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字咏霓、永年，号君达、悫士。浙江鄞县人。1889年7月26日(清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生于一个官宦绅商之家。祖父翁步云曾任清廷内阁中书；父亲翁勉甫好治新学，热心实业。翁文灏童年入塾勤读，十三岁考取秀才。1906年考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学院，学习法文和数学等新知识，课余喜读《清议报》、《新民丛报》及《天演论》等新书刊。1909年，他怀抱“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志愿考取公费赴欧留学，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岩石专业。1913年毕业，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学位，为我国第一名地质学博士。

翁文灏学成回国，正值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开办地质研究所(实即高等地质学校)，翁被分派在该所任讲师，1914年任教授，担任矿物学、岩石学课程，为近代中国培育第一代地质科学人才。1915年春，翁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实科第一，被委任工商部荐任技正。1916年北京创立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翁任矿产股长，主持测勘各种矿产资源。1919年丁文江赴欧洲考察，翁任代理所长；1921年丁辞所长职，翁正式继任。1924年，翁并兼北京大学、清华学校教授，后于1931年曾代主清华校务。

翁文灏主持地质调查所十余年，组织全所人员大量进行地质调查，积极开展地质、燃料、土壤新生代等重大项目的科学研究工作。1920年12月16日，甘肃海原发生八点五级特大地震，他不畏艰难困苦，赶赴现场，因旅途艰辛，饮食营养失宜，患维生素缺乏症以至不能举步，仍坚持不懈抱病进行实地调查。

翁文灏对于我国地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颇多建树。他先后撰著《中国东部地壳运动》、《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与岩浆活动》、《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等重要论文，创立了东亚燕山运动学说，阐明侏罗纪和白垩纪间亚洲东部的造山运动。他在《中国北部水平运动所成之构造》等文中，指出我国造山运动具有“推复体(nappe)构成”的特点，并论述了它的重要意义。这对我国后来探测石油资源，是一重要启示。翁撰著的《中国矿产志略》及其他论文，创建了我国矿产区域论。他应用地热分带，从理论上探讨我国南部的金属矿床分带，存在有锡钨钼带、铜铅锌带、锑带、汞带。他还将中生代花岗岩划分为与钢铁有关的偏中性花岗岩和与钨锡有关的偏酸性花岗岩两种。他论述成矿规律，首次提出了我国成矿系列的概念。

20年代初，一些外国人因为在陕北延长投资钻井探油失败，即对在中国找到丰富油矿的可能性表示了怀疑和悲观的态度，“中国贫油”之说逐渐盛行。但翁文灏怀着在中国找到石油的希望，力排众议，组织力量进行勘探，先在陕北获得若干成果，继而又在甘肃玉门探得油田，奠定了我国西北石油开采的始基。1934年2月，翁获悉浙江长兴煤矿有油气苗现象，于春节初二赶去察看，不幸所乘汽车行至武康县的桥上发生车祸，他头部受重伤，不省人事逾两月，后经多方抢救、医治，才逐渐恢复记忆力，继而完全恢复了健康。他一如既往，继续为探测矿藏不懈地工作。

对于我国地震地质研究，翁文灏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对甘肃海原地震以及我国地震史料的一系列研究论文中，指出地震的起源是某些地质构造形成的。他提出了初步的地震区域轮廓，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首次绘制出《中国地震分布图》。他于1930年在北平郊区设立了我国第一个鹫峰地震研究室；同时出版刊物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使我国地震学研究进入世界行列。他是近代研究中国地震地质科学的第一人。

翁文灏在地质地貌学方面取得许多成就，主要论著有《中国山脉考》、《中国北方河流的沉积物及其地质意义》、《中国地势》(与曾世英合著)、《中国地理通论》等，为创立我国地理科学作出了贡献。1934年，他和丁文江、曾世英合作，编绘了我国第一部根据实测资料、按等高线彩色绘制的地形地图集《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上海申报馆出版，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欢迎。

为推动我国地质地理科学的发展，翁文灏做了许多组织领导工作。1922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任副会长，1924年起四任会长、理事长；1934年又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翁文灏地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先后被聘为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伦敦地质学会名誉会员、德国赫勒自然科学院通讯院士，并获得柏林工科大学、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等称号^[1]。

