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字可均。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双林镇。徐父经营商业并兼出租土地，早亡。徐与陈果夫、陈立夫为远房表兄弟。徐有兄弟三人和一个姐姐，由在北京任职的长兄徐恩源供给两个兄弟读书。徐恩曾幼读私塾，后入本镇小学，1913年高小毕业，至吴兴考入省立第三中学。徐记忆力强，读书用功，1917年夏，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由南洋公学改称)电机工程科。1922年夏，徐在上海交通大学(由上海工专改称)毕业，自费至美国入西屋工厂实习，后入卡奈奇工学院读工厂管理。1924年秋，徐与陈立夫在旧金山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同时加入国民党。1925年，徐获硕士学位，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市自来水厂任工程师。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徐恩曾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1929年2月，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筹建时，徐恩曾参加筹建工作，并建议在上海真如筹建国际广播电台，在上海举办无线电人员训练班，自荐为训练班负责人。同年夏，无线电训练班招收学员，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考入该班，以同乡关系为徐所赏识。
 同年，徐恩曾经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援引，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任总务科长。徐在总务工作中建立严格有序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为中央党部安装电话总机，以方便对内外的联系;并编制一套难以破译的密电码，使保密功能大为增强。在此期间，徐了解到党务调查科职责重大，甚受领袖重视，乃积极谋求向该科问津。同年底，调查科主任叶秀峰因与陈立夫发生龃龉，陈遂以徐恩曾暂代。1930年春，叶秀峰调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徐恩曾遂于12月改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
 党务调查科于1928年2月初成立时，只有工作人员十多人，科内设采访与整理两股;股设总干事一人，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徐恩曾接任后，任命有秘密工作经验并被誉为“俄国通”的张冲为采访股总干事。为了加强对中共的斗争，采访股下增设了一个特务组，负责对中共活动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与采取行动等。此外，张冲自编特工教材，开办特工训练班以培养骨干;并向一些中心城市派驻特派员，在省城及特别市、各铁路局设立特务室，以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破。
 当特工机构基本上建立起来后，为便于开展工作，徐恩曾把调查科的活动从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移往中山东路紧邻中央饭店的一幢楼内，悬挂“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掩护;又把在中央党部总务科的得力助手钱壮飞调往该科担任秘书，代徐坐镇;调查科的函件及科内事务，悉委钱处理。钱壮飞由此为中共特科人员的渗入及获取情报提供了条件。
 徐恩曾又增设秘密电台，积极扩大工作范围。在南京设总台，在上海、武汉、北平、天津等地设分台，随时取得联系。调查科还与首都警察厅合作，利用该厅督察处的名义，借检查户口为名，将认为有共产党员嫌疑或进步人士加以拘捕，解送宪兵司令部关押。党务调查科此时已形成以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遇有重大决策时，陈果夫也应邀参加。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保卫局长顾顺章被捕叛变，钱壮飞侦知此事后，及时机智地赶往上海经李克农转告周恩来，使中共中央机关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为了掩盖录用钱壮飞失察之责，徐恩曾串通陈立夫严密封锁此事，并紧紧控制叛徒顾顺章，使之在南京军人监狱中指认出恽代英。当蒋介石得知中共要员被捕的报告后，对调查科的工作更为重视，召见徐恩曾时给以鼓励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1]并批给十万元奖金。
 1932年3月，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为了与该处展开竞争，经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商定，随即成立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由徐恩曾任特工总部主任，办公地址移设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特工总部成立后，经过多次调整，将原来仅具初级特务组织形式的党务调查科，发展成为现代规模的特工组织。特工总部的核心部门为书记室，下设组织、指导、审理、行动四组。凡总部所属各地的组织、人事及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侦查、破坏、逮捕、关押以至杀害，均由书记室研究决定，交具体部门去执行。除书记室之外，总部还设有训练、情报、总务三科，负责特工人员培训，指导下属各站、室对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此外，徐恩曾还在总部内设立了咨询性的设计委员会、督察室和通讯总台，把对建立特工总部起过重要作用的张冲调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知道徐的后台是陈家兄弟，自己难以与之争雄，此后逐渐脱离特工总部。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冲调任与中共谈判代表，他在谈判中对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有所了解，力主两党合作抗日。此后几年，张冲与周恩来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
