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是中国近代对中国画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大师。1895年7月1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一日)生于江苏宜兴县屺亭桥乡。其父徐达章(1869—1914)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贫苦画师，擅画人物、花卉，能诗，兼善榜书、篆刻。除授课外，还经营三亩瓜田，勉强维持一家生活。

徐悲鸿六岁时在父亲指导下开始读书，渐渐喜欢绘画;九岁时开始随父亲学画，每天临摹吴友如的石印人物画，并练习写生、着色;十三岁时随父亲辗转于邻近各县村庄卖字画以维持生计，这使他更多地了解民间的疾苦;十六岁那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被推翻了，建立了中华民国。十七岁的徐悲鸿于1912年(民国元年)到上海卖画，见到一些西方艺术大师绘画的复制品，耳目一新，产生了去欧洲学习西画的愿望。十九岁时父亲病故，徐悲鸿只得在和桥镇彭城中学、始齐女子学校和宜兴女子学校三校担任图画课教学，以维持全家生活。女校的国文教师张祖芬鼓励他：“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认为他“盛年英锐，岂宜居此”^[1]。

1915年，二十岁的徐悲鸿再赴上海，但求职艰难。他一面坚持作画学习，一面寻找机会工作，有时困难到一天只吃蒸饼一块，有时终日挨饿，仍坚持作画，曾投稿给岭南画派画家高奇峰，高十分赞赏，认为徐悲鸿画的马“虽古之韩幹，无以过也”，并出版了他的作品，使他解决了学习、生活的困难^[2]。

1917年5月，在犹太富商哈同秘书姬觉弥资助下，徐悲鸿与蒋碧微一起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同年，两人结为夫妇。翌年，徐悲鸿认识了蔡元培，蔡邀请其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3月，徐悲鸿赴欧洲留学，1920年春入法国巴黎美术学校学习;同年6月，他在蔡元培主编的《绘学杂志》上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文中指出由于“守旧”，使“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提倡写实，反对抄袭，并提出：“改之方法：学习、物质(绘画工具)、破除派别。”^[3]徐悲鸿留欧八载，遍历英、法、德、意、比利时、瑞士等国，创作出油画代表作品《老妇》、《持棍老人》、《抚猫》、《自画像》、《箫声》、《黄震之作》等，及《男人体》、《女人体》等习作。徐悲鸿既精通中国的传统绘画，又刻苦研究西方绘画技巧、规律，融会贯通中西艺术，成为会通中西、改革中国传统绘画的首创者。

1928年徐悲鸿回国，1930年完成油画《田横五百士》。这幅重要的油画巨作寓意深刻，意在借歌颂古人威武不屈的气节，激励国人不畏强暴势力，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1928年7月，徐悲鸿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邀请去福州过暑假，并请他画“五三”惨案中被日军杀害的蔡公时烈士油画像。徐悲鸿在讲学、访友之余，不顾炎热，精心作画，在约一点八乘以三点五米的草图上，“徐先生用巧妙的方法构图。我见他画的素描草图上面，蔡公时的背影面对两个日本宪兵，地上翻倒着一个箱，前景画一张长桌”^[4]，塑造了蔡公时烈士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光辉形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徐悲鸿创作了《九方皋》、《徯我后》等油画巨作，其中《九方皋》中的黑马，徐悲鸿为它画上了缰辔，这在他以前的创作中是很少见的，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处理?他说：“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5]体现了他在民族危亡之际，盼望政府重视人才，拯救祖国的赤诚之心。30年代初，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在上海“南国社”共事，田汉写剧本《械斗》，表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但上演情况不佳，观众较少。徐悲鸿见状，写文章给田汉打气，文称：“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6]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驻沪十九路军奋勇抗日，得到上海民众的支持，但因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退。徐悲鸿激于爱国热情，创作中国画《雄鸡》，并题：“雄鸡一声天下白——十九路健儿奋杀敌，振垂毙之民族，图以美之。”同时期创作的中国画还有《独立》(马)、《沉吟》，反映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后者题诗：“天地何时燬，苍然历古今，平生飞动意，对此一沉吟。壬申危亡之际。悲鸿。”^[7]1936年春，徐悲鸿愤于国民党的丧权辱国，拒绝为蒋介石画像，并在《新民晚报》发表评论蒋介石礼义廉耻诠注的文章，文曰：“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礼者，来而无往，非礼也，日本既来中国，双手奉送东三省，此之谓礼也。义，不抗日，捐廉(上海方言钱与廉同音)买飞机，平西南。阿拉(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无耻。”1936年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徐悲鸿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畅谈广西之行的印象：广西省政府的墙壁上写的是“民耻教战”，而不是什么“不抵抗政策”^[8]。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徐悲鸿从南京去桂林，后内迁重庆。入蜀途中，徐悲鸿眼见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创作《巴人汲水》、《贫妇》等，曾在《巴人汲水》上题：“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廿六年冬，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所见。悲鸿。”^[9]

1938年至1941年，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远去印度，在印度、新加坡等地，多次举办画展，并将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给祖国，支援抗战。他创作了《九歌》、《群马图》、《大士像》等名作。1940年，他在印度完成了中国画巨作《愚公移山》，深刻表达祖国人民在民族危难中，坚持斗争，夺取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与顽强意志。徐悲鸿侨居印度时，为泰戈尔画像。在新加坡，徐悲鸿又与诗人郁达夫交往频繁，郁达夫曾为徐悲鸿的画作题诗：“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一九四○年作于新加坡，郁达夫《题悲鸿画梅》。”^[10]

1942年，徐悲鸿回国，继续任教于中央大学，并在重庆磐溪筹备成立中国美术学院。在这段日子里，徐悲鸿过着艰苦的生活，房屋透风，点煤油灯，吃发了霉的“平价米”。1944年，他患了高血压和慢性肾炎。1945年2月，重庆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掀起争取民主的签名运动，呼吁取消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徐悲鸿毅然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恐吓，他坚定地表示：“人在曹，心在汉，我签的名，我负责到底。”^[11]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二年，徐悲鸿离重庆北上，出任北平艺专校长，途经上海时，见到周恩来、郭沫若。周恩来鼓励徐悲鸿办好北平艺专，“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北平艺专复校后，徐悲鸿约请了一批进步的、有成就的教师任教，规定国画、油画、雕塑、图案、陶瓷各系都要学习两年素描，以掌握写生能力，教导学生：“画画要诚实，要脏，不要净;要方，不要圆;要笨，不要巧。”^[12]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北平市美术协会”指责徐悲鸿“摧残国画”，艺专国画组三位教授也提出罢教。10月15日，徐悲鸿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书面谈话《新国画建立之步骤》，指出“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11月28日，他又发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提出：“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虽不亡，而艺术必亡”。^[13]

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打电报，派了专机要接徐悲鸿去南京，徐不为所动，继续团结北平艺专师生员工，保护学校，拒绝南迁。在傅作义召开的最后一次院校长会议上，当提出何去何从的问题时，会场沉寂无声，徐悲鸿第一个发言，率先声明不能走，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并请傅作义将军考虑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徐悲鸿兴奋地写诗赞颂：“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同年4月，徐悲鸿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担任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创作了《慰劳》、《毛主席在人民中》(画稿，部分)、《奔马》等画作。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病逝世。1954年10月，徐悲鸿纪念馆建成。徐悲鸿的学生主要有吴作人、蒋兆和、李苦禅、韦江凡、傅抱石、吕斯百、王临乙、尹瘦石、冯法禩、艾中信、刘勃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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