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冠生，名炳成，字冠生，以字行。1887年11月13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佛山一手工业者家庭，父亲冼济盛早亡，由母亲何氏抚养。因家贫，少年时只读了几个月的私塾，即告辍学。十五岁时随乡亲舒竹生至上海，在其所设的竹生居当学徒。三年期满后，冼冠生在上海自设陶陶居广式小吃店，但因资金短绌，数度停歇。他曾筹措资金，改名冠香重行复业，但终因本金蚀光，借贷无门而无力继续。

冼冠生经营饮食店失败后，不得不改弦易辙。此时各游乐场门口，有设摊兜卖蜜饯干果的生意甚好。冼于1912年起，在他所住的亭子间内，自制广东风味的话梅、陈皮梅、牛肉干等，在上海南市新舞台戏院门前设摊并进场托盘销售。由于制作精美，风味特殊，颇受食客欢迎。这时香港有一家糖果店歇业，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即利用这家店的牌号商标印制包装纸。他的蜜饯食品，在摊贩中唯一有自己牌号，包装又美观卫生，形成特色，在附近地区小有名气，从而引起了新舞台检票员薛寿龄的注意。1918年薛商得冼的同意，筹集资金，薛和亲友五人各出资五百元，冼冠生以制作设备等作价五百元，共六股三千元，合伙在南市九亩地觅得店面，定名冠生园食品店，开始营业。而作坊设在小店的后间内，除冼的母亲、妻子帮工外，还添了几个职工。经过一段艰辛的创业阶段，营业颇为兴盛，附近小贩也常来批购，小作坊已有供不应求之势。

1923年，冼冠生和薛寿龄决定扩大经营冠生园，改合伙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至十五万元(原股升值为四万五千元，另招新股十万五千元)，冼任总经理、薛任副总经理，在斜桥局门路设食品工场，结束了小作坊的初创阶段。1928年又在南京路闹市租得八开间三层楼的店面房屋一幢，经冼冠生精心擘划，底层为门市部和饮冰室，除自销产品外，并代销泰丰、泰康两家食品厂的饼干、面包、罐头等;二楼为饮食部，供应各色粤菜、粤点，并附设冠真照相部;三楼特设餐厅雅座，布置幽雅富丽。此后冼冠生为自制饼干、罐头、糖果、面包，向德国泰来洋行等厂家订购制罐封罐机、制糖果饼干机等，在市郊漕河泾自建钢骨水泥四层厂房一座，糖果车间和饼干车间各占两层;另建平房四幢，专制面包、糕点，并附设仓库、办公室等用房。他经常接待各界人士参观各制品车间，试尝各种产品，作为广告宣传。

此时，冠生园已成为集工、商、饮食服务三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与著名的泰丰、泰康两食品厂并列而成鼎足之势，但年产值尚远不及两泰^[1]。为此，冼冠生积极谋求产品质量的提高，加强广告宣传^[2]，讲究产销实效。首先他讲究选料，凭其长期积累的经验，经过他的看、嗅、尝，即知来料的优劣。传统产品话梅、陈皮梅的原料，都是采自杭州超山等梅场的优质鲜梅精制而成。其次是配料和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手续，未经冼的同意不得擅自改动。再次是把好应市前的质量关，产品稍有差次，宁可返工或抛弃，决不上市以致影响信誉。此外，所产的多味果子露和果汁、橙汁、牛肉干更具有特色;同时又推出各色腊味、各种食品罐头和青梅瓶酒等新产品;并增加经营各种季节性食品——粽子、月饼、年糕、节日生日蛋糕等。

