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耀南，字珩珊。湖北黄冈县仓子埠(今武汉市新洲县孔埠区)人。1877年3月(清光绪三年二月)生。他出身寒微，家境清贫。祖父做过乡村塾师，父萧元亭曾以贩卖鳝魚为生，后充货郎。萧耀南幼年曾就读于乡间启蒙馆，及长赴县考两次未中，但因“挂过水牌”，得以在乡间充启蒙馆塾师。任教期间，“每年所得束脩费仅二十余贯钱，不足以赡家”^[1]。他二十岁上与当地女子苏氏成婚，婚后生活更加拮据。他慨叹：“曷如效彼班超，投毛锥而事戍伍，纵弗侯封万户，亦何致不能资生!”^[2]遂拿苏氏平日纺的十几两线卖钱做了盘缠，经自赴武昌第八镇工兵营当了一名士兵。

1900年，萧耀南考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将弁学堂，在三年受学期间深得教官哈汉章的赏识。毕业后，萧入护军左旗充第二营哨官，翌年兼充帮办及护军左旗随营学堂教员。1906年5月，萧耀南得军谘副使哈汉章的引荐，入陆军练兵处任一等科员，翌年改任军谘处第一司一等科员;1907年7月，入陆军学堂第二班肄业，同班同学有伍文渊、阮肇昌、李景林等人。

1909年，萧耀南入军谘处总务厅，任一等科员，不久补升科长。同年冬，萧被派至北洋第三镇统制曹锟处任正参谋官。因他恭顺寡言，且有一定的办事能力，颇得曹锟信赖，1910年兼任第三镇第九标第三营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后，曹锟所部移驻西娘子关镇压燕晋联军，萧被擢升为第十二标标统。1912年初，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袁世凯不愿南下;当南京迎袁专使到达北京时，曹锟在袁世凯的唆使下于2月29日在北京制造“兵变”，以乱兵纵火抢劫，通宵达旦，为袁拒绝南下制造借口。此次事变，萧耀南始终参与其谋。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第三镇易名第三师，调赴北京保卫京畿，曹锟任师长，萧耀南任第三师参谋长。袁对北洋军中的南方人加以清除，萧原也在清除之列，后由于曹锟向袁力保而得于其位。1913年，萧调任第九团团长，因赴河南镇压白朗起义“有功”，授陆军少校衔。翌年，袁世凯任命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驻兵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力量，萧再为曹锟重用，升任总司令部参谋长。1915年末，袁世凯接到云南独立的警报后，命曹锟督师入川，帮助陈宧镇压护国军，萧随曹入川，与护国军交锋。袁命第三师扩军，曹锟成立五营卫队，萧耀南改任卫队统领。6月，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曹锟利用萧耀南与黎元洪同乡的关系，经萧耗费六十多万元向黎之左右游说，终于替曹谋得直隶督军的重要职位。随后，曹的第三师开赴直隶驻保定，并扩军成立三个混成旅，萧耀南任直隶第三混成旅旅长。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组阁。孙中山为维护革命成果，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南北双方再次形成对峙局面。段祺瑞派曹锟为南征总司令，以吴佩孚代理第三师师长。当时湖南督军谭延闿曾动员湘军第二师北伐，段祺瑞闻报，即电吴师开入长沙，阻止南军;萧的第三混成旅此时也为吴佩孚所辖，随驻衡阳、祁阳一带。曹锟企望在南北战争中争得副总统一职，因而积极内战，于次年将其部队全部拉出，移向鄂南，萧耀南的混成旅也在其中;曹同时任命吴佩孚为直军前敌总指挥。不久，北军又一次攻入湖南。

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反对卖国的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1918年6月，萧耀南等五个旅长联名请假，湖南前线产生了主和派。吴佩孚拒不执行段祺瑞进攻两广的电令，公开反对“武力统一”政策，8月发表致代总统冯国璋的“马电”，请冯颁布停战令，俾南北军队一致对外，萧耀南是电报列名者之一。9月，萧耀南与湖南战线南、北军将领吴佩孚、谭延闿等二十余人联名发出“寝电”，请冯国璋颁布停战命令。这是自有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北洋派领袖的第一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南北和议，萧耀南随吴佩孚驻军邢台、洛阳。

1920年，北洋军阀直、皖两系矛盾日益尖锐，直系首领曹锟亲自到天津行誓师礼，遣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7月，战争爆发，直军以逸待劳，连克皖军。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在吴佩孚的指挥下，向涿州进兵，以一旅之兵击败皖军一师以上的兵力，为捍卫保定大本营立下汗马功劳。直系获胜后，部队又复扩充。10月第三混成旅扩编为第二十五师，驻兵郑州，萧任师长并被授陆军中将衔。后来，第二十五师成为萧耀南统治湖北的基本力量。是年，萧耀南回家乡建造了萧家庄园。

