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晚年署双清居士，学佛后号妙通。祖籍江西丰城。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生于湖南凤凰直隶厅镇筸(今凤凰县沱江镇)，故人称熊凤凰。其父熊兆祥，号云卿，嗜好诗文字画，承袭云骑尉世职，官至衡州澄湘水师营管带。熊希龄六岁在镇筸入塾启蒙，后因家迁芷江，入芷江县秀水书院学习，年十四岁考中秀才。1888年，他入沅州府沅水校经堂附读，课余常阅读新书新报，眼界为之大开，逐渐有了经国济世的抱负。由于在沅州府接连两次考试成绩优异，受到沅州太守朱其懿的重视，1891年3月被保送到长沙湘水校经堂攻读，同年秋应乡试中举人。翌年，他在黔江书院充教习，闲时练字以备日后参加殿试。1892年4月，他入京参加会试中贡士。之后曾上书湖南巡抚吴大澂倡言武备，提出关于整顿湖南武备八项建议。1894年5月，熊希龄补应殿试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词馆。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熊希龄的爱国热忱，曾上书反对与日议和，并主张“革新庶政”。嗣后，他走投笔从戎之路，被张之洞委充两湖营务处总办，著有《军制篇》，系统地提出改革军事制度的意见。时维新变法运动在北京、湖南等地率先展开，湖南新任巡抚陈宝箴实行新政，熊希龄遂回到湖南帮助陈宝箴办理新政。首先筹办实业，向陈宝箴建议筹办枪厂、机器制造厂、两湖轮船公司，并兴路矿等业。因多种因素制约成效不大，遂转而致力于创办学堂、开报馆、组织社团等新政。

1897年10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熊希龄与岳麓书院山长蒋德钧等创立湖南时务学堂，效法日本维新，研究西学，“探求攘夷之道”，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由熊任总理，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谭嗣同等先后任分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王史任分教习;许宝垣为数学教习，大力提倡新学新政。翌年2月，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组织“南学会”，由经学大师皮锡瑞主讲，以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宣传维新变法，于各地设立分会;3月又创办了湖南第一家近代报纸《湘报》，他任经理，唐才常任总撰述，谭嗣同、梁启超等任撰述，鼓吹“开民智”、“倡西学”，提倡新学、新政，实行变法维新。此外，还组织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社团，以及开办团练、整顿湖南通省书院等等。为此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区的维新运动，守旧派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群起反对，以时务学堂为目标，把攻击矛头指向熊希龄和陈宝箴。由于陈宝箴的妥协退让，湖南维新派阵营随之瓦解，梁启超等先后离去。熊见大势已去，遂回到其父任职的衡阳，想过一段平静的日子。8月，他应召入京陛见，因故未能如期至京。旋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熊希龄亦被指为康、梁同党，受到革职处分，被迫隐身于衡阳、沅州。他悲观失望，闭门读书，历时近四年之久。

1902年5月，朱其懿任常德知府，创办西路师范讲习所，邀请熊希龄任讲习，后改为师范学堂，他任副办。与此同时还开办启智书局，又与人合办常德中学，复出于教育界。翌年秋，熊希龄受到湖南巡抚赵尔巽的赏识，被委为常德西路师范学堂监督，并参与赵尔巽诸种新政的议事，如废除书院制、开办各级学堂、派留日学生、创办省矿务总公司，以及裁撤绿营、编练新军等。为此又遭到湖南守旧派的攻讦，学务和新政又办不下去，于是乃转向办实业。

1904年秋，熊希龄前往日本考察工艺;回国后向新任湖南巡抚端方上呈振兴湖南实业计划和设想，以及兴办实业学堂，受到端方的赞许。为了兴办实业，首先在沅州开办了民立务实学堂，开设养蚕课，办有营造、养蚕、缫丝等工场，将学工结合，后改名务实蚕业学校。与此同时，还创办了醴陵瓷业学堂，开办瓷业公司，用以改革和创新醴陵的瓷业，颇有成效;又与杨度等合办华昌炼矿公司;曾计划办硫磺公司未成。熊希龄是湖南近代创办实业先驱人物之一。

