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昌,字达铨。1884年4月(清光绪十年三月)生于四川绥定(今达县)。吴家原籍浙江吴兴,世代做师爷。父亲吴赞廷在绥定府做幕十余年,退休后定居成都,置有田产。1896年吴鼎昌入成都客籍学堂读书,后考中华阳县秀才。1903年5月,他获官费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普通科读书。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任本部评议员。1906年6月,吴鼎昌考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与胡霖(政之)、张季鸾同学。1910年7月毕业回国,同年秋在北京应游学生毕业考试,得清政府学部授给商科进士,次年春又经廷试,授翰林院检讨,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习。其后经其族伯山西藩台吴匡涛举荐给东三省总督铁良,先后任东三省总督署度支、交涉两司顾问、中日合办本溪湖矿务局总办。1911年8月,经大清银行总监督叶景葵的介绍入大清银行总行充总务科长,不久转任大清银行江西分行监督。
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鼎昌由江西到了上海,参与上海大清银行清理处事务。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应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商股股东的要求,派员改组成立中国银行,吴又参与中国银行的筹备事务。2月,他被派为中国银行正监督,拟定中国银行条例,推行改革计划,决定北京分行、天津分行开业。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银行总行迁往北京,其正监督职位未变。5月,黎元洪、熊希龄在北京成立共和党,吴鼎昌加入该党。11月,他任袁世凯政府工商部全国工商会议副议长兼工商部顾问。1913年5月,梁启超合民主、共和、统一三党组成进步党,吴任进步党政务部财政科主任。在“二次革命”战争期间,他曾著有《赣宁战祸之原因》,分析导致战祸之症结,在于“勉强而成之局”[1],对袁世凯的统治有所批评。是年因财政总长周学熙要另设筹备中国银行机构,新派人充当总办,仍让吴继续管理几个分行。因有违其初衷,吴鼎昌辞职离开了中国银行。1914年,他改任造币厂监督,为划一币制作出贡献。是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为吴引见袁世凯,袁以“才大难驭”[2],未予重用。1915年2月,袁世凯授吴上大夫衔,12月任袁登基大典筹备处办事员,受到笼络。次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他被任命为农商部次长,未就,再任造币厂总裁。袁世凯死后,吴鼎昌利用与徐树铮的关系投段祺瑞,6月再任中国银行总裁,7月兼国务院参议,从此成为皖系的理财大员。
1917年5月,周作民与王郅隆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吴鼎昌为发起人之一,任董事。7月,盐业银行总经理张镇芳拨银行资金二十五万元资助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张镇芳被捕,经王郅隆向段芝贵推荐,吴入盐业银行清理复辟用款,攫取了该行领导权。嗣经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梁启超正式任命,他担任了盐业银行的总经理。1918年3月,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组织安福俱乐部,吴任院外评议员。同月,经徐树铮推荐出任财政部次长,12月被派赴欧美考察财政。1919年2月,南北政府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吴鼎昌任北方代表。在和会期间他参与密议,往返奔波传递消息,是北方总代表朱启钤的智囊人物。他和朱启钤主张另行选举国会,在和会破裂之前,奉段祺瑞的命令,在上海要求孙中山放弃恢复国会。
1920年7月,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吴鼎昌被直系列为祸首之一,被免去财政次长职务。吴退出了政坛,只剩下盐业银行总经理的职位,活跃于金融界。1922年初,中南银行为发行钞票充实准备,请周作民出面发起,联合金城、盐业、大陆三行联合组成四行联合准备库,发行钞票,吴鼎昌被推为主席;7月又组成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他又兼任主任;1923年组成四行储蓄会,任主任。所谓“北四行”集团于此形成,以北方数省为营业重心,发行钞票,主要吸收军阀官僚的存款,投资于北洋政府的公债、库券,为北洋军阀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为自己攫取高额利润,营业畸形发展,一时居北方银行业之首,吴鼎昌因而成了金融界首脑人物之一。
吴鼎昌虽活跃于金融界,但他对时政甚为关注,对昔日在政界的地位,仍颇留恋。1924年,胡政之在上海办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发生经济困难时,吴每月给予四百元资助,并以“前溪”的笔名,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一些经济论文,后著有《中国经济政策》一书。
1925年春,张季鸾赋闲在津,胡政之因办《国闻周报》亦常到天津,与吴鼎昌三人在津聚首议定筹款五万元,办一份独立自主的报纸。随即由胡政之出面,从王郅隆的后人手中盘购了天津《大公报》,组建《大公报》新记公司,以吴鼎昌任董事长兼社长,负财经责任,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为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商定述评。还规定社内人员一律不得担任社外职务,不拉政治关系,共同专心办报。1926年9月《大公报》续刊,《国闻周报》亦由上海迁天津发行,吴又兼《国闻周报》和国闻通讯社社长。三社合一,通过掌握舆论工具扩展其影响,在政界崭露头角。
吴鼎昌投资《大公报》,与张季鸾、胡政之共同拟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言论方针。从1926年到1935年间吴常驻平、津,一面经管盐业银行等金融业,一面兼管《大公报》的出版,主管经营方针。他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报社参加商讨社务,研讨时事,选择社评题材,经常参与《大公报》的社评写作,财经方面的社评主要由他执笔。吴对世界贸易市场情况甚为熟悉,报馆购储外币和银行结账都由他决定,还善于选择商机,采买进口的白报纸,在行市有利时结汇,经营日隆。
