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幼陵，号爱智，笔名吴吾等。四川新繁人。1872年12月19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地主家庭。父吴仕珍，副榜贡生，教书为业。吴虞少时虽家境清寒，但求学心切，博览强记，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十五六岁时工骈文及诗。1891年入成都尊经书院，从经学家、诗人吴之英学习诗文。稍长从廖平游学，颇窥朴学门径。

19世纪末，吴虞受到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当时《蜀学报》鼓吹民权运动的影响，转向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被人称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守旧派指责吴虞“澹于命世，不事科举”，不承认“西学”是“异端”^[1]。1902年吴虞与王祚堂等人在成都创办“溥利公书局”、“开智阅报社”，传播新思想，后又与王祚堂、周克群等人议设“游学公社”，以便讲习日语做留学日本的准备。他还创议筹公费遣人留学，得到支持，四川遂派遣师范生三百余人东渡日本。1905年，他与伍伯谷等人倡设法学研究会于成都，以求普及法政知识，为地方自治及建立政党做预备。影响所及，以后四川各法学研究会接踵而起。

1905年秋，吴虞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四班。他钻研了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和刑法，熟读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的著作。他把西方近代政法学说同孔子的儒家学说作比较，发现中国儒学与西学的差距极大，从而产生了反孔“非儒”思想，认为中国要前进，必须反对儒学，学习西方，冲破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系列旧观念。他主张推进宗教、家庭改革，但未赞同政治改革运动。他在日本积极参加四川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与邓镕等人共同研究，反复商酌，于1906年提出了“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力主川汉铁路“商办”。

吴虞于1907年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回国，先后在成都县中学、嘉定府中学、通省法政学堂官班任教习，并一度任《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说，在报上发表反孔“非儒”的文章。在撰编《宋元学案粹语例言》中，他引用了被视为异端的明朝李贽的话，清政府学部令学政赵启霖查禁，并要开除吴虞的教职，后经人调解才免予开除。吴虞不断发表文章，发出要求言论思想自由的呼声。他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孔孟儒学，在四川参与支持立宪派活动，希望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他出资参加筹办立宪派的《蜀报》，并任该报的撰稿人。他还希望《蜀报》同德同力，扩其群策，览列强之诡画，弘爱国之大愿，上以慰先圣之玄灵，下以谋全蜀之幸福。

1910年，吴虞对其父纳妾李氏，不惜破产以供奢用，以致使其母忧郁而死的行为极为不满；母死后父迎李氏入家，命吴虞夫妇事以嫡母礼，吴虞更为不满，与父发生冲突，后来被他的父亲告到官府，一时轰动成都，被视为“家庭革命”。嗣经官方审断，他的父亲虽输了礼，但吴虞却遭到社会上欲以孔孟之道维持礼教的人们的责备，认为这是“非理非法”的“忤逆”行为。吴虞不畏舆论之攻诘，更积极地反对孔教和家族制度，批判封建礼教。

辛亥革命前夕，吴虞在《醒群报》撰文《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介绍李贽的思想，反对儒学，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竟然下令逮捕他。吴虞逃离成都，王人文又以“非圣无法，非孝无亲，淆乱国宪”罪“移文各省逮捕”。吴虞躲到乡下，住在舅父刘黎然家。刘是哥老会首领，在当地很有势力，使他得以免为官府的阶下囚。

正当吴虞被通缉、处境艰难之时，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吴虞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对罢市、罢课表示支持和同情。辛亥革命在四川获胜后，军政府成立，吴虞返回成都，先后担任《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川西道署顾问、代理内务科长、四川《政治公报》主编等职。与此同时，还参与筹建共和党成都支部的工作。

民国初年，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攫取了统治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半途而废，又重新掀起尊孔崇孔的思潮。1914年7月，吴虞在成都《醒群报》上发表反孔文章，袁世凯即下令内务部查封《醒群报》。此后，成都各报都不敢刊登他的文章，他受到许多“名人雅士”的歧视。吴虞原本十分敬佩严复、章太炎、康有为等人，但在他们后来扯起尊孔旗帜时，吴虞即毫不留情地给予猛烈抨击。他认为，尊孔之人，其行为多不足道。他对连绵不断的四川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痛苦，认为是法律遭到践踏，“人权”、“自由”得不到保障。在《书某氏社会恶劣状况论后》一文中指出：“社会状况之恶劣，岂偶然哉，岂偶然哉！”在《情势法》一文中指出，袁世凯复辟帝制，是法制不健全所造成的，提出要健全法制、“庶民贼独夫有所惩惧”^[2]，以防止袁世凯称帝丑剧重演。

吴虞对尊孔复古思潮进行了勇敢的抨击。当时，成都的报刊都不敢刊登他的文章，他于1916年冬写信给上海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在陈的帮助下，他将《辛亥杂诗》九十六首交《甲寅》杂志发表。成都教育界的守旧派攻击他是“名教罪人”，他写了《明李卓吾别传》，在《进步》杂志上刊载，热情地讴歌了这位明朝的“名教罪人”，与守旧派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他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易白沙《孔子平议》一文，感到找到了知音。此后即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的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等反孔文章。吴虞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对孔学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胡适称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3]。

1917年，吴虞在四川法政学校担任法制史和国文教员。次年在四川法政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执教国文和文史。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吴虞又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组织创办的《星期日》杂志，同时他还支持学生创办的《威克烈周刊》，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守旧派对吴虞大肆攻击，企图将吴虞驱逐出教育界，但是吴虞得到广大青年的支持。

1921年夏，吴虞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离川北上，在北大讲“诸子文”及诗、文。初时听讲者慕名而来，十分踊跃，但因其新文学的基础欠深，讲课引申又多，到第二学期即受到学生的批评。与此同时，他还在北京高师、南方大学京校及中国大学、北京学院兼教。在京期间，他放荡不羁，经常前往妓院，并作一些恶俗不堪的艳诗。尊孔复古派遂以此为口实，对吴虞进行攻击嘲讽，使之声名狼藉。1924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一文，认为吴虞不配称“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1925年8月，吴虞辞去北大等校教职返回成都，先后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授。他仍坚持反孔非儒的立场，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旧礼教和文化专制主义。后来，蒋介石提倡尊孔读经，成都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在《四川日报》辟专栏讨论尊孔读经、祀孔的“真理之所在”，又将“五四”时期已经批判过的孔子和儒家教条重新搬出来，吴虞十分反感。他在川大毕业典礼上，对学生发表题为《对祀孔问题的我见》的演讲，批判孔学和旧礼教、旧道德，提醒学生们不要受儒家学说的欺骗，而应追求国家富强之道。他在许多诗文中反对蒋介石提倡的复古教育。

吴虞在成都最后任教的几年中，仍遭到尊孔复古派的排斥和打击，到1933年终于被四川大学解职。从此便隐退在家，仍坚持反孔非儒之论，并勤于佛事，闲时每日写日记。抗战时期，华西大学曾拟聘为教授，他以年迈为由辞谢。

1949年4月27日，吴虞在成都自宅逝世。主要著作有《辛亥杂诗》、《饮水》、《明李卓吾别传》、《吴虞文录》、《吴虞文别录》、《吴虞文续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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