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广东番禺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生于澳门。父冼喜泰以捕鱼为生，在冼星海降生前半年即病逝，时仅三十五岁。母亲黄苏英以帮人浆洗衣裳为生，孤儿寡母依赖外祖父黄锦村做散工扶助而勉强度日。1912年，冼星海七岁时，外祖父病故，冼母披迫携冼星海赴新加坡谋生，在养正学校帮佣，供冼星海上学四年。1915年，冼星海入英语学校学习，次年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高小部，1920年毕业后入养正中学半工半读。1921年，广州岭南大学派人到新加坡募集经费并挑选优秀生回国深造，冼星海成绩优秀，首批被选中回国。不料岭大附中学费昂贵，冼星海虽有“成绩优秀”的转学证，也不能免交学费，被迫辍学。后经人介绍，入岭大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义校念书。义校免收学费，只晚上上课，冼白天则去岭大食堂打工。

冼星海自幼酷爱音乐，能吹奏多种乐器。他喜欢听妈妈唱的广东民歌，并且跟着学，后来对人称赞妈妈是他的第一个音乐老师。他在岭大打工时，经常挤出休息时间，在校园僻静处，潜心吹奏黑管。秋去冬来，他坚持不懈，凝神专注学艺的神情，感动了每天路过他身旁的一位留德教授，表示愿意义务辅导他。从此，冼在这位教授指导下自学和声、对位、曲式、指挥等，音乐知识和技巧很快得到了提高。十七岁那年，他登台表演单簧管独奏，在广州音乐界崭露头角，获得“南国箫手”的美称，被岭大管弦乐队聘为队员兼指挥。同时他以做工的收入在岭大附中上学，于1923年毕业。他没有钱升入大学，便休学做工，并埋头自学，除主攻音乐外，对绘画、书法、诗词也广泛涉猎，这为他后来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冼星海入岭大预科学习。这时北京大学创办了音乐传习所，他闻讯北上。1926年，冼在北京图书馆任助理员，同时入北大音乐传习所学习音乐理论和小提琴。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以“音乐有伤风化”为借口，勒令全国音乐院、所一律解散，冼星海被迫辍学返回广州。他应培正中学和岭大华侨附校之聘教音乐;还被聘请担任岭大军乐队队长、广州青年会事业部音乐主任。在此期间，经他主持举办的各种音乐会盛况空前，吸引了不少音乐爱好者。

1927年11月底，中国第一所正规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上海创办，院长是蔡元培，冼星海立即辞去在广州的职务，只身前往上海投考并被录取入学，学习提琴。他在院刊第三号上发表《普遍的音乐》一文，指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 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认为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冼结识了田汉等人，曾参加“南国社”的戏剧活动。

1929年夏，上海国立音乐院放暑假，有些学生因家境贫困没有路费回家，住在学校里，学校当局要他们补交住宿费、练琴费，甚至断电断水，封锁琴房，迫使这些学生成立请愿团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借住在“南国社”的冼星海闻讯后，激于义愤，参与组织请愿团的活动，事后被校方以“鼓动风潮”的罪名开除学籍。这时他认识了在法国学音乐的马思聪，在马的鼓励下，他决心去巴黎深造。

1929年秋，冼星海离上海前往法国。他没有旅资，在货船上日日夜夜干着繁重的体力活，累得又黑又瘦，终于在1930年春到达巴黎。这时他身上仅有七个法郎，只得露宿在巴黎街头的屋檐下，达半个多月。有一次，他饿得昏了过去，被巴黎的警察误以为是尸体，装上汽车送往火葬场，幸亏途中经风一吹苏醒过来，才避免被活活烧死。后来得到一位东北籍华工的照顾，先在餐馆当跑堂，又在浴池替顾客修指甲，还看守公共电话、照顾孩子、打扫卫生等。在各种低贱的劳役之余，他仍挤出时间练小提琴。天长日久，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一次给客人送菜时，两眼发黑，栽倒在地上，气得老板娘大喊大叫，因而被逐出店门。