其时鄂督王占元在湖北实行残酷统治，各界人民发起驱王运动，要求“鄂人治鄂”。其中一派人士暗与萧耀南联系，准备取而代之。曹锟、吴佩孚暗中拟定以萧耀南接替王占元为湖北督军，因为萧是湖北人，符合鄂人治鄂的要求，又能完全听命于己。这时，蒋作宾、孔庚、李书城等人则另辟途径，到湖南请兵，请求湘军“援鄂”驱王。1925年7月，湘军下总攻击令，王占元闻讯即电吴佩孚求援。在保定商讨出兵援鄂的会议上，萧主张利用这一机会把湖北拿到手，吴佩孚十分赞赏，立即委派萧为“援鄂”总司令，并密嘱萧“援鄂不援王”。萧率第二十五师7月31日到达汉口，派兵扼守重要据点，但不与王占元见面。此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王占元不断催促萧军增援，萧却借口军队尚未集中，拒不发兵，同时拉拢汉口镇守使杜锡钧，形成湖北内部的倒王势力。8月9日，王占元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后，被迫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同日，北京政府即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萧耀南上任后不久，吴佩孚来到汉口，连续任命其亲信担任鄂省的重要职务，将萧安排的人员全部改派，一时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萧耀南对吴佩孚不敢有一个不字，百依百顺，完全听从吴的支使。在吴佩孚的授意下，萧向湘军提出停战建议，以期赢得调兵遣将的时间。8月下旬，直军在咸宁汀泗桥、官埠桥击败湘军，进占岳阳。此后，萧耀南秉承吴之旨意主持湖北防务。

曾经积极筹划洪宪帝制的亲日派官僚梁士诒，在张作霖支持下于是年12月出任国务总理，实行亲日政策，竭力压制直系势力。1922年1月5日，吴佩孚发出倒梁“歌电”，萧耀南追随吴攻梁，连发“青电”、“文电”、“铣电”，指责梁内阁勾结日本，并斥责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数落奉系祸国殃民十大罪状。4月，直奉战争爆发。萧耀南源源供给枪弹粮饷，使鄂省成为直方的主要军饷和军火基地。萧所辖军队虽未直接参战，但是他原地待命，既作为直系的机动部队，又可抵御支持张作霖的卢永祥部从东南方面的袭击，同时还摒除了孙(中山)段(祺瑞)奉(张作霖)三角同盟来自南面的威胁，解除了吴的后顾之忧，使吴得以全力对奉作战，击败奉军。直奉战争结束后，曹、吴为首的直系军阀主张迎黎(元洪)复位，借以驱逐南北两总统孙中山和徐世昌，6月萧耀南通电附和。在直系的拥戴下，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不料，黎一上台，为限制各省督军的权力，以进一步达到废督裁兵的目的，分别任命了七名省长，其中汤芗铭为湖北省长。曹锟、吴佩孚本意是要将湖北完全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岂能容得异己插足，于是出面干涉，电黎元洪力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萧本人更欲总揽鄂省军政大权。在萧耀南的唆使下，湖北一些人组织了“拒汤团”，大造舆论反对汤芗铭到任。汤到汉当天，萧又发动不少人在沿江码头摇旗呐喊，拒其入境。汤见此情形，当即返回，终未到职。半月后。萧耀南宣布他是不得已循公民之请，权兼省篆。当时明白内情的人皆讥称其为“萧自兼省长”。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吴佩孚军队前往进行武装干涉，总工会于2月4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吴佩孚电令各地军队开赴各车站，包围工会，破坏罢工斗争。萧耀南接到命令后，责成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镇压罢工工人，并密令汉口警察厅、稽查处派出便衣特务，密切注意罢工动态。5日，萧派张厚生到江岸分工会，要挟交出京汉铁路总工会及江岸分工会负责人，遭到工会的严词拒绝。6日，在共产党人陈潭秋等的组织领导下，武汉十八个工团和学生联合会赴江岸举行万人慰问大会，会后万余工人游行示威，共产党员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走在队伍的前面。这次罢工与游行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恐慌，吴电示萧应即武力制止，“以遏乱萌”。萧即任命张厚生为刘家庙铁路警路司令，部署武装弹压。7日下午，张率两营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分工会，开枪打死三十六人，打伤二百余人，捕杀了林祥谦、施洋，制造了“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萧耀南派兵封闭了湖北工团联合会、扬子江机器工会等十几个工会，毒打工人，拘捕代表，查封湖北工团联合会的机关刊物《真报》，并迫令武昌《大公报》停刊。萧并在汉宣布特别戒严，严禁人民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10月，直系头目曹锟在帝国主义及各省军阀的支持下，开始了贿选总统的活动。萧耀南对曹锟这次贿选，不遗余力，倾心相助。为配合曹锟的选举，他在鄂省召集军、政、绅、商各界联席会议，主张速选总统，为曹上台大造声势。曹锟、吴佩孚在贿选总统的时间问题上尚有分歧，萧耀南凭着与双方的特殊关系，居中斡旋，使吴转而附和曹锟，不再作梗。萧还联络直系嫡派以及与直系有关的督军、省长，共同拥戴曹锟。贿选经费由各省摊派，萧耀南不顾鄂省人民反对，承担六十万元。曹锟就任总统后，论功行赏，大封直系诸将，11月11日下令特任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受吴节制。14日，曹锟又封萧为上将军，勋一位。萧值此官运亨通之际，支持同宗族人续修萧氏宗谱，并亲自撰写了《续修宗谱叙》，谓“修明谱事”，是为“稍尽后人之义，借补往日之衍，载诵先芬，丕承前绪”^[3]。他还请曹锟、吴佩孚分别为萧氏宗谱题写了《楚黄萧氏续修宗谱序》、《黄冈萧氏续修宗谱序》，以壮声势。

