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寄廎原姓陈，名冕，字寄廎，以字行。浙江永嘉人。1882年2月20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三)生。其父陈瀛士曾在县衙门任职，为人重情义，因执友徐某无子，应允以长子寄廎出嗣，改为徐姓。

徐寄廎幼年入塾启蒙，继而就读于浙江杭州高等师范学堂。1898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毕业后再入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深造，与李铭、陈朵如、钱新之等同学。

1905年秋，徐寄廎学成归国，即随同温州著名经学家孙诒让创设温州学务总处，孙任总理，徐任管理部副主任。1908年初，又协同孙筹建温州师范学堂，孙任校长，徐任监学，总理全校教务、任免教员及安排学科等。

徐寄廎在温州办学数年，深感所学非所用，不能为中国富强作出贡献，决心开拓新的事业。1911年他到上海，与留日同学黄溯初将《时事报》与《舆论日报》合并改组，创办《时事新报》。1914年，徐寄廎出任兰溪中国银行支行经理，翌年转任九江中国银行支行经理。1916年4月，被迫取消帝制的袁世凯为筹措军饷，有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现金或发行不兑换券之议，引发挤兑风潮。5月，北洋政府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徐深知停兑之举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和金融稳定，乃仿上海中国银行抗命立场，设法维持兑换，稳定市面。不久，徐离开九江中国银行返回上海。

徐寄廎到上海后，与张嘉璈等人共同创办了后为银行公会机关报的《银行周报》。该报对全国金融业的信息交流和业务发展起了较大促进作用。不久，社务主持人张嘉璈赴北京，就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徐寄廎接任社务主持人之职。随着中国银行业务实力的增强和《银行周报》社会声誉的提高，徐的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

1917年初，徐寄廎由盛竹书延揽，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开始了在该行长达三十五年的服务，先任副经理职，不久升任协理、常务董事。他处事谨慎，对发展浙江兴业银行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如同工商业各界广泛发生联系，稳健地从事放款，在经济重镇增设分支行等。1922年，他主持总司库时，主张发行钞票准备金十足，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均以现金四成、证券六成做准备，而浙江兴业银行发行钞票的准备金百分之一百为现金，社会信誉大增。

徐寄廎在社会活动方面也十分努力。1931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副总裁陈行相继辞职，徐寄廎以“好好先生”的为人，于1932年1月6日被任为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副总裁兼代总裁。他就职后，虽致力于安定金融、维持债信，但终因孙科内阁财政困难，政治、军事又毫无办法，迅即垮台，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2月12日，宋子文重新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徐的副总裁兼代总裁职务被免去，只保留监事的虚衔。

其时，日军侵犯上海之“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英勇抗御。徐寄廎除参加地方维持会工作外，并任劝募救国基金委员会委员。1933年，他协同金融界同人办理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委员会，创立票据交换所，上海银行同业间票据的交换，从此不再需要互相派人递交了。

1937年8月，淞沪抗战全面展开，徐寄廎先后担任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公共租界华人纳税委员会副主席、抗敌后援会委员、筹募救国公债委员会委员等职，主持上海市商会工作，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1939年，汪精卫叛国潜至上海，与日本秘密谈判签订卖国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受汪精卫指派，始终参与其事。徐寄廎以往与高宗武往返甚密，闻悉后晓以民族大义，反复劝导高幡然反正。他还与在香港的杜月笙取得联系，电杜向蒋介石汇报。经过多方面的工作，高宗武于1940年1月3日脱离汪精卫集团，秘密离沪前往香港，于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精卫一伙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和“附件”，以及秘密谈判的经过。

1941年3月，徐寄廎秘密移居香港。香港沦陷，他匿名隐居。1942年春，徐因病秘密返沪。到上海后，日军胁迫他出山主持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总商会工作。徐卧床称病不起，力拒伪职，对敌伪之威胁利诱始终不为所动;另一方面他秘密与重庆国民政府派驻在沪从事地下工作的蒋伯诚以及杜月笙、吴开先、王先青诸人取得联系。徐参与秘密研讨上海的工商业情况，以尽量争取少遭日伪的破坏。汪伪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开征营业所得税，他和项叔翔联络浙江实业银行等银行的负责人，与立信会计事务所李文杰共同筹商对策，确定在会计处理上隐匿所得的办法，抗征巨额所得税。1943年下半年，中共地下组织发起组设“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用以救济贫困职工和资助进步青年去苏北参加革命，徐积极参与，代表浙江兴业银行承担部分基金，对“贷金处”的活动热情支持。后来有人赞誉他为“金融界之莲花”，身陷敌境出污泥而不染。1944年底，他出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勉力经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徐寄廎以国民政府特派员身份，接收伪上海市商会及银行公会。1946年，被选为上海市商会理事长、上海银行公会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上海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他还兼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经济计划委员会、苏浙皖处理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逆产处理委员会、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委员，和“民国三十六年美金公债、库券募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兼任中央银行监事，中国银行、上海市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董事，中国垦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上海商报出版社等常务董事，上海信托公司、泰山保险公司、温州商业银行、瓯海实业银行等董事长，全国红十字会、上海地方协会和其他慈善救济等机构的理事，大夏大学、沪江大学等学校的校董。

1947年8月，徐寄廎对国民政府财政部禁止票据“当日抵现”的决定大胆陈述反对意见，指出在工商业资金普遍缺乏，市面利率高昂之今日，尤有票据当日抵现的需要，否则裨益绝鲜，为害滋多。他列举禁止“当日抵现”的七点弊端，指出不能为减少不稳健之信用扩张而因噎废食。他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后，积极会同总经理项叔翔采取办法，渡过了困难时期。徐寄廎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十分不满，常感叹说：“内战不能打，老百姓太苦啊!”^[1]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徐指出：“从币制史角度讲，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从具体的做法检查，是很背民心的。”^[2]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约徐寄廎到吴淞口外复兴岛海军基地，鼓动他随同逃往台湾。徐以年近七十身体行动不便等为辞，加以拒绝。上海解放后，徐寄廎虽因患严重气喘和高血压病，行动很不方便，但仍勤于职事，为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生产贡献力量。他因病曾几次申请辞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之职，均被慰留，直至1952年底，全上海的私营金融业走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始摆脱浙江兴业银行职务。

徐寄廎好学不倦，勤于思考，平素余暇除读书之外，别无偏好。他经常告诫同行、朋友应多读有益的书报。从事银行工作，倘使不明世界经济形势，不懂得国内经济情况，对于自己的职责就很容易疏忽。徐著有《最近上海金融史》、《日中字典》和《近代泉币拓本》等书。《近代泉币拓本》当时只印二三十本，分赠国内各大图书馆及美、英、法、德、日图书馆，现在已成为稀有的版本。徐生活也一向简朴，不重视个人资产的积蓄，平日以“勤俭忠诚”四字律己。病危之际，还不忘叮嘱家属注意节俭。

1956年12月25日，徐寄廎在上海病逝。

参考文献

• 《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科藏。
• 《银行周报》。
• 《徐天锡回忆资料》(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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