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直系著名的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生于1874年4月22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他的父亲在县城里开设杂货店，是个小商人。他六岁入私塾读书，十四岁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学兵，兵事余暇仍继续读书。二十二岁时(1896年)考取秀才。次年因得罪了当地一个豪绅，被革去秀才，并遭到通缉。他遂逃到北京，以摆卦摊算命谋生。

1898年，吴佩孚到天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当兵，被派在一个姓沈的管带手下当戈什哈(即勤务兵)，传送文书，为文案郭绪栋所器重，当年被选拔入开平武备学堂肄业。1899年聂军改称武卫前军。次年夏八国联军入侵，开平武备学堂停办，吴回武卫前军，担任后路炮队队官，驻防北塘。10月随军赴马兰峪驻扎。1901年2月，武卫前军中、后两路裁并减员，吴被裁减。次年9月改投直隶总督袁世凯，被批准入保定武师范学堂，后转入测绘学堂，1904年1月毕业^[1]。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北洋督练公所与日本军队在烟台秘密合组侦探队，吴佩孚被选为队员。他和冈野增次郎(日本人)等扮成肩挑小贩，赴东北各地刺探俄军情报，因“功”以帮统记名。日俄战后，他奉调回保定，拨归北洋陆军第三镇差遣。1905年10月担任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次年升为第一营管带，1907年随第三镇至吉林长春驻防。当时，第三镇统制曹锟对吴很器重，1908年调吴担任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镇奉调入关。炮兵第三标在娘子关哗变，原任标统撤职，吴遂受曹锟提拔，继任第三标标统。

1912年，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镇改称师，标改称团。吴佩孚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驻扎南苑。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于1914年4月以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吴佩孚改任师部副官长，随军南下，1915年晋升为第六旅旅长。随后，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运动兴起，第三师于1916年初奉命入四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吴率第六旅先至綦江，2月下旬与护国军战于纳溪，因攻占纳溪有“功”，袁世凯于3月7日申令授吴为陆军中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帝制，袁世凯的皇冠迅速落地，并于6月6日因忧愤成疾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第三师奉命撤回保定。1917年7月，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充当“讨逆军”西路先锋，由保定进攻北京，与张勋所部“辫子军”战于天坛。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下台，直系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首领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总揽北洋政府大权。由于段拒绝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地方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对抗。段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佩孚随军驻汉口，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这时，冯国璋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主张与西南军阀议和，不肯公开下讨伐令。在直、皖两系的矛盾中，曹锟和吴佩孚都属于直系，附和冯国璋。

1918年春，护法湘军攻克岳阳。由于皖系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冯国璋不得不下令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指挥，反攻湖南。当时，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混成旅，由鄂入湘，连陷岳阳、长沙等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他满以为凭“战功”可以得到湖南督军的职位，没想到这个据有地盘的实职竟然落到皖系张敬尧手里；他只赢得“援粤军副司令”和“孚威将军”的空衔，因此十分气愤。这件事是他以后反段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他攻占衡阳后，即按兵不动，并于耒阳公平墟与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所派代表商洽停战。段祺瑞屡次急电饬令进攻两广，他均置若罔闻，不予理睬。8月21日，更公开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而主张南北议和^[2]。为了哗众取宠，他还大唱“文官不要贪污卖国，武官不要争地盘”的高调，并以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来标榜自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火迸发出来，段祺瑞控制下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吴佩孚乘机接连发出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支持”学生运动，摆出一副“爱国军人”的姿态，颇博得一般舆论的好评^[3]。11月，吴与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代表在衡阳秘密签订《救国同盟草约》，结成反段的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的首领地位。

1920年5月，吴佩孚得到西南军阀供给的军饷六十万元，自衡阳领兵北撤，抵汉口时，赋诗言志，斥皖系为“妖孽乱京畿”，自己是要“摧狂虏”，“扬国威”，并且是“不问个人瘦，为期天下肥”的大人物，还令军士沿途唱他自编的“满江红”军歌。随后，他把军队布置在京汉铁路保定至郑州一段沿线，即通电攻击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亲日卖国，要求解散安福俱乐部，罢免其首领徐树铮，对段进行直接挑战。由于皖系的卖国政策丧尽人心，人们对吴的反段寄予很大的期望，甚至把他视为“革命将军”。7月，段强迫总统徐世昌下令免曹、吴职。吴即挥兵逼近北京，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系军队于涿县和杨村一带，一举推翻了段祺瑞控制的亲日派政权。同日本敌对的英、美大喜过望，看中吴是一个可利用的工具，在报纸上对他大捧特捧，誉之为“强者”、“英雄”、“中国模范之统将”^[4]。此后，北京政府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8月，吴通电发起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企图利用“国民大会”这种形式驱逐皖系扶植的总统徐世昌，另外组织一个合乎他胃口的政府。但他的计划遭到张作霖反对，未能实现。9月，曹锟升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为直鲁豫巡阅副使，驻洛阳“练兵”。