冼星海经常怀抱提琴到咖啡馆卖艺，忍受着仆役们的辱骂。后来终于找到了马思聪，在马的积极协助下，跟世界著名小提琴家保罗·奥别多菲尔(Paul Oberdoeffer)学习提琴。奥别多菲尔听说冼星海千辛万苦来到巴黎学习音乐的经历后，破例不收学费，还经常送给他昂贵的音乐会入场券。冼在奥别多菲尔的辅导下，以自己亲身熬过那不眠的冬夜为素材，创作了以女高音独唱和单簧管与钢琴三重奏的《风》。这首曲调凄楚、旋律悲怆的乐曲，获得巴黎音乐界的好评，广播电台为他录音播放。嗣后，经奥别多菲尔推荐，冼星海跟法国作曲家、巴黎音乐学院教授诺埃尔·加隆(Noel Geallon)学“和声”学、“对位”学，“赋格曲”;跟巴黎音乐学院作曲教授保罗·杜卡(Paul Dukas)、巴黎圣咏学院作曲教授梵生·丹地(V.D’Indy)学作曲;跟巴黎圣咏学院院长拉贝(Labey)学指挥。两年后，冼星海以优异成绩考取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成为该班第一名中国留学生，并获得荣誉奖。

冼星海在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的学习成绩突出，他创作了《d小调中提琴奏鸣曲》等作品。是杜卡教授最得意的学生。杜卡很同情冼星海的处境，给予多方关怀和照顾。

1935年春，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毕业。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冼星海在法闻讯悲愤异常，思念祖国之心更切。是年秋，他经伦敦回到上海。上海各报纷纷报道这一消息，人们热烈欢迎他归来。但是，上海几个乐队的指挥职务都被外国人占据。冼星海几个月找不到工作，还要靠当佣人的老母亲养活他。他先是收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后来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做配音工作。他这时创作的《运动会歌》(田汉词)、《我们要抵抗》(田汉词)、《战歌》(俯拾词)、《救国军进行曲》(田汉词)等八首作品，都充满振奋、战斗的激情，受到舆论的好评。

1936年，冼星海进入新华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为《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影片配曲，并任上述各片音乐指导。同年，他创作了《热血》(田汉词)、《救国军歌》(塞克词)等十六首作品。他创作的《战歌》收入“百代”唱片集后，打破了“百代”唱片销售额纪录。他不接受重金聘请，拒绝创作靡靡之音的歌曲。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提出以高于影片公司四倍的月薪，请他担任音乐部主任，他亦未去，认为自己从事音乐事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金钱，艺术家有自己的人格。他为进步文艺团体演出《大雷雨》、《日出》谱写插曲和配乐，不要分文报酬。他很赞赏聂耳“为大众呐喊”的创作方向，经常到农村、工厂、学校了解农民、工人、学生的喜怒哀乐，也到舞厅倾听歌女唱歌，记下她们的曲调和情绪，以丰富自己的创作灵感，更准确地谱写出被压迫者的呼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冼星海创作《保卫卢沟桥》(塞克词)、《女性的呐喊》(安娥词)、《抗战先锋歌》(塞克词)、《国防军歌》(俯拾词)、《我们不怕流血》(安娥词)等多首抗日救亡歌曲，动员和鼓舞群众团结抗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冼星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参加“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洪深领导的演剧第二大队，到外地进行抗日宣传。经江苏、浙江、湖北数省到达武汉，沿途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热血》等活报剧，举行大小音乐会数十次，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宣传中，冼星海在各地组织起数十个救亡歌咏队，鼓舞无数爱国群众走上抗日战场。

1938年春，冼星海在武汉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美术音乐科主任科员，与张曙共同负责领导全国的抗日音乐运动。在冼星海主持下，武汉地区先后成立救亡歌咏团体六十多个;先后举行救亡歌曲音乐会数十次，其中有十余万人参加的“火炬水上歌咏大游行”和名震全国的“歌咏大检阅”。冼星海在武汉创作了《保卫大武汉》(百鲁词)、《赞美新中国》(光未然词)、《祖国的孩子们》(赵启海词)、《游击军》(先珂词)、《华北农民歌》(张永福词)、《我们的队伍往前走》(廉殷词)、《救亡对口唱》(艾芜词)、《反侵略进行曲》(侯甸词)、《长期抵抗》(季纯词)、《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江南三月》(施谊词)等三十四首作品。这些优秀作品对全国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鼓舞前方战士的斗志，以及坚定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限制，使冼星海的歌咏创作工作陷入困境，他与张曙建立起来的数十个歌咏团体也先后被合并、取消，“全国歌咏界协会”也夭折了。这时，他收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信，恳请他去鲁艺音乐系任教。与此同时，驻武汉国民党某军长也送来聘书，高薪请他担任军乐队总指挥，并授予上尉军衔。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他决心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

