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麟,字畏三,湖北鄂城人。1882年2月28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十一日)生。他的父亲是个菜农,为供给他上学,“耕耘纺织,勉备束脩”。1899年,吴兆麟考入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随营学堂,在将校讲习所肄业。次年考入工程专门学校,1906年毕业,旋考入参谋学堂,以“名列前茅,提充领班”[1]。吴在提高军事技能的同时,又逐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1906年和1908年河南彰德、安徽太湖两次秋操后,吴编写彰德、太湖秋操纪事及战术实施参谋旅行兵术等书[2],曾被印发各军参阅。
1904年,吕大森、张难先、刘静庵等在武昌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他们确认“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3],乃分别投入工程营和马队,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春,刘静庵等又组织起革命团体“日知会”[4],吴兆麟积极参与。他后来记叙日知会成立的经过说:“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秘运到鄂,梁启超之《饮冰室》及《新民丛报》,孙文、章太炎、汪精卫等之《民报》渐次输入国内,军学界同人阅之极为心服。民智大开,佥谓中国之所以不能图强,实由于满汉界限所致……于是军学界同人秘谋组合,利用武昌高家巷圣公会设立‘日知会’。”[5]
日知会一成立,吴兆麟即以工程营代表和日知会干事身份参加工作。他收会费、募捐款,印刷《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品,在各营目兵及青年学生中秘密散发。同盟会曾与日知会有所联系,并将革命战略问题寄交日知会讨论。在湖北军界同志讨论会上,吴兆麟说,汉阳有兵工厂,汉口是大商埠,武昌拥有大工厂,军队最要紧的弹药、粮秣、被服均不成问题;而且湖北居扬子江中心,因此“革命战略要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待时机一至,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向北发展,以北京为作战目标”[6]。
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日知会组织因受牵连,也遭到严重破坏,刘静庵、殷子衡、张难先等人被捕入狱。湖广总督张之洞怕激起事变,不欲多事株连,因此军学界的同志得以潜伏下来。日知会被破坏后,吴兆麟一度表现消沉。
1911年9月,湖北革命党人准备发动起义。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制造炸弹,不慎失事,起义计划暴露,大批领导人被捕或避走。10日,总督瑞澂杀害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党人,并欲按名册大肆搜捕革命者。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决心反抗。当晚七时左右,城外第二十一营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起义,向城内进发。城内工程第八营打响了第一枪。“共进会”工程营代表熊炳坤很快聚集士兵扑向楚望台军械库,这时人数约四百人。吴兆麟时任工程营左队队官,当晚正好在楚望台值班。由于他在士兵中颇有威信,起义士兵遂公推他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分析当时的形势,做了进攻督署的部署,要求起义群众:“严守纪律,服从命令,违者必绳以军法。”[7]
当晚十一时左右,起义队伍已汇集三千多人,吴兆麟下令由邝杰、马荣、熊秉坤各率一队分三路进攻督署,惜未得手。十二时后发动第二次进攻。炮队在蛇山占领了阵地,但夜间目标不清。第三次进攻时,吴派人于督署后侧纵火,炮队遂集中火力轰击督署,总督瑞澂仓皇逃到楚豫兵舰躲藏,统制张彪亦逃至汉口刘家庙车站。“黎元洪等又皆已潜匿,而未响应之各营,又因电话不通,内外隔绝,均按兵不动。[8]”由于起义士兵的勇敢作战,加上吴兆麟指挥得当,到11日上午,武昌完全为起义军占领。
武昌首义成功后,因“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蒋翊武、刘公、孙武等均不在武昌,同盟会首脑人物又远在外地,一时陷于无人领导的局面。11日上午,革命党人聚集在谘议局开会,商议建立军政机构。会上讨论都督人选时,“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9],结果就推出了黎元洪任都督。
当时军政府下设参谋、军务等部,吴兆麟任参谋部副部长,旋改任部长。军政府扩充军队,编步兵为八协,吴兆麟任第一协统领。军政府还将武汉划为四个防守区域,吴兆麟负责第一区,防守汉阳。不久革命军在汉口战役中失利,吴兆麟与蔡济民等曾先后渡江督战。
10月28日,黄兴偕宋教仁等来鄂,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及各省援军均归黄节制调遣。黄即偕吴兆麟、蔡济民等往汉口前线视察。11月1日汉口失守,吴兆麟及参谋部全体人员主张全力固守汉阳待援。在汉阳防御战中,参谋长李书城因不熟悉鄂军情况,又不明武汉地形,欲借用吴兆麟,几经磋商,都督府派吴率参谋数人到汉阳布置防务。吴“即派参谋姚金镛、宾士礼、蔡济民、徐达明、吴醒汉、夏维善等,同往汉阳总司令部帮同办理军中一切事”[10]。27日汉阳失守,黄兴乘轮东下赴上海。经吴兆麟建议,黎元洪委蒋翊武为护理战时总司令。
12月17日,黎元洪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大元帅,扩编陆军为八师,吴兆麟兼第五师师长。12月南北议和期间,吴兆麟继黄兴、蒋翊武之后担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官。他为坚守武昌作出了贡献。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为副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吴兆麟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黎元洪按照袁世凯的意旨,将吴兆麟等首义军官调出湖北前往北京。吴兆麟被晋升为陆军上将,授勋二位,并先后获大绶嘉禾章、文虎章,列名将军府将军。此后,他由于对袁政府反感,对革命党人也丧失信心,转而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1922年秋,章太炎发起辛亥首义同志会,举吴兆麟为武昌首义理事会主席。吴倡议修武昌首义公园,为革命残废军人征集资金等。同年,吴兆麟任樊口堤工总理,他亲自督率工人筑坝、建闸、修港。1924年工程全部完竣,鄂城樊口一带万顷良田在每年春夏之交不再有被江水灌入淹没之虞。
吴兆麟晚年“皈依佛法,茹素诵经,不轻出门”[11],一直靠领退役金生活。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既得知吴兆麟仍在武汉,乃以伪湖北省政府首席参议及“和平救国军”总司令等头衔,诱其投敌。吴以生病为由住进医院,实为拒绝。他目睹沦陷区惨痛景象,精神苦闷,于1942年10月17日怀忧病逝。1943年7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抗战胜利后,1947年公葬于武昌卓刀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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