 此时的特工总部，除边远的新疆和西藏以及为地方势力控制的广西、云南、山西外，在各省和各铁路管理局都建立了特务室，在南京、上海等直辖市则称之为区。区和室都是秘密机构，对外则以肃反专员或特派员的名义进行活动。各省特务室设主任一人，秘书一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四科，较小省份的特务室不设行动科。特工总部在初成立时，本部仅有工作人员五十人左右，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增至三四百人之多。
 特工总部成立后，忠实奉行国民党对共产党所采取的镇压政策，仅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由特工总部派人或经由首都卫戍司令部逮捕和杀害的共产党员即有近百人之多。中共中央自上海迁往江西苏区后，特工总部对中共上海中央局进行过三次重大的破坏。徐恩曾宣称：“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已全部扑灭。”特工总部破坏共产党的另一重要手法，是插手各地高等法院管辖的反省院或感化院，由该部派员担任院长，以加强对被拘押人员的“感化自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下令撤裁各地的反省院。
 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说，特工总部破坏了大量的中共地下组织，拘捕、杀害了大批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认为特工总部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斗争的主要力量。
 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决定调整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党务调查处，不久调濮孟九任处长。这时，徐恩曾只任特工总部主任。特工总部为了夺取情报，与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之间在邮电检查领域里展开激烈的争夺，竟闹到双方动武的地步。1935年5月4日，蒋介石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派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即组织部长)陈立夫为兼任局长，派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为兼任副局长。局内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为党政处，即特工总部的全班人马与业务范围，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为军警处，即复兴社特务处的全班人马与业务范围，由戴笠任处长;新成立的第三处为邮检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由局本部秘书丁默邨兼任处长，后改由金斌担任。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恩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8月，军委会改组为大本营，下设七个部，陈立夫任第六部部长，主管党务、特工及民众动员组训事宜。徐恩曾任第六部第四组组长、中将军衔，戴笠任第六部第五组组长、少将军衔。1938年3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宣布，对特工体制进行重大的改组。原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升格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或军统;原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即党政处，归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或中统，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中统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相当于部级单位。1938年8月，中统局在武汉成立，不久大队人马分三路撤往重庆。
 抗战期间，中统局的主要活动是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是以日伪为主要工作对象，开展防(汉)奸防谍的活动;一条是以中共为主要工作对象，开展反共防共活动。但徐恩曾一再在局内强调：“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抗日是我们临时的次要的任务;反共是我们长期的基本的第一位的任务”^[2]。实行两线斗争，但又侧重在反共防共方面。中统局初设三组、一处、一室的办公机构。此后，中统局又新设统计处、经济调查处与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资料室以及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改称侨务小组)、考绩委员会、党员调查网建立委员会。中统局还建立名为“生庐”的秘密机构，由徐恩曾与顾建中亲自掌握，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各省党部委员转来的高级特工人员，专门研究与策划对付共产党的活动。
 中统局成立后，原来特工总部所属各省市的肃反专员与特务室即行撤销，成立以原特务室为基础的省调查统计室。省室在所属各县设调查组或派出调查员，在重要的县城设立县调查统计室，其负责人称调查专员。重庆因系抗战时的陪都，中统局特设重庆实验区，在兰州则建立了西北区。中统局派遣人员进入司法行政部法官训练所学习后，分派到各省法院任职。中统局曾与英国情报机关在抗战时实行合作，在缅甸、新加坡以及留在印度的华籍海员中建立三个工作队，但均未获得合作成果。