1905年5月，赵尔巽任盛京将军，奏请朝廷免去对熊希龄的“永不叙用”的处分照准。7月，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经端方举荐为奏调随员，任二等参赞官，熊希龄于是重新走上政坛。12月，他随钦差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出国，到了德国，于次年5月先行回国，以便完成一部宪政的书和撰写考察后的条陈与奏折。熊希龄一面组织人搜集外国宪政方面的资料编书，一面找了杨度和梁启超写奏议。待五大臣回国后，《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和立宪奏议两大任务早已完成，为此受到朝廷以道员衔分省补用、记名四川道的奖励。由此梁启超等立宪党人和清朝大臣们的关系也得以疏通。当梁启超等于1907年10月组建政闻社时，他化名文福兴与梁暗中书信往来，参与筹划和决策，并疏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大吏为立宪党捐款。在清政府筹备立宪活动中，熊关心宪法的编纂，对宪法大纲提出八项意见;同时还提出办理外交宜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和措施。

1906年9月，熊希龄被赵尔巽委为奉天农工商局总办，因办理新政有功又任农工商部商务议员。次年4月，他被派赴日本考察工商和教育。在赵尔巽离开奉天后，他改任江苏工商局总办兼苏属谘议局筹办处会办。此外还兼两江督署总文案兼宁属谘议局筹办处会办，以及南洋印刷官厂监督等职;又与人筹办宝应长湖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兼顾湖南醴陵瓷业。1909年7月，熊希龄被清政府赏给四品卿衔，派往奉天任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被推为本国农务联合会主席，之后又相继兼奉天盐运使、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奉天造币厂总办等，被称为理财能手。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后，熊希龄和张謇等立宪党人取一致态度，联名通电赞成共和。12月至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表示维护共和大局，并组织湖南共和协会，任会长。翌年1月，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熊被选为参议员、理事。之后改组成统一党仍为理事，共和党组成时亦为理事。当唐绍仪内阁组建时，他被多次邀请出任财政总长未应，后无法推辞始于4月任财政总长。上任后，他计划节减军费，速立国家银行，预筹币制办法，改良税则，筹划盐烟专卖，划分税目，速定会计法规，整顿公债等，以整顿财政。但实际工作却是要他立即筹款，负责与六国银行团商谈善后大借款。5月议定了第一批借款，因借款书上有银行团派一人为核算员的“监督条件”，立即遭到各方指责，他曾一度提请辞职未准。之后又继续与银行团商议借款，以条件太苛而停议，仍遭各方反对，乃于7月辞职。袁世凯仍要他帮助解决财政问题，委他为财政委员会会长。1913年，熊希龄改任热河都统，负责筹建热河省，以及修筑铁路、整修避暑山庄等事宜。其间曾发生行宫盗宝案，他受到怀疑。7月，他以都统名义通电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获得在国会内有势力的进步党的支持，以便顺利攫取正式大总统职位，1913年7月选择了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熊于8月任职，国务院内阁名单到9月才经国会通过，由熊自兼财政总长，以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其余五个总长均系北洋派，成为北洋派与进步党的联合内阁。由于熊、梁、汪等是社会名流，张謇是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熊希龄任职后，表示要使“中华民国成为法制国”，实行内阁制。并发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表示要整顿“内政”、财政，改革弊政，实行司法独立，提倡教育，进行经济建设，“谋自立以渐进于富强”。从主观上讲，不失为一个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但和袁世凯的封建独裁专制却大相径庭，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1913年10月，袁世凯利用国会选举正式当上了大总统，便以“增修约法”为借口，相继解散了国会和国民党，宪法起草委员会也自行解体，进而组织政治会议为御用工具，进步党亦被袁抛弃。在此环境之下，熊希龄不仅无法施行其政纲，反而只能听命于袁，恭顺地副署解散国会和国民党的命令。此后熊内阁便被袁视为障碍，袁还暗中策划各省都督攻击，利用热河行宫盗宝案涉嫌事，通过舆论制造非议，熊希龄陷于困境，十分悲观失望。1914年2月，梁启超、汪大燮联袂去职，他也只好先后辞去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之职。

熊希龄辞职后被袁世凯委为全国煤油矿督办，他仍然热心地拟订勘查开采条例，聘请外国技师探测和开发，向袁上呈筹办煤油矿的办法和意见，还打算出国考察，想转而尽心于实业。但由于资金和人才的缺乏，办理经年毫无成效，其抱负照样落空。但他仍受袁世凯的笼络，任参政院参政。熊希龄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1915年3月请假回家。数月后回到北京，时值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他不愿被卷入复辟的旋涡，8月又请假回到湖南沅州。