1921年7月，吴佩孚以援助湖北督军王占元抵抗湘军为名，派萧耀南进兵湖北，镇压了湖北自治军，并把湘军赶回湖南，夺得了王占元的地盘。8月，吴升任两湖巡阅使，派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完全暴露了吴“不做督军”的伪善嘴脸^[5]。

吴佩孚权势的增长，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这就激化了他和受日本扶持的张作霖之间的矛盾。1921年底，张作霖支持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企图压制直系势力。次年1月，吴率领直系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卖国媚外，向奉系回击。双方通电互相攻击达三月之久，至4月终于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吴率领直军在马厂、固安和长辛店等地击败奉军，张作霖退到关外。

自战胜奉系以后，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政治野心大为膨胀。当时，一帮政客倡议“恢复法统”，即恢复民国初年的旧国会和由黎元洪复任总统。吴鉴于“恢复法统”既可使南方护法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因为南方政府是借护法成立的)，又可赶走徐世昌，因此立刻接受了这个主张。黎元洪于1922年6月复任总统。吴曾企图通过黎元洪和王宠惠内阁实现他“统一”中国的计划，而曹锟则急于取代黎元洪当总统，从而直系内部发生了“保(定)”“洛(阳)”的分化，使吴利用黎元洪的计划落空。于是吴进一步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狂妄地表示要“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6]。他一心步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后尘，追求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吴升任直鲁豫巡阅使。曹、吴之间虽有权力之争，但始终没有决裂。当时，吴的巡阅使署所在地洛阳，实际上成为北方政治、军事的中心。巡阅使署机构庞大，除参谋、军需、执法、军械、政务、教育、交际、副官八大处的办事人员外，谘议厅拥虚位而列名顾问、谘议、差遣者有千余名。政务处为公署的重心，吴的心腹白坚武担任处长。各省都有代表常驻洛阳。英、美帝国主义又对他大力扶植：美国运给军火价值三百多万元，英国给他贷款，英人莫立斯(H.E.Mooris)和格林(O.M.Green)做他的政治顾问。此外，还有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在此期间，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总长、次长以及英、美、日本等国军政要人肩负着秘密的或公开的使命，络绎不绝地奔走于中州道上。1923年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各方显要人物至洛阳祝寿者达六七百人。当时康有为想拉拢他支持清室复辟，也献上手撰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7]

这时吴佩孚的直属部队有五师一混成旅，他自兼第三师师长驻洛阳，第八师王汝勤驻宜昌，第十四师靳云鄂驻郑州和信阳，第二十师阎治堂驻潼关，第二十四师杨清臣驻开封，第二十六混成旅田维勤在河南，另外还有若干独立团，总计兵力十余万人，控制着河南、湖北、直隶和陕西等省地盘。他一面积极准备对付要向他复仇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广东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北伐政策，指挥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攻掠福建、广东、四川和湖南等地。

吴佩孚的军饷每月约八十万元，其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靠截留京汉铁路的收入，京汉铁路又是他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最重要的军事交通线。为了利用和欺骗工人，他曾发表过“保护劳工”的主张。但是，当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总工会时，他指使军警进行破坏，下令不准开会。为反抗他的专横统治，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他就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公然命令军队进行血腥镇压，杀死四十多人，造成著名的“二七”惨案。他对工人的野蛮屠杀、赤裸裸的“武力统一”政策以及支持曹锟贿选总统，这一切使全国人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从此他迅速地走向失败。

1924年9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指挥奉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应曹锟的急电，由洛阳到达北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直系军队十余万，派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别担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三路迎击奉军。吴亲到山海关督战。正当两军激战时，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带兵由热河前线回到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成立“国民军”，反戈讨吴。吴前后受敌，大败而逃。他由大沽口乘船南下，溯长江到达武汉，企图依靠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组织“护宪军政府”，但未能得逞，即回洛阳。不久，国民军胡景翼部攻入河南，镇嵩军憨玉琨部也由潼关东进。吴在洛阳不能立足，退往信阳，准备入鄂。这时鄂督萧耀南为形势所迫，对他婉言拒绝，并请他通电下野。吴被迫退入鄂、豫边界的鸡公山，其残部约四万人多被胡景翼缴械或收编。当胡景翼军逼近鸡公山时，吴只得表示愿意下野，并于1925年春经过武汉，乘“决川”号军舰逃到岳州，托庇于湖南军阀赵恒惕。这时，赵正高唱“联省自治”，通电保护吴，并赠给养。

