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字正之。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物理学家、教育家。1897年4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西高安县黄沙岗石溪吴村。父亲吴起辅是一个私塾先生，后转行在汉口经商。吴有训天资聪颖，七岁时入堂叔吴起瑞的私塾读书，1912年入南昌心远中学。1916年升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科学习。在胡复刚教授的指导下，他对物理学尤其是X射线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1920年吴在南京高师毕业，辗转任教于南昌二中和上海中国公学。1921年吴以优异成绩考取江西官费留美生，远赴美国深造。

1922年，吴有训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从事物理学研究，师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A．H.康普顿(A．H．Compton)教授，对X射线光谱问题做系统研究。此前，康普顿发现X射线在被某些轻元素散射后，射线的波长有异乎寻常的改变，提出了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这就是著名的康普顿效应。1923年，康普顿将研究成果发表后，因实验证据不足，没有得到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此时吴有训成为康普顿的学生和助手，吴有训以高超的实验技术、严密细致的工作和精辟的理论分析，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24年至1926年间，吴有训就康普顿效应共发表论文十篇。吴有训的这些论文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并进一步对该理论提出一系列新见解。这些成果使康普顿效应得到了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康氏也因此获得192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1925年，吴有训完成了《康普顿效应》的博士论文，旋即被聘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助教。同年，吴有训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第一百三十五届年会，并在会上做首席发言。1926年，吴有训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

康普顿对吴有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康在1926年出版的《X射线的理论及实验》一书中共有十九处提到了吴有训的工作，并引用了多篇吴的论文，尤其是吴有训所做的一张十五种元素散射X射线的光谱图，被康普顿用来证明其理论的重要依据。由此康普顿效应也被人们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对康普顿效应的证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外科学家所钦佩，也奠定了他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

回国后，吴有训参与了江西大学的筹办工作。1927年夏他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执教一年后吴又收到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邀请，到清华物理系执教。叶企孙尊重人才，当吴到职后，工资就定在叶氏之上，足见对吴的肯定与重视。

吴有训到清华后马上投入到科研与教学中，成为物理系教学的骨干。他教授的主要课程有：普通物理学、近代物理学、光学、中级光学、近代物理试验等课程。吴的授课以严谨认真的学风著称。他讲课风趣幽默，富有启发性，重视基本概念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他把当时一些很重要的物理实验引入到教学中，如密立根油滴实验、汤姆逊抛物线离子谱、汤生气体放电、卢瑟福X粒子等。这些实验侧重培养学生独立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深得学生的欢迎。在吴有训培养的学生中像钱伟长、钱三强等人，受其影响走进了近代物理科学的大门。

在清华教书育人的同时，吴有训积极倡导清华理学院开展近代物理学的研究。1929年，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在技术条件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这一时期吴有训的主要研究在X射线方面，特别是对散射和吸收的研究，有诸多成果问世。1930年，吴有训在英国Nature杂志上发表《论单原子气体全散射X射线的长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利用国内条件完成的科研成果；在《清华学报》上发表《Compton效应中变线强度与不变线强度之比率》。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吴有训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基础物理研究，转而致力于应用物理学研究。1933年，吴有训赴美国参观访问。当时，抗战急需战时通讯用的真空管器材，他为学习真空管的制作工艺，以普通工人的身份深入工厂一干就是四个多月。在美期间他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并采购了真空玻璃管的生产设备，希望回国后开展中国电子工业的科研计划，但因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和中国金融、实业界的重视和支持，无果而终。

1936年初，吴有训被推举为中国物理学会会长。同年4月，德国自然科学院又选举吴有训成为该院院士，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在当时世界学术界中享有的最高荣誉。吴在国际上的声誉，与他重视中外学术交流不无关系。他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期间，曾邀请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狄拉克(P．A．Dirac)教授、丹麦物理学大师波尔(N．Bohr)来华作学术报告。这些学术讲座使中国接触到了世界物理学的前沿，开阔了视野。

1937年，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赴美考察，吴有训暂时代理清华理学院院长。“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有训离开了刚刚分娩的妻子和女儿，随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吴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面临着三校合组的复杂情势，吴有训细心梳理人事关系，优化教学设备配置，克服战争带来的巨大困难，使西南联大的教学和科研得以继续。身为院长，吴有训不囿门户，选拔人才，其公正、严格的工作作风深得三校学子和同人的尊敬。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很差，物理系的仪器、设备少得可怜，吴有训带领员工秉持自力更生精神，没有电炉丝就用兵工厂的金属削片代替，缺化学原料苏木素就从当地一种木材中提取代用，没有显微镜载玻片就用日寇空袭震坏的玻璃代替，没有煤气就用蒸馏酒精代替。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吴有训等为国家培育了大批的物理学英才，黄昆、朱光亚、邓稼先、李政道和杨振宁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38年夏，国家抗战急需冶金工业，清华大学决定成立冶金研究所，筹备工作由吴有训负责，他带领同人仅用一年时间就使冶金所初具规模。该所在当时尚属首创，培养了一代冶金人才。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吴有训，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和交流，在抗战八年中，该学会召开了七次年会，会员逐年增加，工作始终不辍。

1940年，吴有训当选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41年中研院委托吴创办院刊《科学记录》（Science Record），并出任总编辑。这是一本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专门刊载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研究富有创见的论文，期刊用外文在国内外发行，是中国当时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唯一学术刊物。而这时正值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期，吴有训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科学记录》得以出版问世。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有训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在他的周密布置下，中央大学成功完成了复校任务。一万三千余名师生和两千多箱图书设备顺利从重庆搬回南京。在担任中大校长期间，他重视延揽人才，聘请赵忠尧、吴健雄、陈鹤琴、罗尔纲等到校任教。此外，还在中大新建原子核实验室，并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在九华山建立我国最早的原子能实验基地。尽管吴有训行政事务繁忙，但他仍然坚持教学科研工作，他每周要为理学院学生讲授四个小时的“普通物理课程”，并继续对康普顿效应展开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对伦琴射线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

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高校师生的思想控制，他对学生的爱国运动采取了同情态度。1946年1月25日，吴亲自参加了反对内战的万人大游行，走在队伍的前列。在1947年的“五二○”运动中，中大师生被国民党特务打伤，他亲赴医院看望，并严词拒绝了逮捕进步师生的要求。正是在吴的支持和同情下，中央大学的民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被誉为“民主的堡垒”。

全面内战爆发后，吴有训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日益失望，先后十四次要求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1947年10月，吴代表中国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在国外的一年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两篇研究人工放射性的论文。1948年秋，吴有训回国，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举家从南京迁往上海，出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吴有训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吴有训出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在他主持下，中科院自力更生研制了一系列高级精密科研仪器，并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统筹规划，充实提高科学院数、理、化、工程、仪器等研究领域的科研力量，为新中国科研的起步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他赴东北重工业基地进行调研和考察，建议科学院在东北设立分院。1957年吴有训主持了国家测绘局和上海天文馆联合会议，决定采用我国自己的授时信号，使我国的授时工作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1963年参与制定了科技发展十年规划(1963—1972)。1964年又在上海主持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鉴定工作，该项目是新中国取得的重要科技成果之一。此外，还主编《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两刊登载了大量高质量的科技论文，为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文革”期间，由于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吴有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他对近代中国物理学的贡献，中国科学院将他的论文编辑成《吴有训论文选集》于1997年出版。

参考文献

• 王大明：《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吴有训》，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 聂冷：《吴有训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 林家治：《吴有训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郭奕玲等主编：《吴有训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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