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芳,祖籍江苏泰兴。1893年1月26日生于湖北武昌,排行老三。父亲吴守训,秀才,数次考举人而不中,遂做私塾先生以维持生计。后走捐纳之路,得候补知县之衔,再经疏通,被委任为县牙厘局局长。母亲朱诗阁,大家闺秀。十六岁时,父亲吴守训因公案投江自尽。十九岁时,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吴贻榘跳黄浦江自杀。母亲朱诗阁在夫丧子亡的双重打击下撒手人寰。姐姐吴贻芬在为母亲守灵的夜晚也悬梁自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吴贻芳经历了哥哥、母亲、姐姐的骤然离世。然而,家中上有年迈祖母,下有年幼妹妹,承受着巨大痛苦的吴贻芳,在姨父陈叔通的开导和鼓励下,终于又鼓起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不久,和祖母、妹妹迁姨父陈叔通家。
1913年2月,吴贻芳作为特别生插班到杭州弘道女子学堂四年级学习。1914年,随陈叔通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该校附属小学担任英文教员。1916年2月,又作为特别插班生开始了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学习,并很快以全优成绩转为正式学生。在校期间,吴贻芳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读书非常刻苦,同时受洗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任金陵女子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会长时,带领同学们声援五四运动,参加罢课,举行游行示威。1919年,吴贻芳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女子大学里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师和英语部主任。
1921年,吴贻芳赴美密执安大学攻读生物学专业。1924年,被推荐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1925年,被推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并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和科学会会员。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纷纷进行改组,由中国人接管。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提出了辞职。在其良师益友的提议、推荐下,校董事会通过了请吴贻芳担任校长的建议。1928年春,进入写博士毕业论文阶段的吴贻芳收到金陵女子大学董事会聘书,校方允其取得学位后再回母校任职。吴贻芳于当年10月获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1月3日,吴贻芳出席新校长就职典礼,发表就职演说,正式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履任校长之职后,吴贻芳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校向政府的注册。金女大创始人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为基督服务的妇女领袖,可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不得以宗教宣传作为目的”,规定“宗教课不能设为必修课”。吴贻芳充当教会和政府间的协调人,居中做双方的工作,终于在1930年12月经教育部核准立案,完成了注册。吴贻芳在协调与政府关系的同时,也主动争取政府支持,如邀请教育部及其他部门的官员到校讲演;1934年6月,邀请蒋介石及宋美龄出席学生的毕业典礼等。
作为教会大学校长,吴贻芳注重协调与教会组织的关系。金女大虽然完成了向政府的注册,但其主要经费仍来自于国外教会组织,为了争取国外教会对金女大的支持,吴贻芳积极参加教会工作。在1935年至1947年间,她担任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多次出席国际间基督教协进组织会议,加强与教会组织和教会大学的交流。如1936年应邀赴英国伦敦出席国际基督教协进会常务委员会议,会后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典礼。1938年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基督教协进会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日军开始轰炸南京后,金女大正常的教学就被迫中断,吴贻芳和校务委员会商量,决定建立上海、武昌、成都三个办学中心。随着战事的扩大,将武昌和上海办学中心迁往成都,1938年1月到达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大学教室上课,在动荡不安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学。抗战胜利后,吴贻芳作出回迁南京的决定,1946年9月在原址复课。1951年,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上建立了南京师范学院。1985年5月11日,吴贻芳致函江苏省政府,建议在南京师范大学内,增设一所公办民助性质的金陵女子学院。1987年3月,金陵女子学院成立。
从1928年到1951年,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务二十三年,金女大誉满中外。吴贻芳调整了金女大的办学宗旨,淡化其宗教目的,强调其培养人格和造福社会的办学宗旨。她还结合学校实际,将基督精神渗入进人格,强调人格的爱国、奉献、牺牲品质,强调人格训练中的完整性,即德、智、体、群、灵五方面的充分发展等。吴贻芳重视系科建设,使金女大逐渐形成了较有影响的特色系科,如音乐系、社会学系、家政系及体育系等,其中影响很大、成就突出的主要是社会学系和家政系。社会学系所授课程偏重于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及社会调查,较为实用。如西迁成都后,应战时之需,在四川仁寿县组建了一个乡村服务处,以社会学系学生为主体,分成妇婴组、幼儿教育组、挑花组、鸡种改良组等,利用假期开展各项专门的活动。吴贻芳注重学校的制度建设,制定了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学籍管理制度、考试评分制度,采用主辅修制度,实行积分制、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在办学上,吴贻芳主张文理兼通,重视基础知识,强调社会实践和实验环节,重视外语教学和体育教育。金女大先后向国内外输送了九百九十九名毕业生,活跃在教育、医疗等领域,被称誉为“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抗日战争期间,吴贻芳非常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积极参加了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1937年7月中旬,应蒋介石的邀请与一些著名教授和社会名流到庐山商谈国事。1938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主席团成员。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实行主席团制,吴贻芳与蒋介石、张伯苓、左舜生、张君劢被推选出来,组成第一任主席团。1942年7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期间,吴贻芳再次担任参政员并当选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并被选进国民大会主席团。“七七”事变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宋美龄任主任委员,吴贻芳当选为执行委员。吴贻芳还参加了宋美龄在庐山举行的妇女领袖会议,讨论抗战时的妇女工作。1938年3月,由包括邓颖超、何香凝在内的各方面知名人士一百八十三人,发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负责抚养遭受战火灾难、流落街头的儿童,吴贻芳任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做了大量工作。1943年3月,参加由晏阳初、桂质廷、吴景超、李卓敏、陈源组成的“战后问题中国研究小组”(又称“六人教授团”)前往美国,利用其影响力宣传抗日,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1945年,吴贻芳作为教育家和无党派人士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是签字的第一位女代表。抗战胜利后,在政治影响日益突出时,吴贻芳选择了减少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如1947年辞掉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两次拒绝担任教育部长之职。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全面内战,制造了“下关惨案”、“李闻惨案”、“五二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也让吴贻芳非常震惊。吴贻芳曾当面责问蒋介石,并要求将南京市警察局长撤职;她探访教育局长,要求不准军警进入金女大抓人;她还宣布不参加国民大会主席团。1949年4月,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宋美龄派人送机票给吴贻芳,她选择了留下。在南京解放前夕,吴贻芳受邀担任南京各界治安维持委员会副主任,维持社会秩序。 1949年9月,她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一起,共商建国大计。
新中国成立后,吴贻芳长期担任一系列行政职务。1951年1月6日,决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经费,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改为公办。5月至10月,金女院与金陵大学合并,担任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第二副院长。1953年,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55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7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南京市主任委员,1962年1月任民进江苏省主任委员,连选连任,直至逝世。1956年8月24日,当选江苏省副省长。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妇联副主席,重新担任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兼任南京师范学院名誉院长。1979年2月,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妇女校友会“和平与智慧女神”奖。
1985年11月10日,吴贻芳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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