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广东顺德人。生于1893年11月4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父亲吴博樵在广州开设木材铺。吴耀宗自幼聪颖好学,因家庭人口多,经济较拮据,他常用竹竿在家门后面小河滩旁划沙练字。少年时在广州就读于英国人开办的育才书舍,由于成绩优异,每年都获得奖学金。1909年,入北京税务学堂,1913年毕业,先后在广州、牛庄等地税关工作。1917年调至北京总税务司署任职,工作之余,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1918年受美国来华传教的艾迪博士的影响,受洗入基督教。1920年,他因宗教信仰的关系,接受“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思想,辞去当时被称为“金饭碗”的海关职务,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先后担任学生部干事、主任。1921年与杨素兰医生结婚。1924年吴去美国协和神学院、德鲁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担任专做青年学生工作的校会组主任。1934年后改任该会出版组主任和青年协会书局的总编辑,直到解放。
青年时代的吴耀宗由于受到基督教义“爱人如己”和国际上唯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国内发起组织“唯爱社”,并担任该社主席,与唯爱主义的国际组织建有联系。参加唯爱社的多为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主张非暴力主义,认为只有用“爱心”才能感化人类、改造社会,使社会达到理想境界。此时,他还受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及其非暴力思想的影响,曾将《甘地自传》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后来他又利用赴印参加国际基督教会议的机会访问甘地,赠给该书中译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不到三个月,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吴耀宗激于民族义愤,痛感唯爱主义不能救中国,并在与抗日爱国进步人士的不断接触中,受到他们的教育和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毅然辞去唯爱社主席的职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并任该会理事,同时又先后参加了“东北社”、“国难教育社”等抗日救亡团体。他利用当时在青年会工作中与青年群众接触的机会,广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积极从事救亡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吴耀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疗器械和药品[1]。他在沪组织“民社”,宣传抗日,提倡民主。是年冬发起“节约救难”运动,以劝募“寒衣”为掩护,为新四军募集军需物资[2]。1938年,周恩来以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的身份,驻节汉口,是年夏吴耀宗亦因公到武汉,他曾向有关同志表示,希望能会晤这位久已敬佩的中共领导人。5月20日,周恩来在吴玉章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吴的住处晤谈。据他后来的回忆:“是日,报载徐州已经失守。周恩来同志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还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他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他的谈话立场鲜明,观点明确,对未来充满信心,给了我很大的启发。”[3]
1941年,吴耀宗随青年协会书局内迁四川成都的华西坝,继续担任该书局总编辑,次年起,兼任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社长。任职期间,他编译出版了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丛书》数十种,如《社会主义新史》、《反利润制度》、《今日之苏联》、《苏俄的公民训练》,等等[4]。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独裁统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吴耀宗对此极为愤慨,多次写文章、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他还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和迫害,大力支持成都青年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常昂首挺胸加入爱国学生反蒋示威游行的行列,并为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提供种种便利。他在成都华西坝等处曾多次给青年学生作国际形势的报告,由于材料丰富,逻辑性严密,分析精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当时感到抗战前途黯淡、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同学们顿觉心境开朗,视野开阔。当时他和文幼章、沈体兰被誉为三位民主教授。他的住所,常有不少进步青年趋访,亲如家人,因之被称为“民主之家”。
在四川期间,吴耀宗曾于1941年12月11日和1943年5月25日两次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走访周恩来。尤其是1943年的那一次,从上午谈到中午,周恩来留他用了午餐后,知道他身体欠佳,特为之在会客室搭铺午休后再继续畅谈到傍晚,那天董必武也在座,后来吴回忆说:“那次是周总理和我最长的一次谈话,继续了将近一整天。谈到党的宗教政策时,他重申:‘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这是周恩来同志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从此我更相信中国共产党,更加敬佩周恩来同志,对我国的前途也抱有更大的信心。临别之前,董必武同志还应我的要求,开了一张马列主义的书单给我,一共五六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传》。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书单和这些革命书籍。”[5]
抗战胜利后,吴耀宗于1946年初回到上海。不久,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准备挑起全面内战。当时,制止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上海几十个人民团体在经过多次磋商后,决定推举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946年6月23日到南京请愿,向国、共两党和美国特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三方面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吴耀宗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还为代表团草拟了一份给马歇尔的英文《备忘录》,严正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在到南京后第三天,他亲自将《备忘录》交给马歇尔[6]。吴耀宗后来回忆说:“到了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就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殴打,许多人被打伤,送到医院。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闻讯后,半夜赶来看望我们。邓颖超同志还送来了食物。第三天又在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设宴招待我们。‘下关事件’清楚地表明:一方面是制造事端,欲置代表于死地而后快;一方面是热情支持,亲切接待。到底谁要和平,谁要内战,不是最鲜明的对比吗?回到上海以后,邓颖超同志在刘少文同志陪同下,代表周恩来同志到我家来表示慰问。他说:党很重视我给马歇尔的《备忘录》。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7]在这以后,吴耀宗的爱国民主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继续支持和参加上海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民主运动,并曾帮助被迫害的青年学生摆脱特务的追捕。1948年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指出中国的基督教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关系太密切,在面临历史大转变的时代,基督教必须实行改革,否则将被淘汰。为此竟遭到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对,被迫辞去《天风》社长的职务。由于反动势力的压迫,他在沪处境日艰,1948年12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召开“亚洲基督教工作人员领袖会议”,吴被邀请作为讲员身份出席大会。会后,他借道香港,到达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他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增选为常委)。1949年10月1日,他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参加了开国盛典。
1950年5月,政协委员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和赵紫宸等基督教界知名人士到各地传达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精神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在中南海作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当他们反映了各地执行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后,周总理说:“中国的基督教长期来曾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广大的人民不理解,有隔阂,这是很自然的。你们应当行动起来,让人民理解你们。既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中国人难道办理不了中国人的宗教?”[8]此后吴耀宗联合全国基督教会团体的有影响人士四十人,带头发起了一个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于1950年7月28日,发出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宣布中国基督教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种种罪行。对此,周总理曾建议说:“这份宣言可以发表,让人签名嘛!”[9]到8月底,仅一个月签名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二十七人。为此《人民日报》在9月23日刊载了新华社发布的关于三自革新宣言签名的消息,在第一版上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指出“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并刊出宣言全文,还用三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签名者全部名单。接着其他各报也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支持。到1951年3月底,全国各地各民族中的基督教徒在宣言上签名的,达十八万多人[10]。在此基础上,1951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国基督教徒爱国运动的“中国基督教徒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为主席。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继续当选为主席。他在发起和组织三自爱国运动中,团结广大基督教徒热爱新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反映基督教各界人士的正当要求和协助人民政府全面贯彻宗教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有益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会得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割断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使中国基督教会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吴被誉为中国基督教界的思想家[11]。
此外,他还积极参加了各种国际性活动。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多年,多次出席有关的国际会议,向世界各国友人介绍新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增进了互相了解和友谊,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吴耀宗曾当选为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委,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曾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等职务。
他在青年会工作期间,除了编辑、出版宗教方面的书籍外,还撰写和翻译了《黑暗与光明》、《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等著作。1979年9月17日,吴耀宗因病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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