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原名朓，后名敬恒，字稚晖，晚号朏盦。1865年3月25日(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江苏阳湖人。吴稚晖家境清贫，六岁丧母，在无锡外祖母家长大。他七岁入塾，天资聪颖，生性顽皮，在外祖母督责下苦读经史不辍。终因无力再缴束修，于十七岁辍学，设馆授徒。1887年，二十二岁的吴稚晖考取秀才，两年后考入江阴南菁书院。1891年赴江宁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落榜而归；1893年转入苏州紫阳书院攻读。

1894年，吴稚晖再次赴京会试落榜，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清廷割地赔款，使吴痛感国势危殆，拥护变法维新。1897年至天津任北洋大学堂汉文教习。1898年初，他在北京彰仪门大街拦住左都御史瞿鸿禨的官轿，递折要求光绪帝实行新政；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他亦签名于其上。戊戌维新之时，吴在无锡与友人创办小学堂，旋任上海南洋公学国文教习，1899年升任南洋公学学长，创办群智会，结识蔡元培并成为密友。

1901年春，吴稚晖自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高等师范学校。翌年夏，为促清驻日公使蔡钧担保九名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事，率二十名留学生到驻日使馆静坐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报警惩处，吴以“妨害治安”罪名被日警驱逐出境。吴悲愤不已，在押送途中投河自尽“以尸为谏”，被日警救起，后由蔡元培护送回国。

吴稚晖回到上海后，与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爱国学社，任学监，为他们义务授课，并为《苏报》撰文以筹资办学，在爱国青年中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他们还发起张园演讲会，吴也登台抨击时政。1903年6月《苏报》案发，吴遭通缉，乃逃离上海去香港。

吴稚晖至香港后，得友人帮助赴英国，在伦敦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涯，一面做排字工人，一面学习英语，每天十五六个小时不止。他在伦敦结识了孙中山，赞叹孙品格“自然伟大”。1905年冬，吴加入同盟会，决心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翌年12月到巴黎，与张静江、李煜瀛等成立“世界社”，创办中华印字局；1907年6月又发刊《新世纪》周刊，鼓吹民主革命，介绍蒲鲁东、巴枯宁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吴与孙中山在海外往还频仍，对于当时章太炎、陶成章攻击孙中山敛财自肥之说，多次在《新世纪》撰文为孙辩白。1909年他将家人移往英国，自己在伦敦继续攻读英语，并研习写真铜版术等印刷术，博习化学、物理、天文、人种等，译《天演图解》、《荒古原人史》，著《上下古今谈》等科学知识读物。

辛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伦敦，吴稚晖兴奋不已。他应孙中山之邀，放下正在撰写的《六千年史谈》文稿，自英回国，于1911年12月28日抵达上海。1912年1月4日吴赴南京，应邀下榻总统府，与孙中山朝夕商谈国政。孙挽其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吴力辞不就，最后只允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表示要为中国文字不但“书同文”而且“语同音”而努力。他潜心创造注音字母，以求亿万文盲百姓能借助注音字母很快认识常用字。1917年，他把读音统一会审订的《国音汇编》，按《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重新整理编排，再增列六千多字，总计达一万三千七百字，定名为《国音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送请教育部公布发行。

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党人中迅即滋生一股腐败风气，丑态百出。吴稚晖与蔡元培、李煜瀛以及汪精卫等发起建立了一个叫“进德会”的组织，提倡“八不主义”：不嫖、不赌、不置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规定信奉前四条者为甲部会员，信奉前六条者为乙部会员，信奉八条者为丙部会员。吴是丙部会员，奉行甚笃。袁世凯在北京当上大总统后，以授勋之手段笼络老同盟会员，吴稚晖致书袁氏：“我等在民国为百姓头衔，自诩极品，安肯受公等公仆之勋位者!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弄书生。”宋教仁案发生后，他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公论报》鼓吹讨袁，撰文痛斥袁氏“动摇国本”。“二次革命”失败后，吴再次流亡伦敦，后至巴黎。

1915年夏，吴稚晖与李煜瀛、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在巴黎发起“留法俭学会”，后又组织“华法教育会”，1918年又在上海建立“留英俭学会”，倡导勤工俭学运动。一时渴求留学海外博求新知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陈毅、聂荣臻等爱国青年也络绎不绝地赴法，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吴稚晖在里昂筹办中法大学，于1921年建成，自任校长，在国内选了百余名青年，却拒绝在法之勤工俭学青年入学，遂引起风潮；后又因筹措经费无着，吴只得引咎辞职，前往伦敦。

吴稚晖1923年自英回国抵广州。此时孙中山正着手改组国民党，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制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吴稚晖颇不以为然，但因对孙甚为尊崇，未加干预。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以后他连任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吴稚晖随后亦至北京，被孙指定增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五委员之一。翌年3月孙中山病逝，吴随侍在侧，在孙遗嘱上签字，并参与治丧，扶柩移灵。嗣后他留在北京办海外补习学校，为国民党要员的子女出国留学做预习，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子女汪文惺、文婴、女婿何文杰等都来入学。