1924年2月，北京政府下令加派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第二十五师师长职由陈嘉谟继任。这年正是萧耀南五十岁生日，他不顾人民疾苦，大举庆贺，还飞帖通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生日当天，前来祝寿的有北京政府大员，各省督军、省长或其代表，湖北各地区高级军、政长官等，贺客达五千人之多。曹锟、吴佩孚也撰联助兴。9月，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哨战的江浙战争爆发，直系从鄂、豫等省源源接济苏军。萧耀南除与冯玉祥等人联名通电讨伐浙督卢永祥外，还派王汝勤部东下援苏，将汉阳兵工厂枪弹尽数支援苏军。10月，浙军失败，鄂军张允明部首先开进上海。与此同时，第二次直奉大战也在北方进行。萧耀南援苏助吴双管齐下，忙于协筹款项，供给军需，共输送军饷二百万元，子弹五百万粒，铜元一百二十万串。10月22日，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使直军迅速崩溃。面对这瞬息万变的形势，萧耀南发出助吴讨冯通电，表示：“耀南誓随鞭镫，翦此顽凶。”并令陈嘉谟师、寇英杰旅准备沿京汉路北上援吴，后因山东、山西宣告中立，道路被阻而作罢。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全军覆没而告终，吴佩孚率残部南下，经天津至上海，萧派舰前往迎接，吴于11月17日到达汉口。

战后，国内各方势力消长：曹吴势已衰颓，段祺瑞重执政柄，冯(玉祥)张(作霖)明争暗斗，孙传芳在东南逐渐稳固。萧耀南为了达到自保的目的，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巧妙周旋，对吴佩孚、段祺瑞、孙传芳分别采取了疏远、软抗、联合的策略。11月17日，吴佩孚在武汉设立护宪军政府，萧耀南表示“保境息民”，随与孙传芳等联名通电拥段出山，否定吴佩孚的军政府，吴只得回河南另谋出路。12月初，吴佩孚在洛阳遭镇嵩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崐驱逐，欲往武汉，萧耀南得悉后即电吴劝其下野，鄂省议会亦拒吴入境，吴只得在鸡公山停留下来。1925年1月，吴不待萧的同意，独自进入汉口。萧碍于老上司的情面不便以武力驱吴，但他受段祺瑞政府的任命为湖北军务督办兼省长，为避免引起段的不满，于元宵节后将吴佩孚送往黄冈，对外仍说是“拒吴保鄂”。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工人、学生于6月11日在大智门一带游行演讲，英国水兵用机关枪扫射游行群众，游行队伍沿英租界码头向北后撤，不料却被萧耀南派出前往弹压的军警挡住退路。群众被迫再次返回英租界时，各国“义勇队”和美国水兵突从北京街冲出，用机关枪扫射，当场打死八人，打伤十七人，数天后又有三名重伤者在医院死去。惨案发生后，萧竟向英帝国主义道歉，为他们惨杀中国民众开脱罪责;另一方面则逮捕进步人士，通缉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萧耀南在湖北遏制民众反帝怒潮、为虎作伥的行径，使湖北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

面对奉系势力逐步向长江流域扩展的严峻形势，萧耀南提出了所谓“拥段、尊吴、联冯”的主张，以对抗奉张。7月，萧与属于冯系的河南督军岳维峻在鸡公山秘密签订了鄂豫同盟条约，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奉系。此时，吴佩孚在岳阳同各省军阀频繁联系，图谋东山再起。吴的部下亦在汉口公然组织拥吴机关。萧耀南意识到吴再起之期不远，遂转而通电吴佩孚，敦请其出山。10月21日，吴佩孚由岳阳乘舰到达武昌，萧耀南亲率文武官员和军乐连前往码头恭迎。吴在汉口查家墩正式成立反奉的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任命萧耀南为湖北讨贼联军总司令及后方筹备总司令。为满足吴佩孚的需求，萧耀南又一次在湖北调兵筹饷，扩充、改编了四个混成旅。

吴佩孚对于冯玉祥1924年11月的倒戈耿耿于怀，于1925年底与奉系捐弃旧恨，联合起来反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1926年1月，吴佩孚以鄂省为基地，分三路进攻河南，萧耀南坐镇湖北为吴之后援。

1926年2月14 日，萧耀南因患肺病不治身死，时年四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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