1938年10月1日，冼星海偕新婚妻子钱韵玲离开武汉，经西安，于4日到达延安。他全身心地投入了音乐教学、研究和创作，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和其他一些干部学校教音乐课，讲授作曲、歌剧、理论、指挥，亲手修改学生的作业，为培养和造就革命音乐人才作出了贡献。

冼星海很快习惯了延安的政治生活，比较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音乐上的许多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他非常主动地和工农群众相处、交谈，体察他们的情感。他认为：“他们命定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翁，把世界变成大同社会。这样他们的气魄是很大的，力量是深厚的。”因而“他们的声音感情是充溢着热爱和亲切、真诚和恳挚”。1939年6月14日，冼星海在鲁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

冼星海对于鲁艺在音乐创作的大众化和民歌形式方面的成绩十分重视。延安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鲁艺的“民歌研究会”向他们收集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小调。冼星海把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小调以及大鼓、京调加以整理，精心改造和提炼，吸取其风格、特点，使自己的作品向着民族、民主、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大步前进。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冼星海创作出大量体裁多样、结构多变、乐思深远、取材广泛的优秀作品，其中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九一八大合唱》等六部大合唱，两部歌剧，近百首歌曲，并继续谱写1935年开始动笔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黄河大合唱》场面雄伟，气势磅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强，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勇敢、顽强和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他的另一部大型作品《生产大合唱》在音乐创作的大众化与民族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1940年5月，冼星海经中共中央决定，承担抗战纪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的作曲配音工作，并去苏联考察电影与音乐。在由延安出发前往苏联途经西安时，因时局的变化耽搁了几个月，于次年1月抵达莫斯科。他为影片的配乐工作进展顺利;同时他继续谱写《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并为《黄河大合唱》编写交响乐队伴奏谱，每天从晨至夜伏案不辍。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苏联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冼星海也被卷入残酷的战争生活。他决定用自己的音乐去谴责德国法西斯，着手创作《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莫斯科全城疏散，冼星海先至阿拉木图，后又转移至乌兰巴托。他曾试图从蒙古回国，因战时交通封锁未能如愿。在蒙期间，他化名孔宇，为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义务讲课，教授各种乐器，并组织音乐会，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他在蒙期间共创作六十多首作品，其中《乌兰巴托的早晨》(小提琴独奏曲)等作曲，富有蒙古人民的生活情趣，被当地群众尊称为“了不起的音乐家”，“我们最好、最值得敬爱的老师”。1942年12月初，冼星海离开蒙古返回苏联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后又至库斯坦。这时，战争进入艰难岁月，冼星海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仍然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在防空洞里完成了《神圣之战》这部歌颂苏联红军英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交响乐。他还创作了《第一组曲·后方》、《第二组曲·牧马词》、《第三组曲·敕勒歌》、《第四组曲·满江红》以及《中国狂想曲》等管弦乐作品，被苏联音乐界公认为天才音乐家，莫斯科计划举办冼星海管弦乐作品音乐会。

由于战争环境的折磨，冼星海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先后染上肺结核、心脏病、肝肿大、腹膜炎等多种疾病，而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直到1945年5月，战争快要结束时，他的病才被人们发现，转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但这时他已病势垂危，每天要抽出好几升腹水。在生命即将结束前二十多天，他还要苏联朋友给他送来谱纸，说要创作一部歌颂卫国战争胜利的大型作品《交响诗·胜利》。可惜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10月30日去世，年仅四十岁。

1983年1月，冼星海的骨灰从莫斯科顿斯柯依教堂移回祖国首都北京安葬。

参考文献

•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丛刊·冼星海专辑》(一)、(二)、(三)、(四),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广州音乐学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62—1983年版。
• 马可:《冼星海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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