吴佩孚在岳州暗中联络旧部，伺机再起。1925年10月，孙传芳在江苏发动反对奉系的战争，并通电拥吴出山。吴即乘机到武汉，通电自称受十四省区将领推举，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设总部于汉口东北之查家墩，任命张其锽为秘书长，蒋方震为总参谋长，派张联陞、寇英杰、陈嘉谟分任一、二、三路司令，攻入河南省。11月13日，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讨伐吴佩孚和孙传芳，国民军和奉系军队分别沿京汉、津浦铁路南下。但不久奉系和国民军的矛盾尖锐化，张作霖派人联络吴以打击国民军。吴对国民军本来十分仇视，遂即宣布结束讨奉战争，而与奉军勾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3月，吴击败国民军岳维峻部，占领河南省。又沿京汉路北进，先后占领石家庄、保定。冯玉祥通电下野，赴苏联，将国民军交其部下张之江、鹿钟麟接管。张、鹿致电吴，请求停战议和。吴回电要张、鹿将部队交出。4月，直鲁联军及奉军围攻北京，鹿钟麟发现段祺瑞与奉军勾结，遂将段赶下台。段逃往天津。鹿释放曹锟，并再次致电吴，请入京磋商大计。吴坚持原来要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的条件，张、鹿被迫率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吴支持王怀庆于5月8日入京，就任卫戍司令，颜惠庆组织内阁。5月27日，吴由汉口北上，30日抵石家庄，会晤山西军阀阎锡山。6月3日，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攻击国民军。稍后，又派张其镶、张志潭为代表与张作霖的代表郑谦在天津开预备会，双方议定“军事合作到底”。但奉方对颜惠庆内阁有保留。6月28日，吴和张作霖在北京会谈，经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动，双方表面上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宣布“合作讨赤”，继续对国民军作战，而暗中却仍激烈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

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直军攻击南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开始，吴低估了北伐军的力量，仅派李济臣等督率杂牌军入湘，援助叶开鑫等。北伐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将敌军击溃，席卷湖南，直指武汉。这时，吴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才极为恐慌，一面严令李济臣等收集残兵两万多人坚守汀泗桥等要隘，一面让齐燮元代理总司令，留守长辛店。自己则率领刘玉春等主力军由京汉路仓皇南下增援，1926年8月27日到湖北咸宁，亲至汀泗桥督战，以“大刀队”分八路监视直军，据险顽抗，斩退缩不前之旅、团、营长九人，下令退却者杀无赦。他原想守住汀泗桥，等待孙传芳的援军，以便向北伐军反扑。但是，北伐军以勇猛的攻击迅速夺取了汀泗桥要隘。吴退贺胜桥，扼险以守，革命军又来猛攻。他亲临督战，手刃后退官兵多人，可是仍阻止不住士兵溃逃。9月1日，他自己也狼狈败退到汉口查家墩。但仍命令刘玉春等收拾败兵，坚守武汉，负隅顽抗。不久，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他经信阳败逃郑州，企图组织援军反攻，也未能得逞。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俘虏刘玉春等两万多人。至此，吴的主力被北伐军打垮。

1927年初，北伐军攻入河南，吴佩孚的残兵败将望风溃逃，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等暗中向北伐军输诚，齐燮元以亲奉嫌疑离去。奉军以“援吴讨赤”为名，沿京汉路节节南下，妄图趁火打劫，夺取河南。吴众叛亲离，又处南北夹击之中，遂于5月13日偕其妻张佩兰等由巩县南逃。经南阳、兴山、巴东，抵达四川白帝城。先后托庇于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流寓于大竹、绥定等地。这时，他身边只有卫队千余人，仍然打着“孚威上将吴”的大旗，维持着“大帅行辕”的空架子，并不时与新旧军阀暗中勾结，伺机而动。但表面上他不得不通电全国，声明“入川游历，不问政治”。1930年，当新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激战之际，吴企图乘机出川，自绥定起程至麻柳场，拟赴万县东下，为万县驻军王陵基部所阻，遂折回宣汉。次年7月至成都，与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会晤。这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拟聘请吴为高等顾问，借以笼络北洋势力，并派军舰入川迎接。但吴对蒋介石存有戒心，不愿乘船东下，而以应蒋电召为名，率领卫队取道松潘北上，经过兰州、包头，于1932年1月底到达北平。

当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吴佩孚想趁全国动荡之际，借“抗日”旗号纠集北洋直系势力东山再起；但是，由于受到蒋介石的压力，未能得逞。当时，张学良正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月给他“补助费”数千元。国民党政府曾聘他为洛阳“国难会议”会员，他没有应召赴会，而一直住在北平什锦花园公馆里做自己的“大帅”。当伪满洲国出现时，他曾以个人名义通电声讨溥仪。

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并企图把吴佩孚抬出来做傀儡。吴怫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8]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长，他亦严词拒之。当年底，以王克敏为首的一群汉奸在北平组成伪华北临时政府，吴的旧部齐燮元担任伪京津卫戍司令。伪临时政府于1938年1月给吴“特高顾问”的空头衔，月送“车马费”数千元。6月，日本侵略者决定把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等极力拉吴下水，吴故意向他提出请日本从中国撤兵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同意他的要求，他也就拒不接受土肥原的策动，表现了中国军人的民族气节。

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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