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荣廷，原名笃论。1857年(清咸丰七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南乡一个渔民家庭。幼年家贫，无力延师，与其父打鱼为生。稍长，经同乡介绍，到汉口药材行作学徒，满师后留在店中，经常陪店主到外省采购药材，积累了一定经验，数年后自立门户，经营药材，兼作杂货生意。

1897年，徐荣廷到汉口川帮德厚荣号作跑街。该号经营长江沿线的百货、棉纱、桐油、药材生意，财力雄厚，在湖南长沙、常德等地设有分庄。徐因熟谙业务，不久被派往常德分庄任管事。以同乡关系与暂驻常德的黎元洪相识，结为金兰之交，曾代黎筹垫军饷。两年后，徐荣廷升任汉口总号副管事，回到汉口。

1909年，湖北人民掀起拒款保路运动，迫使清廷邮传部同意鄂省铁路自办。1910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在汉口正式成立，徐荣廷、夏寿康等被推选为查账人^[1]，广泛动员商界认购股款，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汉口光复，徐荣廷率永济消防会成员张旗提灯整队欢迎革命军。应汉口商务总会要求，负责坐办干粮，供给军需。清军反攻汉口，会员星散，“惟徐荣廷等坚忍支持”^[2]。会所及善堂因而被清军故意炸毁。

1912年，徐荣廷当选为武昌总商会会长，参加军政府理财部，募集军饷十万余两，深得黎元洪赞许。不久，被委任为湖北官钱局总办，聘为都督府谘议，有“政治商人”之称。同年，原承租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的应昌、大维两公司，均以租期未满，一再向军政府要求继续租办，争执不已。黎元洪断然取消两公司的租约，令商界巨子集议于汉口商务总会，“公议招商承办”^[3]，徐乃辞去官钱局总办职务，以德厚荣号为基础，要求承办四局，获黎批准。徐荣廷一面与应昌公司订约合作，折价收买其所存花纱机物料，一面邀请德厚荣号大股东刘象羲等，组成楚兴股份有限公司，由刘象羲、刘歆生、毛树棠、蒋沛霖、周星棠、徐荣廷等十三人组成董事会，公推刘象羲为总理，徐荣廷任总经理，总管厂务。徐提名苏汰余管理文犊、财务，张松樵管理纱局，是为裕大华纺织集团三巨头结合之始。

楚兴公司原计划招股一百三十万两，先收六成，实收七十八万两;加上应昌公司以存厂花纱及机物料作价所剩十万两加入股份，实际股金为八十八万两。1913年正式起租，每年租金十一万两，租期定为十年^[4]。徐荣廷大力整顿内部管理机构，裁汰老弱，剔除冗员，加强对生产部门的管理，注意改进技术，培训人员，增设检验环节，使棉纱质量有明显提高，生产很快大有起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口棉纱、棉布几乎绝迹，棉花出口急剧减少，国内市场出现花贱纱贵局面。徐荣廷全力组织生产，采取添招新工，增开夜班，实行职工分红，利用麻局织机改织纱布等措施，加快生产速度。建立楚新煤号，营运煤炭，以保证燃料供应。同时，他借楚兴公司独家经营，产品在省内销售概免税厘，行销省外，仅须在江汉关完纳正税的优越条件，积极开拓川、湘、陕、甘市场，扩大影响，棉纱供不应求，开办不到十年，楚兴公司获利一千一百余万两^[5]。徐个人拥有资本已达二百余万两，成为武汉实业界巨子。

楚兴公司连年盈利，引起各方垂涎。十年之中，或要取消承租，或要增加租金，争夺承租权纠纷不断。大维公司总经理刘伯森，为此曾通过农商总长张謇，由总统府下令湖北省督，责令楚兴公司移交。徐荣廷依靠黎元洪支持，并借都督府咨议身份，与后任湖北督军段芝贵、王占元联为至好，始保承租权未动摇。直皖战争之后，湖北退伍军官将军团势力日渐抬头，极力怂恿新任督军萧耀南，下令楚兴公司提前结束租期。萧为回报将军团助其上台所尽之力，发文勒令楚兴结束。徐荣廷在军阀的压力下，在1922年租约满期前三个月，将四局承租权交给将军团组成的楚安公司，价值二十余万元的机上棉纱和各种机物料，也被将军团一并夺去，拒不作价偿还^[6]。

