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松茂,名世澄,以字行,别号渭川。浙江鄞县人。1880年10月9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初六)生。先世以耕读为业,至其父项锦三,始与其兄项仕元,在杭州合伙经营皮毛牛骨山货行。项松茂幼年随父读书,稍长进入私塾,十四岁到苏州陆姓皮毛牛骨行当学徒,工作繁重,生活艰苦,项勤工苦学,满师后为店东所倚重,委以账务。
1900年,项松茂经在上海中英药房任经理的舅父吴志成引荐,入中英药房任会计。项办事认真,“遇事富有责任心”[1],而且“无不心细如发”[2],初露了他的才能。1904年吴志成去世,陈镜如接任经理,委项赴汉口开设中英分店并任经理。项在汉口分店独当一面,积极规划经营,“业日以隆”[3]。1909年汉口组织商会,项被举为董事。1911年项受聘任上海五洲大药房经理。这是项赖以发展成为西药业巨子的基地。
五洲药房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杭州广济医院药剂师谢瑞卿、中法药房总经理黄楚九等合资创设,“资本不过万元”[4],初由谢瑞卿任经理。五洲药房制销的药品中,有吗啡含量的“甘露戒烟丸”利润甚厚。当时谢瑞卿不专心经营,暗自制销“清心戒烟丸”另谋私利,经劝阻无效,夏、黄乃命谢退伙,联名电邀项来沪接任经理之职。项到任后,即以“勤俭”二字作为企业的方针,先将店中华丽陈设变卖,移充经营资金,增为规银一万五千两。项又拉拢钱庄跑街俞钜卿为副经理,取得资金上的支持。1912年将店址自福州路广西路口迁移至福州路河南路口。项工作勤奋,“每至夜半始寝”[5]。他加聘药剂人员,成立“合药间”,加强自制本牌成药,计有“人造自来血”(治疗贫血病)、“补天汁”(健胃补虚)、“海波药”(清血解毒)、“月月红”(调经)、“助肺呼吸香胶”(化痰止咳)、“树皮丸”(健脑润肠)等药。
项松茂鉴于国内西药市场的日趋扩大,乃与夏瑞芳商定,将原为合伙组织的五洲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正式宣告成立,以夏筱芳、黄楚九、项松茂、陈如翔、印锡章等为董事,张蟾芬为监察。次年黄楚九退出五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的西药和原料减少;五四运动又掀起了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从而为国产成药打开了销路。五洲的“人造自来血”,1920年年产量高达五万三千六百二十五升,比1913年猛升百分之一百四十三点六。同时又增加了“代参膏”、“肥儿疳积糖”、“鱼肝油精丸”、“麦液止咳露”和“止咳杏仁露”等品种的生产,营业额和盈余额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由1915年营业额三十一万元,盈余一万七千元,到1920年时营业额即上升为一百三十七万三千八百三十一元,盈余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二元,各增加百分之三百四十三和百分之九十二。这些高额利润的获得,为五洲扩展事业提供了经济实力。
西药业原是以贩卖进口药品和制药原料为主要业务,但在项松茂主持下,开辟了代理欧、美厂商经营化学仪器、医药器械的进出口业务,获利甚厚。
项松茂鉴于“五四”后爱国运动的高涨和国外制药业的进步,遂有发展我国民族制药工业,以挽回利权扩大进益的愿望。1920年项出资十四万二千两,购进了闸北天通庵路地基,次年将五洲资本增为五十万两,扩建厂屋栈房。时有开设于徐家汇的固本肥皂厂欲作价出让,项与之交涉,结果以十二万五千两的低价盘进,并议定只付给现银二万五千两,另以四万两作为加入五洲股份,六万两作为存款,期限二年,利息八厘。如此安排,五洲实际上所费代价不多。成交以后,即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内设制皂与制药两部。1922年又经卢鸿沧的介绍,以一万二千八百零六元的代价,收买了德商耐尔生氏所办的生产臭药水的亚林化学厂。两厂的收买,构成了五洲企业集团的柱石。1925年五洲又进一步收买了中华兴记香皂厂、南洋木塞厂,并附于皂药厂。
五洲皂药厂的生产设备,经过添置充实,日臻完善,皂、药生产也日新月异。药品生产方面,在原有老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品种。按照各国药典的不同规格,用中草药炼制酊剂软膏,特别是开始自制“牛痘疫苗”和“醚精”、“硫酸低铁”、“纳夫他林”、“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跨出了西药业历来依赖外国原料加工的境域。
项松茂为了推销产品,广开门路,与上海各大医院和开业医师开展业务联系,甚至以资金和商品,帮助伯特利医院和福幼医院的建立。他积极参加国货展览,编印《卫生指南》扩大宣传。在本外埠广设支店,发展同其他店铺的领牌联号关系,放账赊销。这时“人造自来血”年产量继续增高,在遍销国内的同时,并委托香港瑞昌西药行、新加坡合丰商店、仰光兴华公司、越南吴昊药房等,在东南亚地区代销。肥皂生产方面,在继续制销家用洗衣的固本皂外,增加生产了“高花香皂”、“玫瑰香皂”、“檀香皂”、“透明药皂”、“硼酸浴皂”等多种。
