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字天翼,号西广,江西安义人。1893年5月19日(清光绪十九年四月初四)生。父亲熊仰之,清末曾在地方团练任督教,后在江西巡抚衙门充当杂役,家境清寒。熊式辉在七个兄弟姐妹中居六,幼时敏而好学,七岁入本乡私塾,读“四书”、“五经”,苦练书法。
其时,维新思潮在青年中传播,熊式辉崇敬康、梁,认为国家孱弱,无以御敌,乃弃文从武,于1908年报考江西陆军小学,1911年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秘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即参加学生军奔赴汉口参战。12月回南昌,任江西都督府参谋。熊好学求进,1913年春北上,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与赖世璜等同学。
1916年初,熊式辉来到云南昆明。时袁世凯帝制自为,蔡锷、李烈钧等发动护国战争反袁,熊参加护国军李烈钧第二军,在方声涛第四师伍毓瑞第八旅任三十八团团附,南下广东。6月袁死后,护国二军改名滇军,拥戴孙中山护法。
1920年末,熊式辉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前往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与曹浩森、陈锐、杨杰同学,研读古今中外战史及战略战术方面的书籍,以及有关历史、地理书籍,学识俱增。1924年毕业归国,时值国内政局纷乱,初至河南督军府任少将高参,后应滇军军长朱培德之邀至广州,任滇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25年8月滇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校亦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熊仍为教育长。
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后,熊式辉奉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派遣,赴江西策动驻粤赣边境之孙传芳军第四师师长赖世璜反正。熊凭借同乡、同学、好友之情谊,晓以大义,力加劝说,获得成功。第四师迅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于8月中旬改称为第十四军,赖任军长,熊任党代表。当北伐军攻占长沙后,熊协同赖即率第十四军于9月3日从于都出发,次第攻占安远、信丰、梅关、大庾,进击赣州;继后又向抚州地区前进。熊率一部于9月17日北进,克吉水、古安,经宁都,向广昌、南丰、南城前进。在10月临川战斗中,第一师师长易简阵亡,熊自兼第一师师长。
江西底定后,赖世璜、熊式辉率领第十四军移师浙江,隶属东路军何应钦指挥,于1927年1月20日在丽水集结,2月初向金华、浦江前进,肃清浙东残敌。东路军克复杭州后,第十四军经宜兴、溧阳进往常州、丹阳,后奉命守备江阴。5月15日渡江北上,23日占靖江,26日克姜堰,再经如皋、海安北上,6月2日进抵阜宁,继续向鲁境攻击前进;7月18日协同友军进攻临沂城,亘三日未下。时值宁汉兵戎相见,敌军乘机反扑,徐州危急,北伐军纷纷南调,十四军于8月5日撤出鲁境,先退至扬州,继至无锡、江阴。龙潭战役后,十四军奉命于9月3日渡江向运河方向进攻,截断敌军归路。熊式辉力主迅速行动,但赖迟疑牵制,分歧显露,以致十四军迟至10月6日始行,16日到达淮安。是年冬,十四军缩编为独立第一师,熊式辉任师长;不久改编为白崇禧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熊仍为师长。1928年初,熊奉命率部进驻上海,代白崇禧所任之淞沪警备司令职。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编组为四个集团军,发动北伐奉张之战,第三十七师隶属第一集团军总预备队,熊式辉将淞沪防务交钱大钧第三十二军接管后,即率师北上。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熊式辉于5月6日陪同蒋介石便装骑马出济南城绕道至党家庄;8日奉蒋介石之命以“军使” 身份与罗家伦前往济南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傲慢蛮横,怒目恶声,竟拒不与谈。
北伐结束后,全国编遣军队,熊式辉奉调为第五师师长。1928年9月2日任淞沪警备司令,旋又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
1930年12月,正在江西策划“围剿”工农红军的蒋介石,电召熊式辉即去江西。熊在上海所乘之飞机触及盐船桅杆失事,坠入黄浦江边之泥潭,熊一足受伤,自此跛足。他到了南昌后,被蒋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长,与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一道协助蒋介石谋划“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战略及其实施方案。
熊式辉的军事学识颇受蒋介石之赞赏,为人又颇持重,乃于1931年12月接替鲁涤平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后又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明白“今天的江西危机四伏”,说要学管子,不怕苦和死,决心“汗血拼”,变贫弱为富强;当然这一切“必定要匪患完全肃清后,政治上才有办法”[1]。他秉承蒋介石旨意,首先施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体系,集大权于一身。除了在省政府组建一个“府卫大队”,配备精良装备享受宪兵待遇外,熊将地方武装全部整顿改编成十五个保安团,以后又成立两个预备师,统归自己指挥。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他将全省八十三个县划为九个行政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派出亲信担任,加强全省的行政控制;同时设立县政人员训练班,培训出大批听命的县区级官吏。在民政管理方面,为了封锁苏维埃根据地,配合“围剿”战争的需要,颁发《整理保甲方案》,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严密管理每家每户,防止“通共”、“藏共”;各县还建立保卫团,把保甲武装起来,协助正规军对付工农红军。在邻近苏区的各县的交通路口和要隘边界,还遍设碉堡,严密封锁苏区。在地方财政方面,熊推行“一税制”,把以往的各种税收加成一个总数,称为“田赋税目”,由县政府统一征收。
为了迎合蒋介石来江西督战“围剿”,熊式辉很注意南昌的市政园林建设,把蒋介石的百花洲官邸周围的东湖、南湖、北湖重新疏浚,沿湖广种树草花木,还命名“中正桥”、“中正路”、“中正大学”、“中正医学院”等等,以赢得蒋的欢心。
