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持，字慧生。四川富顺人。生于1876年1月18日(清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谢持自幼家境清贫，四岁入塾。据曹四勿所撰《谢持》传中记述：“先生幼年除耕作外，同时在小烟店操学徒业。工作时，既在柜面搓纸捻(吸旱烟用)谋微利，又在膝盖上摊书阅读，求学极为艰苦。家中的活计，如打柴、挑水等，都躬自操作。日负柴数十斤，且奔走数十里，直到二十五岁为止。”^[1]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惨遭杀害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为四川富顺人，谢持因此深感愤慨，萌生革命思想。1900年至1902年就读泸州川南经纬学堂期间，接受革命思想，结交了黄复生、黄方、吴玉章、方潮珍等一批有志青年，共同求索经邦济世之道。1907年2月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富顺县分部长，领导开展川南同盟会的各项活动。同年八月，谢持到成都后，开始主持四川同盟会机关事务。联络防营陆军，召集会党，积极筹划成都起义。同年11月，密谋已久的起义计划因事机泄漏，谢持被清政府通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四川革命党人继起，兵不血刃，光复重庆。重庆军政府成立后，谢持推却都督职务，任总务处长。

1913年3月，谢持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国民党人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谢持于是由沪挟炸药及黄兴交给的三千元经费前往北京，密谋运动倒袁。5月17日，谢持在北京被京畿陆军执法处逮捕。后因搜查无所获，参议院又提出质问，谢持暂获幸免。为了躲避北京政府的追捕，谢持曾两度流亡日本。1914年8月，正式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副部长。总务部为中华革命党之核心，谢持曾在《自述》中简要记述其经历称：“总务部之责任本重，凡党人之入内而出外也，皆取决焉。……党人之客日本也不多给，而党部按月佽之，由总务部核定，有弗之给或给而不足者则怨，至有以掌击余，于是知不顾公家之艰难，虽党人亦有如是之甚者。”^[2]

1917年8月，谢持南下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曾先后被委任为大元帅府参议、护法军政府代理秘书长。1919年1月26日，孙中山离粤赴沪后，由谢持代行总裁职权。主持粤局期间，谢持一方面以代总裁身份参加军政府政务会议的议事活动，一方面积极协助孙中山建立四川革命根据地。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军政府撤销。谢持被任命为总统府参议，兼理中国国民党党务。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谢持受命前往香港筹款。所筹款项对事变后之应急处置至关重要，据史料记载称：“大部分之款，均遣人送到座舰，其余则为议员被叛军迫离广州经港赴沪者川资之用。谢秘书长一面接洽各方，一面派遣同志，每日不分昼夜，附送报告和款项。”^[3]

由于陈炯明之叛变，广州非常国会被迫解散。北洋政府趁机排斥护法议员，于8月1日召集旧国会议员在北京集会，宣布要承继民国六年二期常会。这样，不仅在广东的全部护法活动可能被视为非法，北洋政府还可能借此招牌在政治上合法化。九十月间，谢持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北京，领导护法议员在国会中的斗争。据邹鲁《回顾录》记称：“这次国会究竟应该继续民六或民八，成为一切先决问题，我和谢持先生力主继续民八;因此所有赞同继续民八的议员们的行动和言论，都由我们两人领导。”^[4]这一时期，谢持除在国会奋争外，还设法拓展国民党在北方的党务工作。

1923年3月26日，孙中山离沪前夕，委任谢持为全权代表，代为主持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本部工作。1924年1月16日，谢持离沪赴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之一，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谢持是率先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之一。1924年6月18日，他以监察委员身份，与邓泽如、张继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10月17日，谢持提请辞职。据《日记》记称：“提辞职书，辞本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盖因病旷职，而又恶共产派之横恣也。”^[5]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谢持因涉嫌受牵连，于9月初离粤赴沪。9月底，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筹组召开所谓的“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正式会议于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史称“西山会议”。会议决议取消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者之党籍，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宣布永久开除谢持、邹鲁二人的党籍。“西山会议派”亦针锋相对，于4月1日在上海召开所谓“二大”，公开与广州抗争。直到4月10日闭幕的整个大会，除了5日由邹鲁主持之外，皆由谢持任大会主席。谢持当选为上海“二届中央”的常务委员，并实际主持上海环龙路党部的日常工作。

1927年3、4月间，蒋介石决心清党反共前夕，一面派吴稚晖等暗中与“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等人疏通，一面仍继续主张“联俄”、“容共”、“打倒西山会议”。“四一二”政变期间，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一面奉蒋之命，解除由共产党所组织的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查封设于环龙路四十四号的“西山会议派”所设的上海中央党部。谢持对蒋介石这种“挟智任术”的做法，内心深感忧虑，4月19日在日记中写道：“清党之气颇振，主军政者挟智任术，舍大路不由而以伪先天下。吾人守西山会议之正，初无所损益，然欲导天下于正，不几南辕北辙耶!故为国须识大体。”^[6]

1927年9月15日，国民党宁、沪、汉三方中委分别在南京召集临时会议，决议正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统一党务，并于三个月内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谢持被推选为中央特别委员会三人常委之一，并任中央组织部长。特委会成立后，因汪精卫之公然反对、蒋介石之不合作，前途荆棘。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伐唐(生智)胜利之大会时，发生骚乱，致死伤多人，是为“一一二二”惨案。事后，别有用心之一方将矛盾直指谢持与邹鲁等人为主使杀人者。谢持因受牵连，对纷乱的政争表示厌恶，于11月26日离开南京返沪，在日记中记称：“政争，乱之源也。吾不人竞，吾不能止乱，惟退而息耳。”^[7]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谢持对此颇有微词，在日记中写道：“介石受国民政府之命复总司令职，殆不信不义之尤耶!是非不顾也，先后言论行动之矛盾不顾也，出尔反尔不顾也，惟权位是重。虽然，亦姑视介石今日以后之行为何如，吾不欲苛责。”^[8]寓居上海期间，谢持多次拒绝南京方面入京之邀请，积极谋划“西山会议派”之言论喉舌——《江南晚报》的扩张及《清党实录》的编印。

1929年9月中下旬，谢持北上天津、北平，参加北方以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反蒋运动。12月12日，南京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开除汪精卫、谢持等人的党籍。谢持等人于次日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此后，谢持积极参与筹组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1930年8月7日，扩大会议于北平正式召开。会议通过扩大会议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并推定谢持等七人为常务委员。谢持还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

扩大会议失败后，谢持化名李佛生，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在天津建立反蒋联络站^[9]。当时北方的众多反蒋的军人都秘密加入谢持所主持的反蒋联络站之中。1931年3月1日，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因约法之争遭蒋介石囚禁后，各方反蒋力量再次聚集，5月27日，汪精卫、邹鲁、孙科等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谢持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谢持返沪，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和平会议。在随后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谢持先后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1931年年底，谢持身体急剧恶化，全身瘫痪，自此一病不起，很少与闻政事。1939年4月16日，谢持在成都东郊厚生农场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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