 中统局的组织十分庞大，而着重在基层的扩展与渗透;国民政府的各级机关以及文化教育部门和民众团体，都属于中统局的活动范围，都有中统局发展的“蚯蚓”。抗战时期，中统局自各大学和国立中学的学生中吸收了不少新的成员。据1941年中统局人事科统计，在该局领取薪水的职业特工人员即达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而由该局掌握的五类人员，即调查工作人员、党员调查网成员、通讯员和外围分子总数则有十万人之多。
 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六年(指1926年、1927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国民党遂对中共采取“溶共、防共、限共”的基本方针。同年1月23日，国民党秘密设置防共委员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统局的工作中心遂即由原来的两线斗争全面转移到反共的方面。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和进行反共活动的纲领性文件。根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衍生出《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系列文件，主要由中统局起草定稿后，经蒋介石审定批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印发。徐恩曾强调称：“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要求由“政府秘密策动”，“地方务求严密，中央可示宽大”。
 1942年4月，吴铁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以加强交通部的特工活动为由，与陈果夫共同保荐徐恩曾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在徐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时，曾批准在重庆九龙坡为交通大学盖了一片砖木结构的校舍，使交通大学于1942年正式迁校重庆，并开始在渝招收首届新生。这一举措，可能是徐某一生中所行的唯一善政。
 1944年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尾声，蒋介石要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人共同草拟战后复员计划，吴即要徐恩曾代为草拟。徐与中统局的张国栋等人商量后，认为战后的复员方案应强调和平统一建国，并且“只有在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和平，才能建国”。因此，“首先是政令、军令的统一。要求共产党交出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军权和政权;其次为财政、税收的统一，废止边区银行和钞票”等。徐恩曾提出的这个战后复员方案的统一前提，成为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所一贯坚持的方针。
 徐自从当上交通部政务次长后，便积极谋求向从政的路上去发展，针对大后方通货膨胀与物价飞涨情况，遂与中统局的赵毓麟草成《稳定经济的紧急措施》及《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主张改发行纸币为发行物价证券，国家改征税为征实;对公教人员及官兵一律改薪饷为折实的物价证券。徐恩曾把《措施》及《方案》呈送到蒋介石那里，蒋初看过方案之后，还当面夸赞徐的方案“不无见地”。等到蒋介石拿给吴鼎昌看后，吴当即指出，“大后方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是生产不继，求大于供，实物远远不能达到实际最低限度的需要”;并指出此案不可行，暗示徐恩曾的目的是在“猎官”。自此以后，蒋介石对徐恩曾开始怀有不信任感。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南会战时，蒋介石为了判断日军的战略动向，召集各特工机构负责人汇报，徐恩曾因忙于猎官，对此竟无材料，蒋介石当场对徐严词斥责，要徐集中精力，好好抓情报工作。1944年某日，重庆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贴出“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蒋介石命徐恩曾查了许久也一无所获，斥责徐“有忝职守”。对于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能在重庆广泛发行的责任，蒋介石也算到徐恩曾头上，说徐“无能”。加之徐与军统局戴笠的矛盾日益加剧，连续查出中统局人员两次私运假钞案，复有徐的前妻王书青在成都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后方市场，1945年1月，俞飞鹏接替曾养甫任交通部长，沈怡继徐恩曾任政务次长。同年1月30日，蒋介石下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不许徐参与政治活动。自此，徐恩曾足不出户，在家闭门思过一月有余，对前来探视的老部下说，“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庆幸自己的脑袋尚在脖子上。
 抗战胜利后，徐恩曾举家迁回上海，住霞飞路逸园新村七号，广泛展开社会活动，成为沪上的一个交际中心。徐在上海黄浦滩的麦加利银行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挂出中国农垦机械公司的招牌，向中国农民银行取得大宗贷款，在投机生意中大发其财。徐又在上海组织中国打捞公司与台安轮船公司，并获得向浙赣铁路上海枕木公司供应枕木的业务，从中牟取厚利。在1946年至1949年间，徐在上海多方钻营，浸浸乎跻身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1947年，徐恩曾由中国工程师学会分得的名额中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与“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春，徐与其妻费侠列名上海各界民众紧急动员委员会委员。3月，迁至台湾，仍继续经商。
 徐晚年得健忘症，遇到故旧老友均不认识。1985年，徐在台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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