熊希龄回到湖南，想为地方办点公益事业，撰写《疏浚洞庭湖刍议》，考虑如何根治洞庭湖的水患。11月袁世凯电促其回京，他复电续假一个月。12月，袁施展手段，推熊的夫人朱其慧为宫中女官长，迫他返回北京支持帝制。1916年1月，熊希龄被迫回到北京，袁世凯当上皇帝，授他为中卿加上卿衔。在无可奈何之下，熊只好暂与周旋。时蔡锷、梁启超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贵州护国军攻入湘西。熊希龄借老母在家乡遭到战火又向袁请假，袁世凯此时想借重他南下，企图通过他向蔡锷、梁启超疏通商讨调和之策，于是准其只身回乡。熊希龄回到常德，致函袁世凯说明疏通无望。3月，袁又任命他为湘西宣慰使，让其联络湘西地方当道对袁军放行。熊借宣慰之名策动乾州、凤凰等县独立，并约定交战双方商订停战和约，还办理各项救灾恤民事宜。4月，熊希龄电请南北双方订立停战条例，并再向袁呈请辞职，5月还劝袁“速定退位之计”。6月袁世凯气绝身亡，他才返回北京，请求恢复民元约法。翌年2月，熊先后任平政院院长、政务评议会评议员。之后，他萌生退意，“决志隐退”，住在天津英租界奉母颐养。

决心退出政坛后的熊希龄，仍然忧心国事，眷念桑梓和民生，把他的后半生献给慈善教育事业。1917年秋他任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尽力办理赈务和河工;在北京创设慈幼局二所，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幼。翌年10月在北京香山创办香山慈幼院，自任院长。与此同时，还创设湖南义赈会、临时妇孺救济会、婴儿教保院、北洋平民工读学校、长沙平民大学、兑泽学校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混战开始，他曾任平和期成会会长，调和南北相持的政局;与张謇等组织北京国民外交协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废除临时裁判权;斡旋南北和议。

熊希龄在慈善教育事业方面的成绩卓越，社会地位显著，曾任北京老弱临时救济会名誉理事长、顺直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北五省协济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团体全国联合会临时正主任、天津红十字会名誉会董、北平红十字会会长;又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中美协进社社长、协约国国民协会会长、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等近二十个职务。所办慈善教育事业最驰名的是北京香山慈幼院。

北京香山慈幼院，不单是个慈善机构，而且是个教育机构。熊希龄主张教育贫富均平，尤注重幼儿教育，把慈善事业和教育结合，使家庭、社会、学校结成一体，同时还将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结合起来。设有幼稚园、小学、男中学、女师范、中等职业班，以及图书馆、理化馆、美术馆，还有鞋厂、铜厂、石工厂、化工厂、印刷厂、商店、农业试验场等各种工场，实行学与工结合;在教育内容上，除知识教育外，还注重人格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有学生一千六百余人。熊希龄是民国著名的社会慈善事业教育家。

熊希龄一生爱国爱乡始终如一，在其晚年，爱国热忱更值得称道。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在北京发起组织“沪案失业同胞救恤会”，并参加集会游行追悼死难同胞。翌年12月与孙宝琦等联名通电，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共定国是”。“九一八”事变后，他动员香山慈幼院的学生组织义勇军抗日;同时与朱庆澜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上海湖南人国难救济会;并呼吁张学良、冯玉祥等将领坚持抗日，积极为抗日救亡而奔走，被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上海“一二八”抗战时，他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支持抗日;在上海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恤会”，进行善后事宜;在香山慈幼院进行抗日救亡总动员，组织抗日义勇队，并赴南京敦促国民党要人抗日;还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给社会慈善事业，次第在平、津、湘三地举办十二项慈善事业。热河长城抗战时，熊希龄亲临前线视察，组织救护队救死扶伤。

1937年2月，熊希龄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国分会会长身份前往爪哇出席国际禁贩妇孺会议，会后至青岛筹办婴儿园，并往来于京沪间着手推广其慈善事业计划。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主张长期抗战，在上海与红十字会共同设临时医院四处，难民收容所八所，还设街童教育社救济儿童，积极救死扶伤。上海沦陷后，他转至香港。

1937年12月25日，一生爱国利民的著名爱国慈善事业教育家熊希龄，患脑溢血病逝于香港。

参考文献

• 周秋光:《熊希龄集》上、中、下三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 周秋光:《熊希龄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杨大辛等主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62页。
• 关瑞晋:《解放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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