熊式辉向蒋介石提出在民众中开展“新生活运动”的主意,更是迎合了蒋介石要重整传统道德、改变社会风气来维护国民党统治的需要。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纪念周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要求在南昌和江西首先推行;并于7月1日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自任总会长、熊式辉与陈立夫等五人任总干事。蒋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六篇长篇演讲,并主持制订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等[2]。熊在江西全省鼎力推行,在各县都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分会,从改变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但一切均以“礼义廉耻”为基准,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的复兴”。江西成了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创始、试验和推广的基地,熊式辉自然颇受蒋的赞赏。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熊被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于1937年7月全面爆发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在赣粤边境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于8月20日将抗日宣言寄给熊式辉,熊即派人前往油山与陈毅谈判,接受陈的各项建议。9月24日,陈毅下山来到南昌,熊举行盛大的欢迎会。经过进一步谈判,熊在江西各行政区设置“招抚委员会”,将在各山区的中共游击部队编入抗日部队;并答应协助建立新编第四军。中共组织在南昌公开活动后,熊与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曾山等不断会晤,表现出团结抗日的合作态度,并接受建议成立“江西青年服务团”,自任团长,吸引青年开展抗日服务活动。熊还建立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兼任院长,延请进步学者讲课。他还创办江西农村改进社,试行“政、社、教”三合一的体制和梁漱溟提倡的“乡村建设”,开办农村实用中学和仰公中学(纪念其父熊仰之)。
熊式辉对蒋介石之喜怒哀乐甚为关注,当他获悉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赴苏十二载终于于1937年4月归来,即专程去杭州道贺。蒋经国在家乡被训读“反省”半载,时值抗战爆发,上海、南京、杭州频遭敌机轰炸,奉化也不安全,蒋介石让他携妻儿于10月内迁到南昌居住,熊当然热忱接待。熊思谋再三,想借“太子”以自重,乃向蒋介石表白“愿与经国世兄共事”,让他当省保安处处长。蒋介石答称:经国年轻,缺乏经验,不宜独当一面,可当副手,以资历练。但熊让蒋经国任省保安处副处长的同时,又请他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副团长;还聘他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军训总队长兼训育处副处长(处长为许德珩),对一千两百名参训人员进行军事操练。不久,又聘他为省新兵督练处处长,在临川温泉训练四个团七千新兵。蒋经国大展身手,备受尊重,心情愉悦,与熊相处甚洽。熊进一步又于1939年6月请蒋经国去赣州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委员兼保安司令,更得蒋介石之欢心。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订《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限共防共政策后,熊式辉在江西竭力贯彻,除解散“青年服务团”,停办地方政治讲习院外,还成立了一个江西特种委员会,专事“防谍”“保密”等特务活动,破坏中共东南分局和江西省委机关;又在泰和设立“马家洲集中营”,关押迫害爱国志士和中共党员,廖承志被捕后即被关押在此。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熊式辉将省政府南迁至泰和,翌年10月还在泰和创设“中正大学”。
1942年2月,熊式辉奉调重庆。3月蒋介石派熊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驻美,与美、英等同盟国协调对日军事行动。但同盟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会议不能带翻译入场,熊不谙英语,越一年被调回另派商震接替。熊回国后不久任中央设计局代局长,推进中央与地方政府互相联系与配合之行政计划;并兼中央银行监事长。1944年,熊在中央设计局内设立“收复东北研究委员会”,后改为“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拟订了一个国民党在战后控制东北的实施计划,包括将东北划为九省,实行三民主义施政方针,同苏联政府进行外交协商等等。
1945年6月27日,熊式辉被派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军事代表,与王世杰随同宋子文赴苏,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谈判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支持国民党政府等重大事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属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于1945年8月14日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即于8月30日将熊式辉等拟订的接收东北计划以“接收东北办法”为名公布;9月1日宣布特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并兼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10月12日,熊式辉与蒋经国飞往长春。但接收工作未能得到苏联军方的支持和配合;对四十万伪军又未妥加收编,相反,中共的大批干部加军队进入东北后,与当地的人民武装力量相结合,并对伪军加以改造,因而军力迅速发展壮大。熊的接收工作难以进行,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1月11日将东北行营撤往北平,意欲唤起美、英等国的关注而对苏联施加压力。经过蒋经国与苏联方面的交谈,熊式辉率东北行营的接收人员再去东北,先至锦州,后入沈阳,并将在华北收编的伪满军改称保安队运到长春。与此同时,杜聿明率领的国民党军队由美国军方派出飞机、军舰快速运往东北,实施“军事接收”。由于与中共方面的军事力量发生接触,内战的火焰在东北熊熊燃起。
熊式辉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依仗源源不断来到的国民党军队和美国的支援,在东北继续进军,于1946年初夺取辽西、热河一批城市,3月进占沈阳及外围城市,4月进长春,5月占四平,并部署向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占据区纵深进攻。1946年7月,各地委员长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熊式辉仍为东北行辕主任。
为先南后北夺取全东北,熊式辉与杜聿明策划在冀热辽和南满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在占领安东、通化等地后,1946年12月起集结重兵,四次进攻临江通化地区,但是遇到民主联军的强力抗御。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有四万余人被歼,东北的战略态势因而改变。
东北战事如此进展使蒋介石大为不满,1947年8月15日任命参谋总长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被免职。熊回到南京,受到蒋介石的训斥,后列名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赋闲。
1949年春,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熊式辉去香港蛰居,办了一个“海南钟声诗社”,与同好饮酒赋诗,聊以排遣。1952年赴泰国曼谷,经营一家纺织厂。1954年去台湾,定居台中。1974年1月21日病殁于台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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