“五洲固本皂”问世初期,就受到了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简称“中皂”)的“祥茂肥皂”的激烈竞争[6]。当时五洲的资力和规模,与“中皂”相比,强弱悬殊。项不畏对手强大,认真周旋,在质量、价格、市场三个主要方面和“中皂”开展了艰巨的竞争。在质量上,项先亲往中皂厂深入考察其内部实况,继派制皂部主任傅怀琛乔装工人,深入中皂厂当临时工,历时九个月,尽得其技术上的奥秘及肥皂的成分和含量;回来反复对比试制,将固本皂的主要成分总脂肪酸含量提高为百分之五十五,水分减为百分之三十四,结果各项质量指标都超过了祥茂肥皂。在市场上“中皂”布成了推销网,划分上海、浙江、华南、华北、西北几个大区,派驻区长和营业员积极推销,月薪外再发奖金,在上海还采取了寄售、放账、补价、赠送、发奖券等等办法争夺市场。五洲则针锋相对,在外埠由五洲药房支店、领牌店和代销店推销;在上海市区得到烟纸业大同行谦泰新老板沈德华的支持。沈联络大同行同业三十余家,组成专为推销固本皂的大成公司。五洲酬付大成公司以每箱肥皂佣金银二钱,交货后放账六十天,如肥皂跌价补给差价,年终结算再按推销箱数付给酬劳。因此大成及各零售店对推销固本皂都十分卖力。
1924年,五洲固本皂销售额虽达银三十八万二千两,但由于英商的竞争,年度结算时仍亏耗五千余两。项只得“以血养皂”,即以“人造自来血”等药品利润来弥补支持。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民众群起抵制英货和日货,遂使固本皂销路大增,供不应求,日产达五百余箱,该年营业额迅增至银五十九万六千两,比上年骤增二十一万四千两。在反帝风暴中,五洲固本皂终于战胜了祥茂肥皂[7]。
1929年,项松茂又盘进了宁波的公济药棉绷布厂,改为东吴药棉绷布厂,生产“脱脂药棉”和“脱脂纱布”。至此,五洲在本外埠先后增设的支店总计已有十七处,领牌联号共达五十五处。到1931年,“人造自来血”的年产量已递增到七万五千五百六十三升,固本皂的日产量已达二千余箱,年营业额已增达七百六十四万余元,盈余额多达二十三万余元。
五洲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扩大,日臻健全和严密。在董事会、经理之下,有店务、厂务、店厂联席会议和技术会议。又按生产、营业、财务、管理四个系统设置科、股,分工职掌各项具体业务。1928年公司资本总额再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由最初的三十余人增加到四百余人。
随着五洲业务的发展,项松茂又向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南洋烛皂厂、温州森林农林场和上海新亚药厂等十三个企业单位投资附股,兼任它们的董事,以取得国产原料如硫酸、松脂、除虫菊等的低价供应。同时以自产的甘油、硝酸、盐酸等原料销给大丰等公司厂家使用,密切了交换协作关系。1931年,项与邬志豪共同发起筹组宁波实业银行,进一步与金融资本结合。项还与高恩洪联合组织沪闽南柘长途汽车公司,出任经理兼董事。五洲在地产方面的投资亦达五十五万余元。至此,项擘划经营的五洲药房,已基本成为具有现代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项松茂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历任上海租界华人纳税会理事、上海市商会议董、工商部国货展览会委员、中华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专门委员、华商皂业公会主席委员和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委员等职。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他积极从事救灾恤贫慈善公益事业。
项松茂经营事业的成功,与他重视培养和使用人才有很大关系。1923年他聘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生张辅忠为制药部主任。1927年张赴德国留学,1930年在柏林大学获得药剂化学博士后留德继续研究,项曾给予资助;他委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店员,由五洲店厂的技术和业务骨干担任教师。同时直接招考大学化学系毕业生以骨干使用。他还订购国外科技资料,供职工阅览参考。1928年后在厂内设立医务处,还在徐家汇斜徐路天钥桥东设立松茂小学,供职工子弟入学。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上海抗日会通过了组织抗日义勇军共赴国难决议,市商会召开会员大会,通令各业公会限期成立。项松茂积极响应,在厂内编组了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聘交通大学军事教官每日施以军事训练[8]。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项勉励驻厂同人照常生产,多制军用药品,以供军需。时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五洲第二支店邻接战区,住有店员蒋邦毓、虞耕丰、童永才、戚德江、徐和杰、丁兆年、陈汉坤、吴宸良、陶赋、李生才、周瑞龙等人留守。据传有日军伤兵车辆驶近店址,受到我爱国志士的射击。日军于1月29日突来店中搜查,发现藏有义勇军制服,乃将蒋等全部劫去,捣毁店堂。项为了营救被难职工,冒险亲往第二支店视察情况,遇相识的日本商团成员小山站岗,与小山约定次日相晤。1月30日下午,项偕朱灿如持盖有私章的名片再往,而小山不在;遇相识的芬兰木材商陪同进店,即为日本便衣所监视,芬兰商人和朱灿如离去,项即被日军缚送蓬莱路俱乐部,转解江湾敌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敌军头子恼怒其敢于抗日,项则抗争不屈。次晨,项与被捕店员同被杀害。后以尸骨无着,衣冠入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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