《大公报》出版初期,正值北伐战争时期,吴鼎昌以“前溪”的笔名发表社评“战卜”,说“袒刘袒吕,左右皆非”[3],竭力站在中间立场,不偏不倚,对政局采取观望态度。他主张和平解决南北战争,为《大公报》定下言论基调。眼见北伐战争进军胜利,而《大公报》仍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他们发表数篇社评,虽对国民党有所批评,又有善意的劝告。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大公报》批评蒋介石大开杀戒,呼吁不要杀害青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当权,《大公报》抨击国民党官僚贪污腐化,置工农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
1928年夏,张季鸾与蒋介石会面后,吴鼎昌主持的《大公报》逐渐转变了态度,表示“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之建设”,站在拥蒋立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通过于右任致电张季鸾,希望支持其“安内攘外”的政策,《大公报》遂在言论上公开唱“缓抗”。1932年5月,吴鼎昌在上海策动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团体,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声称“外侮纷来,源于内乱”,“苟内战不能废止,一切无从谈起”,博得了蒋介石的赞赏。北平政务委员会成立时,吴鼎昌名列委员。7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了他,多次与之密谈。11月,吴被任命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从此跨进了蒋介石政权的门槛。
1933年3月,吴鼎昌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如何救中国》一文,主张建立“好政府”,拥护“好领袖”[4]。次年,政学系首领张群、杨永泰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和秘书长,吴鼎昌与之交往密切,常常谈论中日问题。1935年,蒋介石开始调整对日政策,10月吴组织平、津、沪、汉等地工商金融界首脑人物,以“赴日经济考察团”名义前往日本,自任团长。在日期间,吴等同日本大财阀组成“中日贸易协会”,从事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活动。12月,蒋介石组成一个“名流内阁”,以吴鼎昌任实业部长。吴随即辞去了《大公报》社长,不再过问《大公报》的事务(仍保留董事长一职),前往南京就任实业部长。他尽力替蒋介石拉拢四川的大小军阀,劝说段祺瑞脱离日本魔掌南下,将孔子的后裔孔德成接到南京,并提倡出口和合资办企业,帮助国家资本创设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等企业。吴鼎昌次第兼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金融顾问委员会第一组委员、全国钢铁厂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以及中国国货联合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吴鼎昌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主管民营工业,负责京、沪沿海地区工厂内迁事宜。11月,他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12月兼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及军区司令,并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他在贵州大力起用年轻官吏,推行新县制、保甲制和新生活运动,禁止种植鸦片。1939年,吴鼎昌吸收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资本,在贵州组成贵州企业公司和农矿工商调整委员会。以贵州银行为金融机关,建立起从工矿业、商业到农业的贵州地方资本企业。陆续开办化工、玻璃、火柴、烟草、面粉、丝织、电气、水利、水泥、农业机械、煤矿、木业、林牧及井盐、垦殖、商业等十六个公司,投资总额达二亿二千六百余万元。吴鼎昌将其主政贵州期间的心得与经验,撰著《花溪随笔》一书出版,别署“花溪老人”。1944年12月,贵州独山为日军所侵占,吴以守土失守自请降处,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
1945年1月,吴鼎昌调往重庆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幕僚。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吴鼎昌向蒋介石建言,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前往重庆举行国共谈判,14日由吴起草电文拍发延安。9月他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该局总裁为蒋介石),成为蒋介石“宠信历久不衰”的策士。其时,蒋介石正加紧准备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6月,上海十万群众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并欢送上海市人民请愿和平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请愿,23日晚发生下关惨案。次日请愿代表到蒋介石官邸,吴代蒋接见。代表问他:“为什么要打内战?武力能解决问题吗?”吴答:“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5]为蒋介石辩解。他为蒋介石分化和拉拢第三方面的中间势力效力甚勤。
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为总统后,吴鼎昌改任总统府秘书长。11月熊式辉、张群等在上海筹备组织新政学系——“笃行社”,他前往参加,但筹备会开了三天,即草草收场散去。岁杪,在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之时,吴辞去了总统府秘书长职,改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吴鼎昌黯然前往香港寓居。
1950年8月22日,吴鼎昌病故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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