徐荣廷深感没有自己的独立企业，很难在实业界立足，从承租四局后期起，他就着手培养纺织人才，为自办纱厂做准备。1918年，徐荣廷创办楚兴纺织学校，聘请湖北实业厅技正、留日学生石凤翔为校长。1919年，徐荣廷与张松樵、苏汰余等抽出历年红利，邀约汉口棉纱行商孙志堂、许勉之等，集资一百五十六万两，创办“裕华纺织有限股份公司”。由徐经手代向湖北官钱局购得武昌上新河地基。因地势过低，填土四万八千立方，又从汉阳铁厂运来铁渣三万余立方填筑厂基，修补沿江驳岸。修建裕华铁桥一座，以利运输。由汉口汉盛协营造厂建造厂房、仓库及宿舍工程。1921年底全部完工，1922年3月，裕华纱厂正式开工，计有纱锭三万枚，布机四百台，以徐荣廷为董事长，张松樵任经理。徐荣廷在兴建裕华纱厂的同时，又从楚兴公司历年积累中抽出二百一十万两，准备在武昌创办大兴纱厂。1921年，徐聘请上海华丰纱厂经理张英甫前往主持。张赴华北等地考察后，认为石家庄地处河北产棉中心，附近手工纺织盛行，京汉、正太两铁路相交于此，交通便利，原煤价廉，提出以在石家庄设厂为宜。徐采纳张的建议，改建新厂于石家庄，定名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徐荣廷任总经理，张英甫为经理。1922年2月破土兴建，昼夜施工，当年10月落成，安装纱锭二万枚。

裕华、大兴两厂相继投产，正值欧战结束，日纱倾销中国，纱布销售形势日见严峻。徐荣廷分析市场形势，决定量力而行，稳步扩充生产规模，确定注重产品质量，面向初级市场方针。生产棉纱以十支和十六支纱为主，棉布则以十七磅“万年青”及“赛马”、“山鹿”牌居多。

徐荣廷在裕华、大兴两厂的投资居各股东之首，但在处理企业盈利时，坚持多积少分，以增加自有资本。他力主扩大资本来源，大量吸收内部存款，鼓励公司各级职员将余款存入公司账面。凭借雄厚财力，裕华、大兴两厂大量购储廉价原棉，以保证棉纱质量持续稳定，生产成本降低，使市场竞争能力显著提高。在外资压迫和军阀混战局面中，克服汇兑艰难、捐税繁重等困难，企业仍然有所发展。投产四年，裕华、大兴各盈利二百余万元，纱锭和布机分别增加了一万六千枚和四百九十六台。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徐荣廷看到劳资纠纷日益增多、裕华纱厂生产每况愈下，便与张松樵联袂赴沪，厂务交由苏汰余代理。1927年冬，徐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辞去裕华公司总经理，改行董事长负责制，由苏汰余继任。1928年，徐荣廷因患眼疾，双目几乎失明，不再过问具体业务，但有关裕华、大兴两厂经营大计等重要问题，仍秉承他的意见去处理。

1931年冬，为解决厂用燃料货次价高问题，徐荣廷在苏汰余、黄师让陪同下，前往大冶石灰窑利华煤矿勘察，洽谈投资扩建事宜，决定由裕华、大兴两公司主要股东投资一百二十万元，作为扩大生产和更新设备之用。仍沿用利华煤矿公司旧名，设董事会及总公司于汉口，以黄师让为总经理，设办事处于石灰窑。回汉后，徐即调派干员，监督扩建事宜。经改换动力设备，架设空中运输索道，利华公司原煤日产量自一百余吨，猛增至四百余吨。由于成本下降，公司扭亏为盈，先后收买兴华、德和、福东三矿，所出煤炭不仅行销武汉，同时下运九江、芜湖、南京、上海、福州、厦门等地。

1933年，徐荣廷辞去大兴公司总经理职务，公推苏汰余继任。1934年，由于日本棉纱在华北等地大量倾销，夺走市场，华商纱厂经营相继出现危机。大兴厂首当其冲，产品严重滞销，为谋出路，一度准备卖厂。一向销售良好的裕华纱厂，也开始出现滞销，积压棉纱多时达一千余件，资金周转日感困难。徐荣廷曾亲自致函张学良，请其准饬军需部门，购买大兴纱厂所存棉毯^[7]。

1936年7月，年近八旬的徐荣廷，邀请裕华、大兴两公司大股东，前来汉口集议，决定各投资一百二十五万元，组成大华纺织公司，在西安大兴二厂基础上，开办大华纱厂。由于独占西北销售市场，原棉价格低廉，取给方便，大华纱厂开工不及半年，已获利二十余万元^[8]。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徐荣廷随裕大华公司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1947年，他筹资六十万元创办私立江汉纺织专科学校于武昌，专事培养纺织工业高级人才，他自任董事长，裕大华公司总经理石凤翔为校长。

作为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创始人，徐荣廷还参与创办华年进出口公司和永利银行，投资于山东中兴煤矿、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庆华染料厂、上海庆华染料厂、民生公司等工矿运输企业。至1949年，裕大华纺织集团资本总额已达银币五千万元，成为国内著名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

徐荣廷一贯关心国事，热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历任汉口商务总会第三、五届议董，汉口总商会第七、八、九届特别会董及湖北实业协会会长。当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徐荣廷发动武汉商界同仁一致反对。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他带头清仓烧毁日货，组织商界举行示威游行，年近六旬，鬓发斑白，仍持旗走在队伍最前面。五四运动爆发，徐荣廷发动武昌商界一致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为武汉“六一一”惨案死难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922年，徐荣廷利用欧战后日元汇价低落的时机，筹措款项，为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还清了积欠日商债务，并始终反对日本吞并大冶象鼻山铁矿的阴谋。

1949年1月，徐荣廷因病在汉口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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