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字雪明，号思鹤。原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1884年2月3日(清光绪十年正月初七)生于澳门。童年随父亲寓居澳门，入私塾习旧学。因与一位葡籍牧师为邻，听其弹奏风琴，常为之神往，乃爱好音乐。

萧友梅十六岁入广州时敏学堂，习算学、格致等新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01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附中，兼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声乐。1906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同时继续选修音乐。这期间，他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积极开展了新的音乐活动和音乐教育活动，并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1906年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洪流。他常以自己的住所供孙中山同廖仲恺、胡汉民等集会，并掩护他们躲避日本宪警的追捕。1909年萧在东京帝大毕业后返国，在北京清政府学部任视学官。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萧友梅为总统府秘书。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萧友梅于5月任广东教育司科长。

萧友梅立志研习音乐，1912年11月由北京政府教育部资送留德。他先后入莱比锡大学和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专攻音乐理论及音乐教育学，并以《十七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的论著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萧友梅又转入柏林皇家大学，选修教育、伦理、音乐、美学、心理等学科，同时在施特恩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作曲、指挥及配器等。他在德国直接受到著名音乐理论家李曼·谢林(Riemann Scheting)以及钢琴家泰许莫来(Teichmuler)的传授，对近代西洋音乐有了相当的造诣。

1920年9月，萧友梅学成回国，应蔡元培的邀请，执教于北京大学，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导师。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音乐发扬光大，使之无愧于文明古国的盛名，首先必须立足于音乐教育，建立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合格的音乐人才。他主张师范与专业人才并重，有了各方面的音乐人才，音乐这门艺术才能得以发展，才能对国民文化教育有助益。基于这一思想，他致力于开拓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他在北京大学与刘天华、杨仲子等一道，将音乐研究会这个娱乐性的社团改办成音乐传习所，任教务主任。同时，还主持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专修科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并创办了中国现代第一个管弦乐队——国立北大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小乐团。在这些音乐机构中，他既负责筹办行政事务，又亲临教学第一线，除讲课、辅导乐队排练、担任合唱指挥外，还编著教材，从事音乐创作。他编著了《普通乐学》、《和声学》、《曲体学》及钢琴、风琴、小提琴等教科书，创作了近百首乐曲。他的歌曲集《今乐初集》和《新歌初集》是我国最早的两本作曲家个人的创作专集，其艺术歌曲《问》曾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此外，《南飞之雁语》、《女子体育》、《落叶》、《踏歌》等歌曲也都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他还撰写过数十篇论文发表于各种音乐杂志上。为了推进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他于1920年向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了成立音乐学院的重要建议，但未能实现。

1927年，由奉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勒令北京的音乐教育机构一律停办，致使萧友梅惨淡经营起来的这些音乐教育之苗夭折。萧友梅十分气愤，乃南赴上海，在蔡元培的鼎力支持下，经多方奔走呼吁，于同年11月在上海建立起我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蔡元培任院长，萧友梅任教授、教务主任。次年，蔡元培辞去院长职，由萧友梅代理院长。1929年9月。国民党政府把音乐学院降格为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任校长。

萧友梅在音乐教育中，主张教学课目、教学方法应当学习借鉴欧美成功的经验。他说：“中国的音乐教育已停顿了一千多年，拿来同西方音乐比较，当然事事不如西方音乐的进化，所以西乐理论都应该学习介绍进来。”^[1]他将经费中的大部分用于聘请外籍教授，使规模不大的音专拥有许多高水平的外籍教授和欧洲一流水平的音乐家。为了造就出我们自己的专业音乐人才，他从学生入学考试、每次专业观摩以至期考、年考、毕业考等都亲自出席，严格掌握标准。他还放弃假期的休息，亲自办暑期补习班教课，以提高作曲专业学生的入学起点。音专规模虽然不大，但它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唯一的基地。萧友梅一方面招收各省学生来校学习，以便学生毕业回去在各地开展音乐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他广泛团结音乐界人士，在上海组织“乐艺社”，还出版《乐艺》、《音乐杂志》等刊物，传播音乐知识，宣传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萧友梅采用西方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制度，目的是要创造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音乐。在纪念国乐导师刘天华去世时，他呼吁：“海内从事旧乐者，急宜奋起，破除成见……一面研习西乐理论，一面改良教授法与记谱法，使国乐终有发扬之一日。”^[2]他反对“全盘西化”，无论是音乐创作和器乐、声乐作品，都要“适合于中国人的耳朵”^[3]，强调“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作品的，要用国语来唱本国的歌调，努力具有中国味儿的新歌曲”^[4]，大力推荐、宣传并创作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他与蔡元培、赵元任、刘半农等人组织了“国乐改进社”，还在音专开设民族器乐专业，规定作曲专业学生必修一件民族乐器，并且亲自讲授旧乐沿革的课程。为了创作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新音乐，萧友梅在《乐艺》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他译为五线谱的十余首昆曲。在他的遗稿中还有从《元人百种》中译为五线谱的带唱词及伴奏过门的戏曲百余首。此外，他还译谱京剧唱腔约百首。他不仅对昆曲曲调饶有兴趣，对元、清的戏曲音乐也有兴趣。他做这些准备工作，是想深入地从现在还盛行的戏曲音乐中，探索我国古代的音乐宝藏，使之能更好地发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新音乐。

萧友梅是一位具有爱国热情的音乐家，曾经在各个时期创作过一些广为流传的爱国歌曲，如1924年5月4日他发表一首《五四纪念爱国歌》，在当天国民音乐大会上演唱。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他创作了《国耻》、《中华好》、《国民革命歌》三首，在群众中广为流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谱写了《从军歌》等抗日歌曲。“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与音专的同学组成“国立音专抗敌后援会”，组织演出队慰问抗战部队，并上街募捐支援抗日义勇军。1936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秀麿访问上海时参观音专，上台讲话时，萧友梅不许他讲日语，他只得讲德语;接着萧让学生代表发表了一篇谴责日本侵华的义正词严的讲话以示抗议。近卫秀麿要将一架钢琴赠送音专以示“中日亲善”，萧友梅严正拒绝。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友梅鼓励和支持音专部分师生到大后方去，自己忍受贫病留在上海继续办好音专。日伪威胁利诱，要他与日方合办音专，他始终不屈不移。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汉奸政权后，曾拉他去做官，他更是不予理睬，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萧友梅因多年积劳成疾，于1940年12月31日病逝于上海。

参考文献

• 陆仲任:《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 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编:《中国音乐家小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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