冼冠生为将产品销向全国，在主要商埠开设分、支店，1931年决定再增资三十万元。由于冠生园信誉卓著，一个月内招股即告满额。是年冼亲自偕同会做糕点的母亲及粤菜名厨数人，到汉口筹设分店。开张后营业兴隆，不久即在市内分设三处支店、一处工场、一处行所。其后又在武昌、南京、杭州等地设立了分、支店。不久，冠生园的代销店也已遍及其他各大城市。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抗日战士浴血奋战，急需大批食品，冠生园每日用卡车将面包、饼干、咸鱼等运到前线，冼冠生有时也随车前往慰问。翌年，冠生园又招新股十万元，在漕河泾工厂附近辟地六十余亩，加建农场，对外开放，园内布置山石花木、小桥流水和错落有致的亭榭堂馆，环境幽美，另设茶室供应茗点，春秋佳日，游人如梭。是年冼冠生应日本森永糖果株式会社的友好邀请，率领职员、技术人员数人前往参观访问，并在临别时受该社馈赠各色糖果样品二十八箱。回国后，冼与技术人员对这些样品进行分析化验，研制成新产品“杏花软糖”和“鱼皮花生”，后又聘用外籍技师仿制“果酱夹心糖”，成为冠生园创优产品，畅销全国。

冠生园在上海的营业欣欣向荣，除南京路总店外，拥有漕河泾、局门路及九江路三个工厂、五个支店、一个农场和批发部、仓库、总管理处，1936年产值达九十二万元^[3]，跃居全国同业之首;全公司职工人数已逾七百人。冼冠生除任冠生园董事兼总经理外，并任兴华制面公司、冠美印刷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康元五彩花铁印刷制罐厂、南京妙机百货公司董事等职^[4];后又担任上海市商会监事、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监事、上海市饼干面包糖果食品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职，成为同业领袖、沪上著名资本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冠生园沪地漕河泾厂因在战区内，被日军占作司令部，设备全遭毁坏;各地分、支店也因战争影响损失惨重。但冼冠生毫不气馁，响应迁厂内地的号召，重作部署。他先同军需署签订供应军用罐头的协议书，获得一笔预付款和迁厂补助费，将部分制罐设备迁至汉口。但未及投产，汉口吃紧，经军需署同意改迁湖南桃源，在该署协助下建厂投产，利用常德一带产牛区的资源，赶制大批牛肉罐头，供应军需。但不久因战火逼近，又经贵州迁至重庆。由于在国外订购的机器迟迟不到，直到1947年才算建成。正待开工生产，却由于美国剩余军用罐头的倾销而长期未能开工。在这同时，冼冠生在西南开设的分、支店却营业极盛。

早在战火逼近武汉时，冼冠生就从汉口调拨资金十二万元至渝，并调派得力人员带领部分职工赴渝，择定闹市都邮街(今解放碑)店址，开业顾客盈门;随后又在市区设支店四处、工场两处，职工达四百余人。1939年冼又至昆明设分店，1941年在贵阳、庐州设分店，1943年设成都分店。这些分店以及后来又发展分设的许多支店，为冠生园积累了大量盈余。至抗战结束时资金已达法币一亿多元，以及美元外汇、黄金等，为战后恢复战区各店的业务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冼冠生重回上海，制订进一步恢复和扩展冠生园业务的计划，并雄心勃勃地准备将产品打进国际市场，拟在国外设厂并建立销售机构。但由于冠生园的股票大部分为纸业商人所购得，他们但求近利，从而操纵董事会，使冼多方面受到掣肘，不能独立运营。加以国内形势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交通阻隔，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冠生园的业务大受影响，冼的打算成为泡影。其后又经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和限价政策等变相掠夺，冠生园元气大伤，在风雨飘摇中勉力维持。此时有人劝他抽调资金到香港设厂，凭冠生园的声誉和他的经营手段必能获得厚利，但被他拒绝。他说：“我的事业在国内，发迹在上海，抗战时内迁是为了抗日，现在是国内战争，将企业外迁，这是叛国行为，我决不这样做。”终于奋力支持到全国解放^[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中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的指引下，冠生园获得多方的扶持和照顾，企业有了转机，沪、渝等地业务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冼冠生继续在沪主持企业。

1952年4月21日，冼冠生自感心力交瘁，突萌厌世之念，在沪轻生身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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