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百祥，又名作善。1879年2月4日(清光绪五年正月十四日)生于河北乐亭县何新庄。其父武士信，业农，自耕为生。武百祥九岁入本庄私塾读书。

1892年7月，武百祥随其舅父何善荣到长春，经推荐入万发号杂货铺学徒，次年改到万发德粮铺，三年后由学徒升管账。1900年，沙俄侵略军进犯我国东北，武百祥返回家乡避难，当了四个月“货郎”。次年，时局平定后，他又回到长春。1902年，他随人到哈尔滨寻友“开关”(即开赌场)，但无结果。于是，又别谋生计。1903年，武百祥同友人合资小洋二千五百元，创办了“同记”杂货店。翌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与关内交通中断，关内货物不能运到东北，哈尔滨成了东北三省商业货源的主要商埠。这时，武百祥向外国钟表行招揽生意，从中获利。1906年，因内部不和散伙，“同记”闭歇。

1907年初，武百祥来往于哈尔滨、长春之间，用“羌帖”^[1]倒换现大洋，从中牟利。后因不慎，钱款全部被盗。他受此打击后，无意经商，沉溺于吃喝玩赌之中。几个月后，在亲友的规劝下，他又重新开业，商号仍用“同记”。当时，英式鼠绒皮帽在哈尔滨畅销，武百祥见有利可图，便买了一台手摇缝纫机，自己仿制了二百多顶出售，赚钱三百多元。1908年初，他同赵惮唐、王熙瑞合资四千元，共同经营“同记”。此后，武百祥工商兼营，使“同记”得到了迅速发展。他继续扩大英式皮帽生产，办起了“同记工厂”，“同记”的牌匾也添上了“帽店”字样。这样，哈尔滨英式皮帽的生产几乎为“同记”所独占，并遍销东北三省及海参崴等地。1914年，武百祥又在哈尔滨设立了服装工厂，在齐齐哈尔创办了“同记”分店。1917年，他在松花江北置地三百多垧，办起了猪繁殖场。1920年，他乘“羌帖”停用，哈尔滨金融市场混乱之机，开设了“同记钱庄”。翌年10月，将道外头道街的小楼改建成四层大楼，雇用店员一百多名，开设了“大罗新百货店”。这一年，“同记”工商两方面共盈利现大洋三十余万元。

1922年，“同记”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冲击，工厂又不慎失火，楼房、机器、货场大部分烧毁。在外部索债、内部涣散的困境下，武百祥收缩营业范围，减少开支，渡过难关。此后，他大力经营，使其经商活动进入了“黄金时代”。1927年，他用八十九天时间建成了“同记商场”；盘进了“益丰源”百货店后，开设“大同”百货店。这样，在哈尔滨的商业中心地区，武百祥的“同记商场”、“大罗新”和“大同”百货店三足鼎立，经营商品达二十三类三千余种；当时仅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哈尔滨，到“同记商场”、“大罗新”和“大同”的顾客，年达六百万人次以上；这里也是外埠商人到哈尔滨采购货物的唯一去处。从而，武百祥垄断了哈尔滨的百货市场。在此期间，他雇用固定工人一千三百人、临时工三四百人、店员七八百人，年终获利达上海规银^[2]二十三万六千五百两。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同记”因有七十余万元的“金票”^[3]债务，又陷入了绝境。武百祥束手无策，拟将“同记”关闭。哈尔滨市政当局担心这将会给哈尔滨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便召开了“同记债权大会”，决定将其债务一律展期三年偿还，方使它勉强维持下来。

伪满洲国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陆续实行了棉花、皮毛、皮革、粮谷等物资的统制法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发行了名目繁多的公债，制定了“七二五停价令”等措施，残酷扼杀和疯狂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使“同记”每况愈下。1942年，同记工厂倒闭。1944年，同记商场歇业，大罗新百货店也处于销售残存商品的不死不活、奄奄一息的状态。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民族工商业得以复苏。武百祥相继开办了制毛、皮革、制染、针织等工厂和“百善牧场”。“同记商场”死而复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0年盈利近四十亿元^[4]。1955年末，他出席全国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采取的赎买政策，积极申请公私合营，在哈尔滨工商界中起了带头作用。 1955年12月2日，正式宣布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武百祥被安排为哈尔滨市百货公司经理。

