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堪，原名代堪，字可亭。1888年1月1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生。四川三台人。父徐奋卿系秀才，在家乡教书为业。徐堪自幼随父读书。1904年应岁考，得中秀才。

1906年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招生，规定报考者应为举人、贡生、秀才、监生。徐堪应考，取第八名。入学后，常与同学议论国家大事，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十分不满;同时经常阅读《新民丛报》、《民报》、《浙江潮》及《革命军》等书刊，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07年，黄复生、夏之时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川，在成都成立同盟会四川支部。徐堪经同学卢师谛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成都的同盟会支部拟在农历十月初十全城文武官员齐集万寿宫庆贺慈禧寿辰时，组织武装起义，占领省城。徐堪参与密谋，并领到手枪一支。不幸计划泄漏，清政府四门戒严捉拿革命党人。徐堪和三位同学步行逃往陕西，又辗转到武汉，入武昌工艺厂当学徒作掩护。1908年冬，徐堪接同盟会总部指示：以武汉起事尚待多时，着先各自散归。他长途跋涉返川，1910年初考入四川高等警官学堂。

1911年夏，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同盟会党人借保路推进革命活动。徐堪率警官学堂及陆军学校学生十余人，赴川北一带策动民军起义。途中得知蜀军政府已于11月22日在重庆成立，急忙率队赶到重庆，被委为蜀军第四标标统。1912年3月，调任夔州关监督。清代夔关监督由夔州知府兼任，每年交征解银十六万两，超额归监督私有;连同其他收入，每年所得不下十万两，是个肥缺。徐堪任监督后，大力整顿夔关制度，做到点滴归公，当年征解银达四十万两。

1913年8月5日，熊克武、杨庶堪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号召，在重庆通电讨袁。讨袁失败后，四川督军胡景伊下令通缉革命党人，谓徐堪“并与逆党勾结最密，卷劫公款甚巨”^[1]。徐逃亡上海，将原名徐代堪改为徐堪。

徐堪在上海继续积极参加护国战争及护法斗争，并常回川活动。1918年任川滇黔靖国军援鄂第一路总司令部军需处长兼江北县长。1919年被四川补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4月，他在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参与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国会在北京复会，徐堪来到北京，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勾结直系军阀，宣布补选议员不得出席，徐堪便跟随胡汉民、谢持、邹鲁留在北方组织国民党党部。1924年，北京政变后，他任北京政府农工部商品陈列所所长。1925年11月，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徐堪追随谢持、邹鲁等人，将商品陈列所作为西山会议成员的活动场所。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徐堪离北京南下，初任上海交易所监理官，后改任金融管理局副局长，负责管理上海金融。1928年，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改金融管理局为钱币司，徐堪初任副司长，12月任司长。他秉承宋子文的意旨办事，取得宋的信任。1933年，孔祥熙继任财政部长，徐堪又兼任公债司司长;1935年5月，升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兼钱币司长，1939年又兼任四联总处秘书长。徐堪在财政部十余年中，全力执行蒋介石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财政措施，一再出谋献策，事必躬亲力行，深得宋、孔信赖。

徐堪在财政部任职期间，为国民党政府做了四件事：一、确立中央银行的金融统治地位。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为国家之最高金融机关，负有协助政府统一币制调节金融之重责”^[2]，然而商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先是利用金融力量阻挠中央银行开业，“继则提出中央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全国不得超过四千万元;银行同业每日收到之中央银行兑换券须当日轧现;以及中央银行理监事名额与监事会主席人名等种种限制与要求，非财政部完全应允与实行，中央银行不得开业”^[3]。在中、交两行多方扼制下，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因无法解决庞大的财政赤字而被迫辞职。孔祥熙继任财政部长后，徐堪献策对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增资：中央银行由二千万元增扩为一亿元，确立其金融统治地位;对中国、交通两行则增加官股，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二、变中国、交通两行商办为官办。徐堪提出的改组中国、交通两行的方案，使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三位一体，在同一战线上为国家奋斗”^[4]。1935年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上述方案时，遭到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徐堪多方搜集资料，写成会议辩论稿送交孔祥熙，再次开会时，由孔对汪等的反对意见逐一予以驳斥，又经蒋介石出面，改组金融案方得通过。从此，中国、交通两行改归“国营”，纳入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系统。三、改革、统一币制。清末和民国以来币制混乱，除中央政府铸造银元外，各省也造了一部分成色不一的银元、铜元，并发行纸币。徐堪针对币制混乱情况，起草全国统一币制方案，于1935年11月4日由国民政府下令实行法币政策，为国民政府稳定和统一全国财政金融起了很大作用。四、改革公债的发行。1936年，国民政府采纳徐堪的建议，改革公债的发行，先后发行“统一公债”十四亿六千万元、“复兴公债”三亿四千万元，为国民政府减缓旧债的还本付息困难并筹集到大笔款项。

徐堪在为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改革方面立了大功，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又兼任中央政治会议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5月，徐堪任行政院粮食部部长。他提出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从广大农民手中强行征取粮食。1946年11月，他调离粮食部，任国民政府主计长。他在南京搞了一个“四川建设协会”，企图在西南建立起经济势力。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金、银、外币。9月6日，徐堪奉派考察四川、云南、湖南、湖北等省“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执行情形”^[5]。由于金圆券迅速贬值形同废纸，他向蒋介石献策发行“银圆券”，以挽救金圆券全面崩溃的命运。11月，蒋介石任命徐堪接替王云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不久徐又兼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7月，他在广州主持发行银圆券，结果仍然是很快地变成废纸。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徐堪前往香港，不久去美国。由于他多年积聚的财产皆被子女瓜分，遂于1959年只身一人到台湾定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宪政研讨会常务委员。1969年7月29日，徐堪病逝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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