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兰亭，字汉章，号庸庵。原籍江苏武进。1870年2月14日(清同治九年正月十五日)出生在江苏靖江季家市，其父为小商人。闻兰亭少年时在家乡私塾就读，十一岁丧父，十五岁经族人介绍进靖江一杂货棉布店当学徒。三年满师后，由友人推荐至武进俞大祥棉布号当职员，工作勤奋，应对敏捷，学到了从事棉纱布业买卖的本领。

闻兰亭二十一岁时，由店主派至上海该店联号的一家绸布庄当经理，与沪上花纱棉布业中领袖人物荣宗敬昆仲、穆藕初、刘国钧等广为结交。数年后，闻兰亭在上海自设纱布号，其后在沪郊各县及苏南一带设立分号，专为沪上各纱厂收购棉花、经销纱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闻兰亭利用民族纺织业空前发展的机会，扩大经营范围，在长江流域中下游一带城镇陆续设立分号、联号达五十多家，营业额在同业中跃居首位，成为纱业巨子，当选纱业公所董事。1938年创办上海纱业银行，自任董事长。

1920年，闻兰亭和虞洽卿等人共同在沪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虞洽卿任理事长，闻任常务理事，主持日常业务。闻为交易所制订各项规章制度，规定交易发生时，买卖双方必须交纳保证金。张静江等人常将不能兑现的支票强行抵充，以致造成巨额欠款，后由虞、闻等设法归还。孙中山在黄埔创办军校期间，虞、闻亦曾拨巨款接济。此后闻兰亭被推为全国交易所联合会会长、上海市总商会会董等职。1923年5月，津浦铁路一列北上火车，在山东临城遭匪首孙美瑶率众拦劫，车内中外旅客三百多人，悉数被掳为肉票，其中颇多上海工商界人士，家属纷纷要求上海总商会设法营救。闻兰亭被推为总商会代表，赶赴出事地点，日夜会同地方当局与匪首谈判，从中斡旋，卒使中外旅客全部安然返回。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闻兰亭任上海特别市商整会执行委员、江苏省商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改任会长)。此时闻在上海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人排难解纷，开始广收愿受庇护的义子、义女三四百人，门生千余人。其中既有医生、画家、律师、教师，也有工商、党政各界人员。他并接受数十家工商企业馈赠干股，挂名董事长、董监、理事等职，成为海上闻人。1931年，长江水灾殃及十多省，灾民数千万，闻兰亭出任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济赈会干事长，带头向工商各界劝募巨款及大量救灾药品、物资，送往灾区分发。次年“一二八”淞沪战起，闻以红十字会会长身份积极动员各界捐献钱物，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设立伤兵医院，并组织医疗队、运输队，救护伤兵、运送物资，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1935年春，闻兰亭等人出面组织佛教界“和平护国法会”，掩护抗日爱国宣传活动。是年秋，闻兰亭受任全国赈灾委员会常务委员，赶赴江西等地办理赈济水灾灾民工作。12月，又组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简称慈联会)救灾会，参加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军民奋起抗战。闻兰亭主持的红十字会设立伤兵医院，并组织战地服务队，成立红十字会救护队、医疗队、运输队，奔赴前线及各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开展战地救护、慰劳等活动。此时沪郊各县难民大量涌入租界，人数达七十多万。慈联会组成“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由屈映光、闻兰亭、黄涵之分任正、副主任(屈于1938年初即离沪)，闻几乎每天到会办公。该会动员停业的游乐场、剧院、学校等处收容难民，设立难民收容所五十多处，并发动各界筹募经费，供给难民衣食住宿。三年中收容、救济难民达五十多万人次。该会任用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赵朴初、朱启銮、杨昌镛、梅达君等任职；李一氓、曹荻秋、刘述周等也都先后参加收容工作。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难民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先后组织三千多名进步青年，奔赴新四军等抗日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国民党和日伪方面，曾指名要求租界当局捕人，因有闻兰亭、黄涵之等人的保护而未得逞。

闻兰亭爱好京剧、书画、花鸟等。中年笃信佛教，家设佛坛，法号白莲居士，常游历各地名刹，捐款修缮寺院塔庙，并任中国佛学会副会长等职。此时他家中常有食客，日四五十人，其中既有中共党员，也有国民党员。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国民党方面在其家中设置秘密电台，与重庆方面联络。闻又应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职业界抗日救亡团体益友社等组织的要求，出任名誉理事，进行掩护。