武百祥由一名学徒成为拥资百万的资本家，“同记”由一个小杂货铺发展为雄踞东北的大工商企业，重要原因是他经商“与众不同”，能够坚持“仿洋”、“革新”，较早地实行一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和营业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能在中国商业场中首先革新，不畏人言，不怕失败，处处采取新法，以作商业界的先导”^[5]。如1911年10月，他赴天津办货，亲自到外国租借地学习外商经营方式。1920年他又到天津、南京、上海和日本的大阪、横滨、东京、横须贺等地参观工商业发展情况。他还派员随莫德惠组织的欧洲参观团到苏联、波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士参观学习。同记商场、大罗新百货店不仅门面的修饰是“洋门脸”，而且内室的布置、商品的陈列和点缀，也都务求与外国洋行相仿。在哈尔滨的中国商界中，他首先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商店的明码标价、使用包装纸等售货方法。他还利用美国花旗、英国汇丰、日本正隆和苏联远东等银行的资金，扩大经营，为日商、俄商代理批发和零售，甚至在日本设立驻庄，采购货物，从日本和欧洲进货率曾高达百分之五十四以上。武百祥以“洋”取胜，招徕了大量中外顾客，生意兴隆，竞争者望尘莫及。

他制定了“利公司、利劳资、利顾客、利同业”的经营方针。他对进货价款的偿付，打破了旧商号通行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清账的常规，首创了随时支付的办法，这既“利公司”，又“利同业”，博得到了好评，赢得了信誉。1925年，他仿照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公司制办法，将旧的“份子制”改为“薪金分红制”，即盈余按“东六西四”的比例进行分红。这个改革驱使职员、店员热心经营。后来，武百祥看到“各国劳资间的冲突日甚一日，欲想防止这种冲突，其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先使劳动与资本间的利益均等”^[6]。于是，他将“同记”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把一百三十九名职员变为股东，使他们尽己所能，改变经营消沉的局面。

在管理上，武百祥以“良规善法”为准绳，多次修订铺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他对职员管理尤为严格，不仅使他们守规尽职，各司其事，还要求他们身为表率，弃绝嗜好，禁止吃喝嫖赌，倘有违犯，轻者记过，重者开除。他对店员的选择和训练，也与其他商号迥然不同，规定店员要有高小文化程度，录用时要经过训练和考试。为此，他曾在哈尔滨和河北省乐亭县设立培养新店员的学校，由他和“同记”的经理、各部主任亲自授课。他还给店员比较优厚的福利待遇，使工人和店员更加依附于“同记”。

武百祥的另一个重要的经营手段是在营业宣传上利用报纸、广播进行广告宣传，派人到各地张贴标语、图画，甚至雇用百余辆人力车，敲锣打鼓，贱卖商品，形式新颖，灵活多祥。他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和营业手段，为哈尔滨“多数商店效法步趋”，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武百祥信奉基督教。1914年2月，他在哈尔滨入丹麦牧师马继良办的基督教夜校学习英文、俄文和圣经。1915年10月4日正式领洗入教，并在“基督教信义会”中任司库执事。1924年，他成立了“教友生产合作社”，1927年，成立了“职工青年会”，下设多种传道机构，向工人、店员灌输“仁慈”、“博爱”思想，他主张不用外国牧师，退出了“基督教信义会”，成立了“自立、自养、自传”的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任执事长和牧师。“九一八”事变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满，终日在圣经院教授音乐和识字班。1936年，他入圣经院增设的神学院读书，1940年毕业后继续在圣经院任教。

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武百祥先后担任哈尔滨工商联合会副主任，社会事业协会理事长、政协副主席、民主建国会副主任、人民代表、人民政府委员及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等职。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1966年9月6日，武百祥去世。1979年被平反，恢复了名誉。

参考文献

• 中共哈尔滨市委统战部档案：《武百祥卷宗》。
• 哈尔滨市整理私人工商业历史资料委员会编：《同记商场五十年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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