“九一八”事变后，潜心地质地理科学研究的翁文灏，眼见国本垂危，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撰文，吁请当局保全国家领土和民族独立。1932年夏，蒋介石在江西庐山邀见翁文灏，翁除向蒋讲述我国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外，并盼政府担负起保全国家领土疆域的责任。蒋表示要以巩固国防为己任，准备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延揽人才筹划增强国家防御力量的各项工作，邀翁任该会秘书长。翁虽力辞任职，但认为蒋“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2]，并有知遇之感。蒋曾拟任翁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翁仍坚辞不就。但蒋一再“礼贤下士”，垂听翁之政见，并深表赞赏。蒋在1935年12月出任行政院长时，宣布翁为行政院秘书长。翁在“共赴国难”的号召下自此加入国民党政权。他把地质调查所迁到南京，建立新址，扩大工作范围，自己仍住在所内，主持所的工作。

1937年4月，翁文灏受命访问英、德、苏等国当局，告以当前日本侵华之局势，“探询他们具体方针”^[3]，并商谈军备易货及建设事宜。他及时将各国态度密电报告蒋介石。他在巴黎参加了法国科学院会议和地质学会年会；在莫斯科出席了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当选为大会副主席、煤田地质组主席。

翁文灏由欧洲回国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他受任经济部部长，嗣后并兼资源委员会(由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原行政院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处长，主管战时全国工矿企业生产。翁尽力组织沿海大中城市国营厂矿和民营工业将机器设备往内地拆迁，在西南和西北各地复工或建厂，并协助申请贷款、供应原料、调整产销，以至技术辅导。

翁文灏致力于发展后方工矿生产，组织和委派专家学者去主持开发和组织生产，先后在江西、湖南开采钨矿、锑矿，在四川天府、南桐扩建煤矿，在甘肃玉门开发油矿，在叙府、遵义、北泉开办酒精厂等等。1943年，翁文灏任战时生产局局长，配合美国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组织军、民厂矿合作生产焦炭、钢铁、机械、酒精等前线和后方急需的物资。

翁文灏于1938年加入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次大会后，国民政府改组，由宋子文任行政院院长，翁任副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翁连上辞职呈文五次，结果得以辞去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职，但仍留行政院副院长名义。1947年4月行政院改组，翁卸去副院长职，又再主持资源委员会。翁任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专心从事全国石油开发和生产工作。

1948年5月，蒋介石当上了总统后，在各派系激烈争斗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提名翁文灏为“首届行宪内阁”的行政院长。翁虽居高位，却是有责无权，一切皆要听命于蒋介石。他上任后最大的难题是维持内战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摆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困境。蒋介石于8月19日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和外币，并强令限制物价。结果不到三个月就彻底破产，金圆券急剧贬值，物价狂涨，黑市猖獗，民怨沸腾，社会骚乱。翁文灏于11月26日引咎辞职，为蒋介石担当罪责。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潜居故里，翁文灏去浙江奉化往见，劝他完全放弃政务、真正退休；但见蒋正在召见部属布置一切，继续操纵国民党军政要事，破坏和谈，乃大失所望，当即告退，不甘与其继续为伍。其时，翁对于公开主和的代总统李宗仁抱着希望，于2月初应邀出任代总统府秘书长，表示“只要还能替国家做点事，我决不迟疑”^[4]，期为和平谈判效力。直至4月20日李宗仁也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翁乃决心完全脱离国民党统治集团。

翁文灏在国民党政权任职前后历时十三年，洁身自好，清廉从政，一心想专做自己的工作，不管党派政治。当他醒悟到自己的一切不能自主，无法摆脱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操纵，甚至被冒名列于反共宣言而自己一无所知时，决心与国民党统治彻底决裂，拒绝去台湾任职。他担心得不到共产党方面的谅解，乃旅居香港，不久又潜去法国巴黎。当时美国驻法使馆向他发出了邀请，美国雷诺金属公司致函愿以优厚待遇聘他任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矿冶工程及机械工程学会也向他发出邀请信。翁文灏经过深思熟虑和对时局的观察，决意改变方向，回归祖国。1950年冬，毛泽东、周恩来邀其归国，他十分兴奋，立即启程，于1951年3月回到北京。他是第一个从海外回到祖国的国民党政府高级人士，毛泽东评誉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5]。

翁文灏到北京后，先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并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常去各地参观、视察，并曾率领一批地质专家和科技人员去考察矿藏。他还从事翻译国外重要石油地质论著，并主持《法汉大辞典》编译工作。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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