1941年底，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多次威逼利诱闻兰亭出任伪职，为闻所拒绝。迨至1943年，日方筹设“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强迫闻出任负责人，闻以年高体衰为由拒之。不久，日本宪兵队突然侵入其住所，将闻绑架而去。三日后由工商界林康侯、袁履登等人将其保释。此时日本欲拆毁华商纱厂百分之三十三的纱锭，作为废铁“敲锭献铁”，纺织界人士焦急万分，一再就商于闻兰亭。有人以佛教名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相赠，要闻出面庇护。闻乃于1943年3月出任伪商统会监事长(1944年7月改任该会理事长，兼任伪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伪上海市民众福利协会理事长)等职进行斡旋，“敲锭献铁”一事被掩饰过去，使各纱厂免遭重大损失。此后“商统会”下设三十多个经济机构，中共党员渗入工作。闻兰亭在中共政策感召下，提供了这些机构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使中共方面比较详细及时地了解到敌伪经济活动。日方密令收购四十万件纱布等消息，都首先在延安电台揭发播出。后来，有些中共党员被捕，闻出面加以保释。抗战即将最后胜利之际，新四军一度准备进入上海，闻将“商统会”的重要档案交给中共地下党员，支持新四军接收上海，因此遭到国民党方面的仇视。

1945年9月，闻兰亭以汉奸嫌疑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6月提起公诉。在审讯过程中，国民党中统局出具公函证明闻出任伪职事前，曾经该局转报中央同意；军统局组长等人出证在闻家设置秘密电台，受闻掩护；该局地下工作人员戚再玉、吴是沂及国民党市党部张红薇、陆惠民等人出庭证明，曾在上海被捕后均经闻营救出狱。几十家纺织厂亦共同具状作证，大批原棉、纱布、机器，幸赖闻的保护而得以保全；敌征购棉花、纱布也经闻的交涉，并采用拖延、“化整为零”等手法减少了损失。颜惠庆、徐寄廎、王志莘等人还证明，闻曾在敌统治区掩护抗日工作，对敌伪采取消极态度，不合作；并参与策动任援道反正。

在审讯期间，闻兰亭曾四次拒绝出庭。1946年9月5日受审时声明三点：“(一)本人不承认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更不承认是汉奸。(二)本人所担任伪职事务，事先系奉国民党中央命令，事后亦随时秉承中央之意志办理。(三)本人在军统局之一切口供及自白书，系出于环境所逼迫故应作无效。”^[1]著名律师江庸、沙彦楷等为闻所作的辩护词中称：闻“数十年来襄助革命，服务社会，可说完全为公，不为自己”。“被告并无假借敌伪势力，作不利于本国之行为，而是假借敌伪势力，作有利于本国之行为，故不能称被告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而应称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且出庭作证者“皆系自动前来，并非出于被告之自称和要求”^[2]。沙彦楷说：“被告热心社会，如此下场，而真正祸国殃民者反逍遥法外，令人痛心!”^[3]即使如此，闻仍被法院于1946年9月12日判处徒刑八年，理由是“出任伪职”，但又称“综其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行为，不一而足”^[4]，自相矛盾。闻不服，上诉。1947年1月，因病经核准保外就医。同年5月9日，最高法院认为闻“出任伪职系奉密令”一事，原审未予详研，上诉“指摘原判不当为有理由”^[5]，撤销原判，发回更审。在更审中国民党中央党部专员嵇希宗出庭证明，闻出任伪职均经核准有案，掩护地下工作，“并在闻家设秘密电台，与中央暗通消息”^[6]。8月5日，法院承认闻在“充任伪职期间，尚无不利人民行为”^[7]，但仍改判三年六个月徒刑。闻仍不服，再次上诉。其后闻的病情日趋恶化，于1948年7月5日在医院病逝。

参考文献

• 恽逸群：《记闻兰亭》，《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吴成芳：《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的片断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赵朴初：《我记忆中的闻兰亭先生》(赵致闻蕴如的信)，上海市文史馆编《上海文史》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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