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同兹，名异，号涵虚，以字行。1895年11月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生，湖南常宁人。父萧越名，是个常年远走川、黔、粤、赣等省的行商。萧同兹七岁入本乡私塾，十三岁入衡阳联郡中学，1911年毕业。1913年入长沙中等工业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前身)预科，翌年秋升本科机械专业。在校时他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其后又与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黄爱等人为友。

1917年，萧同兹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实习于长沙电灯公司。次年离湘北上，欲前往法国勤工俭学，遂在天津法国永和机械厂任绘图员。嗣因赴法勤工俭学未成回到湖南，1919年3月在长沙湖南兵工厂任考工员。1920年冬，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湖南劳工会，他参与做些宣传工作。为了与黄、庞二人共同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5月转入湖南第一纱厂任技士。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领导纱厂工人罢工，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萧为避祸逃至汉口，在《江声日报》披露黄、庞血案真相，控诉赵恒惕的罪行。同年秋返回长沙，任湖南乙种工业学校教师，不久转至湖南铜元局任事。1923年8月，谭延闿在衡阳组设讨贼军总司令部，萧任该司令部行政委员。是年冬，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率部去粤，萧又回到长沙任湖南铜元局总务课长。

萧同兹从事工人运动，是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准绳的，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1924年他去上海，与王光辉等一起，打着湖南劳工会的旗号，参与“上海工团联合会”的活动，专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办理了正式加入国民党的手续。翌年7月，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职工同志会任总干事。11月郑公玄等人与广州反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联系，将上海“国民委员会”改组成上海孙文主义学会，萧加入该组织，从此积极反共，破坏上海工人运动。1926年初，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设立中央党部，他任劳工部干事。因反共气味相投，他与吴铁城结识。

上海“四一二”清党反共后，萧同兹因长期在沪从事反共活动而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赏识，赴南京工作，6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劳工局处长。翌年他转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先任征集科长，主管联系新闻界事宜，受到宣传部秘书长叶楚伧(代理部务，翌年4月出任宣传部长)的器重，嗣任宣传部秘书。1929年冬，他被派往东北调查“中东路事件”，跟从吴铁城“慰劳”东北军，怂恿张学良反苏。翌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在东北的张学良有举足轻重之势，他又随张群、吴铁城再次前往东北“宣慰”，争取张学良站在蒋介石一边。

萧同兹在1932年春得叶楚伧的举荐，受命出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中央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广州，原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附属机构，工作量甚小，影响不大。萧受命后雄心勃勃，力谋扩大中央通讯社业务，为国民党统治效力。4月，萧受到蒋介石特别召见。他向蒋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央社独立经营，成为社会文化机构，迁出中央党部;二、以新闻为本位，自设无线电新闻专业电台，发稿有自由裁决之权，不受干预;三、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之权，不受干预。蒋介石答应了他的请求，萧遂于5月正式任中央社社长职。他将中央社加以改组，下设编辑、采访、电务、事务及秘书诸室，延揽人才，大力增添设备和建立国内外分支机构。他拟定了“十年扩展计划”和“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决定自备电台直接通报，十年内建成全国电讯网。在经费方面，得到蒋介石、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及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院的全力支持，以便使中央社能适应蒋介石正在进行的反共战争和强化其统治的需要。萧还获得蒋介石手谕，派中央社电务部主任高仲芹去德、意等国，购买无线电发报机和电讯器材。中央社首在上海、汉口设立分社，翌年于北平、天津、西安、香港也增设了分社，于南京、上海新设电台。1934年与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签约，以交换稿件办法取得两社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的中文发稿权;同时聘请北平英文《时事日报》主笔任玲逊在天津创设英文部，开始供应英文新闻稿。随着蒋介石反共军事行动和对西南地区统治的进展，中央社在南昌、贵阳、重庆、成都等地又增设了分社。1936年，萧聘请原《北平晨报》总编辑陈博生任驻日本东京特派员，筹办东京分社，还派总社采访主任冯有真赴柏林采访奥林匹克运动会消息，逐渐地发展国际新闻业务。至1937年，中央社在国内已有分社十二个，通讯员办事处二十五个;国外设有日内瓦、新德里通讯员办事处和东京特派员办事处。中央社供应全国二百五十余家报社的新闻稿，形成对全国新闻通讯的垄断，迫使著名的民营通讯社天津国闻通讯社关门、上海申时电讯社停办。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同兹将中央社先于年底迁往汉口，继于1938年10月迁渝。萧任陈博生为总编辑，自己则专任社长职。在蒋介石和陈布雷的支持下，大力扩展中央社业务，进一步把中央社分支机构伸入西南、西北各地。除在长沙(后移沅陵)、洛阳、福州、连县(后移龙川)、屯溪、赣州(后移宁都)等地增设分社外，更于恩施、桂林、昆明、宁夏、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新设分社;在国外则于新加坡、新德里、加尔各答、巴黎、华盛顿设立分社，于柏林、莫斯科等处派出特派员或特约通讯员;还在永安、沅陵、吉安、重庆、西昌、昆明、贵阳、南郑、兰州等地新设电台。虽然中央社在沦陷区的分支机构被迫撤去，但此时拥有国内外分支机构已增达四十处，职工一千二百余人。在国际电讯方面，除继续与路透社维持合约外，又与美国合众社订约，并先后接收法国哈瓦斯社和德国海通社在中国的电台，由中央社抄收柏林总社电讯经选择后编发。中央社还在成都设立了国际广播电台。

