外通过代理汇兑、合放贷款、互相开户和清算票据等业务，使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后改称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形成旧中国南方的一个强有力的金融集团，被称为“南四行”。同时，对内部也进行整顿，延揽人才。他用人一秉公开，采取考试制度，选拔富有朝气、懂得新型管理的人员担任各分支行、部门的负责人。对原有在职人员给予业务技术训练的机会，提高工作效率，逐步淘汰老弱冗员，精简机构。浙江兴业银行由于叶揆初、徐新六的精心擘划，经营得法，信用昭著，1921年到1927年间的存款总额，在各商业银行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26年底的定、活期存款共达三千三百一十二万余元^[1]。放款方面，他一改留学时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初衷，着眼于扶助我国民族工商业，1926年，该行对轻重工业的放款达三百三十一万五千元，约是1919年六十七万元的五倍。尤其对因日、英纱厂竞争而陷于困境的纺织业，大量增加放款，1926年款额达二百七十二万元，是1919年二十四万元的十多倍。

1927年后，上海市面一度不景气，工商业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减弱。浙江兴业银行在徐新六主持下，除了继续对民族工业，如刘鸿生所办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企业大量放款外，又另谋出路^[2]。它增设“经营国外证券委员会”，调集资金，委托外商银行购入北洋政府期间在国外发行的以外币为单位、由关税和盐税作担保的“中法美金五厘公债”、“日金九六公债”券，以及外国企业的股票。到1930年，该行有价证券的投资额高达一千四百九十三万余元，占全部资金的百分之十四。此外又成立地产信托部，徐新六延聘蒉延芳任该部经理，经营第一年即盈余百余万元。以后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获利更厚，1931年年终存款总额在全国同业中居第四位。但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沪地受到战争影响，市面萧条，地产市场一蹶不振，价格一落千丈。1934年初，浙江兴业银行账面上，尚有价值八百七十余万元的房地产乏人问津。徐新六通过董事会作出决议：“与其产业荒置坐耗利息，不若赶快施工建筑，收取相当之孳息为得计。”^[3]于是破土造屋，先后在施高脱路(今山阴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等建造了“兴业坊”、“兴业里”、“浙兴里”，以出租房屋收取房租，弥补投资收益。同时，在徐新六的筹划下，浙江兴业银行在江苏无锡、常熟、苏州、新浦，浙江湖州，河南陕县、信阳、驻马店，安徽蚌埠等地，增设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扩大了金融网和投放范围。1932年，徐新六又以浙江兴业银行名义，与美商斯达莱公司合组泰山保险公司，投资一百万元，徐兼任保险公司常务董事。

随着浙江兴业银行业务的发展，徐新六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1927年12月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执行委员，1929年被聘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徐还任复旦大学校董(曾一度兼任校长)，时事新报、大晚报馆、申报电讯社董事长，交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大陆报、上海毛绒纺织公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十余个单位的董事，以及上海市商会商务委员会委员、公断委员会委员及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副委员长、银行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36年，宋子文系官僚资本投资成立“中国棉业公司”，宋自任董事长，聘徐任常务董事。徐勤于治事，注重实干，作风平易近人，每日在银行午膳，与行员同桌同食，不求特殊^[4]。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后，曾多次拟委徐新六以财政金融方面的官职，徐皆婉拒，但政府当局每遇有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时，常向徐咨询。1935年10月，国民政府组织金融、工商界头面人物赴日考察，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同年11月，国民政府在实施“法币”改革这一重大决策前，曾征询徐的意见。徐草拟的币制改革方案，后来在实行“改革”时被采纳甚多。

1937年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徐新六和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同时受国民政府财政部指派，以民间金融界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1938年8月，国民政府组织代表团，赴美国商谈借款事宜，电邀在香港的徐新六参加。8月24日，徐新六与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相偕搭飞机从香港起飞，拟赴桂林再转重庆。日本军部获得情报，误以为是孙科座机，即派日本军用飞机截击。结果在广东上空被击落，机坠人亡，国民政府给予阵亡烈士称号。噩耗传来，上海各界团体和租界当局于28日下半旗志哀。徐遗有《币法考》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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