这时，国民党内林森、邹鲁等人以“忠于三民主义”为旗号，在北京西山筹划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联俄联共，吴稚晖颇为赞同，乃参与其事，在第一次预备会议时被推为主席。但是他和戴季陶等人主张对汪精卫及跨党分子先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从容协商，遭到一些激进分子攻击，戴被殴打愤而南下，吴也从此不再与会。不过他并未改变反共立场，离京到广州后，即与张静江等人一道，为蒋介石策划“整理党务”，建言甚多，被蒋介石尊为师长。北伐战争开始，蒋介石任总司令，吴代表国民党中央在誓师典礼上向蒋授旗并致词，俨然以国民党元老姿态出现。此后吴继续参与蒋介石反共清党的谋议，于1927年4月2日在上海举行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紧急会议上提出了一份《请查办共产党文》，为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铺平道路。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峙，吴稚晖极表赞赏，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此后，蒋介石遇有内讧、争斗、训政、“剿共”中的难题，每每屈尊求教，吴亦甘为出谋划策，奔走说项，不遗余力，但他表示：“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拒任监察院长之职。

1930年初，冯玉祥、阎锡山联盟反蒋，中原大战蓄势待发，吴稚晖3月13日致电冯玉祥，责他“虚悬爱民之志，徒老垂白之头”，“甘心充当阎锡山之傀儡”，帮蒋介石制造声势。1931年5月，汪精卫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立国民政府，吴稚晖抨击他们是“垃圾堆里的人物，臭气冲天”。蒋介石曾打算聘他为中央大学校长，他闻讯后即在《中央日报》声明：“敬恒支离浪迹，方贻世笑，忽又以中央大学校长清衔与贱名连绵，如何滑稽!务求即日取消，虽一日变名，乃不敢当。良以事太离奇，故敬恒敢极端否认，免重罪戾也。”后仅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仍热心于语音统一和注音字母，于1930年将“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于1932年5月将《国音字典》改编为《国音常用字汇》公布发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接着又制造“一二八”事变。我十九路军奋起反抗，爱国军民同仇敌忾。吴稚晖于1932年3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亦提出《救国纲领意见》及《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但是汪精卫主持的这次会议，仍然是主张和谈的调子甚高，会后发的宣言称“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统筹民族利害而决策，不以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吴的两个提案也就被束之高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稚晖出席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参与商讨抗日决策。战事日亟，他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离开南京时在寓所的墙壁上题诗：“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陈璧君等出逃叛国，经昆明去河内。吴稚晖与汪氏夫妇有数十年友谊，闻其出逃大为惊讶，写信给陈劝彼等切勿做出“将令全球腾笑、万世唾骂”的事情来，还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人皆信元老之颜面更华贵于少年之头也。”然而汪、陈一意孤行，公开发表“艳电”投敌，吴稚晖气愤至极，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上，怒斥汪之无耻行径，提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案》获得通过。此后他多次撰文斥责汪丧良无耻，卖国求荣。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身亡，蒋介石请吴稚晖继任主席职，吴自喻不过是“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婉言谢绝。后来蒋自任此职，他又被请了出来，代表国民党中央监誓并致祝词。抗日战争胜利后，年已八十的吴稚晖从重庆到上海，寄寓民居，粗衣粝食，洒脱人生。他仍常常被蒋介石拉去南京，曾端坐在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的国民大会主席台上。在蒋介石就职当总统的典礼上，他又出任“监誓”的角色，接着被聘为“资政”。

吴稚晖生平为人、处事、言谈、教学，多与常人不同，特立独行。他原本是一个苦读经书、做八股文的秀才、举人，但自留学日本、英国后眼界大开，提倡科学工艺以促社会进步，说“科学本身，原是永久有益人类的一种动力”，“世界的进步，只随品物而进步。科学便是各物最有力的方法”。他早年虽习得桐城派古文笔法，但三十岁以后崇尚语出天然，用文至情至性，不避粗俗俚语，绝不矫饰造作。王云五说他“简朴平凡中现出严谨，在淡泊宁静中热心教育，在幽默风趣中具有高雅”。他从不做寿，遇有人送礼，他一概以“放屁”二字拒之。六十岁时，同乡好友在上海为他大摆寿宴，贺礼满桌，他拒不赴宴，独自去了杭州。七十岁时躲在黄山。八十岁时蒋介石赠以十两黄金，他送家乡办了所中学。他居常布衣简履，健步行走，六十五岁之后遍游名山大川，说是借以练练脚力。年届八十，仍步行出门开会，或健走十余里登门访友，不肯乘车。他追求生活的简朴与自然，厌恶繁文缛节，平时爱上小茶馆，爱吃小饭铺，往返南京、上海也不愿进头等车厢或包房，而喜在三等车里，“图个自由自在”。他崇尚“手脑并用”，说人人皆应学虞舜，不仅学才学，还应通农商，主张居室陈设应以斧凿锯刨代替钟鼎字画。他用积蓄在南京购置了一座“六亩园”，建屋供同乡子弟在南京求学、办事用。并留下遗嘱“把余下的钱送给亲戚”，又说自己“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1949年2月24日，八十四岁的吴稚晖离开上海至台湾。他虽列名中研院院士、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但意态消沉，深居简出。1952年因摄护腺肿大和尿毒症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1953年病情加剧，弥留之际蒋经国执弟子礼守护在其身旁。10月30日逝世。蒋介石题“痛失师表”匾额为挽，并亲临致祭。吴之遗体由蒋经国等送去火化，后在金门岛海葬。

吴稚晖一生著述甚多，1969年辑成《吴稚晖全集》十八册于台北出版。

参考文献

• 杨恺龄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罗家伦、黄全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史料编委会1969年版。
• 朱传誉主编：《吴稚晖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 汤承业：《吴敬恒述传》，台北世界书局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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