萧同兹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军事报道的需要，常常临时派出特别记者或随军记者，设立随军组携带收发报机采访军事消息。1940年1月，陶希圣、高宗武携带汉奸汪精卫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即日汪密约)潜入香港，萧闻讯即由渝赶至香港亲自参加采访。他与陶、高二人会晤后，即将“密约”交香港《大公报》发表，然后由中央社香港分社发往重庆，供全国各报披露。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社对全国新闻通讯的垄断又有进一步发展，它配合国民党的新闻专制政策扼杀新闻自由，又竭力为蒋介石的反共摩擦政策服务，制造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舆论。萧同兹在国民党内外的地位更加提高，1944年在重庆被举为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翌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同兹派员分赴台湾、杭州、太原、长春增设分社，前往香港、武汉、广州、洛阳、长沙、南昌等地恢复旧社;还派员抢往京、沪、平、津及东北，接收日本同盟社、伪中央电讯社、伪中华通讯社和伪满通讯社等敌伪通讯机构。中央社还在国外恢复和新设了东京、西贡、马尼拉、安哥拉、旧金山、巴黎等分社或特派员办事处，同时还恢复和新设了电台三十余处。在中央社总社于1946年3月迁返南京后，他为了加强采访、编辑、电务三部的联系，利用“美援”在美国订购了中型军用三百瓩发报机三十台、交流收报机七十余台、二点五瓩短波发报机十台，以及发报机设备等等，积极为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服务。1947年又在南京燕子矶附近建筑国际发报台，进一步发展国际通讯与广播。中央社作为全国新闻通讯的垄断机构更加庞大，至1948年国内分支机构达五十二处，国外二十五处，职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人，垄断全国五百六十余家报社的新闻稿，自称为“黄金时代”。萧同兹在国民党新闻通讯事业中声望达到顶点。他雄心勃勃地想要把中央社跻进世界大通讯社的行列。

战后的中央社在萧同兹主持下，虽然机构更加庞大，可它的方针是紧紧地为蒋介石反共内战服务，一切言论都是替国民党反动统治辩护和粉饰，因而遭到广大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唾弃，其庞大也只是虚有其表。曾任中央社总社编辑部主任的唐际清事后回忆说：中央社“劝导民众保持镇静，虽然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发消息落人之后，往往为各地报界所诟病”，所发战讯“亦失去读者信心”，庞然大物的中央社“黯然无光”。萧同兹虽有一腔勃勃的野心想使中央社更加发展，可最后却被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所卷没，中央社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惨败而步步萎缩。1949年秋，他将中央社重要器材和资产撤往台湾，自己则于10月由广州至香港，1950年3月转至台湾。

萧同兹在台湾继续主持“中央社”工作，同年10月改组实行“企业化”，成立管理委员会，他辞去社长职，改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12月退休，但仍任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此外还兼台北市报业评议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和私立复兴戏剧学校董事长等职。

1973年11月11日，萧同兹病殁于台北。

参考文献

•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75年版。
• 张佛千:《漫谈萧三爷》,台北《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
• 《萧同兹传》,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4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版。
• 《中央社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上、下辑,“中央社”1944年重庆版。
• 左东枢:《回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冷若水主编:《中央社六十年》,“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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