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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祥个人资料简介传记_王芝祥历史评价_王芝祥怎么死的?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18日 阅读:117 评论:0

王芝祥,号铁珊。1858年(清咸丰八年)出生于直隶通县。王芝祥从小饱读诗书,关心国内外政事,颇有康济时艰之志,周围聚集了大批志同道合之士。1885年考中举人,被清廷派至河南各地担任知县,成绩卓著,进而清廷颁发特旨升调其为广西知府。当时广西盗匪猖獗,时时滋扰百姓,王芝祥到任后采取果断措施剿匪,取得成效,深得清廷赏识,迅速被提升为盐司。1907年6月,清政府令王芝祥担任广西按察使,1911年7月担任布政使。

清季朝政不纲,社会秩序混乱,不少同盟会成员潜入内地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出没于两广者尤多。革命党在广西的活动有着悠久历史。广西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地,人民的民族革命意识极为浓厚,所以革命党人注重广西一地有其特殊背景。在张鸣岐任广西巡抚(1906年至1910年)期间,革命势力更是有所发展[1]。受环境影响,加之本身具有革命倾向,王芝祥任职期间没有对革命志士进行围剿,而是以其爱才之心尽力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时如黄兴、柏烈武、吕公望、赵恒惕、钮永键等革命党人或受其资助出国求学,或是暗中受其保护得以保全性命,因之王芝祥与同盟会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推翻清王朝的新军起义,旋即各省革命党人纷纷策动本省响应。广西巡抚沈秉堃被迫接受革命党人的要求,于11月7日宣布广西独立。省谘议局推举沈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11月8日,广西最高军事长官陆荣廷与同盟会代表谈判,表明赞成独立意愿,“附和共和”。清廷崩溃后,新的民主共和权力中心未能及时确立,各独立省纷纷树起“省人治省”旗帜,广西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也呼吁“桂人治桂”。作为外省人的沈秉堃(湖南籍)、王芝祥,感到势单力薄难以立足[3]。此时武昌革命军和清军正相持不下,需要各地革命军增援。其时广西新军和旧军也时生摩擦,所以沈秉堃、王芝祥力主调新军北伐,既可协调新旧两军的冲突,亦欲乘机离桂自保。沈秉堃自愿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亲自统率北上。王芝祥待陆荣廷将到桂林时,则以广西北伐军总司令名义率广西旧军六大队假道湖南开往武汉支援革命军。沈、王离开之后,11月23日,广西议院推举陆荣廷为都督。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中华民国诞生。南北和谈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6日,王芝祥担任第三军军长兼陆军部高等顾问官[4]。3月29日,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4月1日政府迁往北京。唐绍仪出任总理前为得到同盟会的支持,与同盟会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即推举与同盟会素有交谊的直隶人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直隶士绅也有意选举王担任,并且也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谁知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答应唐绍仪组阁。袁视直隶为自己的发迹之地,绝对不肯让给和自己素无关系的人,何况王芝祥与同盟会关系良好。因此,当5月下旬王芝祥从南京赶到北京、直隶省议会选举其为都督并呈请袁世凯任命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做直隶都督。袁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5]。唐绍仪以政府不能失信于直隶绅民,拒绝副署,但袁世凯置之不理,在6月15日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芝祥,派其赶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事务,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唐绍仪也因此事辞去内阁总理职务。

1912年9月19日,北洋政府授予王芝祥、徐宝山等四人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6]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随着新的政治格局逐渐建立,各种名义的政党纷纷成立。1912年4月11日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张凤翔、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等为总务干事。1912年8月,宋教仁在南京将同盟会进行改组,与统一共和党等五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芝祥等九人担任理事。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实行政党政治的基本条件,因而各政党之间难免互相排挤,不但破坏了民族团结,也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是非公理和竞争秩序,严重阻碍着国家政务的解决。

为纠正“甲党之所是,乙党必以为非;乙党之所非,甲党必以为是”的政党混乱局面,王芝祥、孙毓筠、于右任、章士钊等国民党人,于1913年2月16日在北京成立“国事维持会”,其宗旨在于疏通、调和“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冲突,以“维持大局,俾国家得抵于和平统一”[7]。嗣后国内政局迭变,战争连年不断,王芝祥本着“国事维持会”成立时确立的宗旨,凭借自己的声望或是为时局奔走呼号,或是以和平息争为职志,为各方所推重。

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军政大权落到了各省都督手中,为独揽大权,袁世凯提出军民分治。此措施付诸实施时遭到江西都督李烈钧的反对,袁世凯对此非常忌恨。1912年12月,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江西发生兵变。李烈钧为减少北京的压力,主动请行军民分治,并特荐与自己有师生情谊的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李原以为汪处世温和,可利用他来缓和自己和袁世凯的矛盾,却不料汪瑞闿已经投靠袁世凯。李烈钧只好另想对策,迫使汪很快离开江西回到北京。正在这时李烈钧向日本订购的一批枪械及子弹被袁世凯收买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扣留,李烈钧坚决要求予以归还。眼看江西风潮愈演愈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各路人纷纷出面主张和平解决。在北京,王芝祥为避免战争损伤国家元气,向袁世凯表示愿去江西调停。1913年2月16日,王芝祥离京南下,3月1日到达南昌进行调解[8],请求改任赵从蕃出任民政长,袁世凯同意,民政长事件和平解决。3月15日,李烈钧接收了被袁扣留两月之久的军械,剥夺了戈克安九江镇守使的职权。戈克安连续向北京告急,王芝祥闻讯后又立即从南昌赶到九江调停。在王芝祥的调解和李烈钧的坚决抵制下,袁世凯不得不让戈克安离职赴京,3月26日任命王芝祥暂兼九江镇守使事务,以节制李烈钧[9]。江西局势也暂时恢复平静。

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后,新任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贵州人戴戡为川东巡阅使。蔡锷到成都后不久即因病辞职。9月13日北京政府特任云南人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当时罗佩金驻守成都,在滇军军阀唐继尧的支持下不愿让戴戡到成都接任省长,11月又命令督署、省署官员改着便服参加公民大会反对戴戡,迫使戴戡迟迟不敢来成都,只得于1917年1月2日在重庆就职。北京政府以四川参加护国战争有功,特派王芝祥为四川检察使前往成都为有功人员晋级授勋,以示羁縻[10]。王芝祥于1917年1月7日抵达成都,正逢罗、戴二人相持不下之时。在王芝祥的斡旋下,1月14日戴戡自重庆到达成都视事[11],罗佩金也不得不交出政权,实行军民分治。

自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经费的积欠越发严重,教育人士为维持生存纷纷起而采取行动。1921年为北京教师大规模索薪的第一年,6月3日当北京国立八高校教职员和学生一起赴总统府请愿时,在新华门与卫兵发生冲突遭卫兵殴打,数十人受伤。北洋政府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力主缓和,派遣王芝祥慰问国立八校校长及教职员学生代表[12]。经过反复磋商,政府和八校教职员达成协议,事态才有所缓和。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不满吴佩孚排挤自己,于10月24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直系失败。当时依附于曹锟的京兆尹刘梦庚被迫去职,北京各界官绅民众共推王芝祥继任。11月5日段祺瑞政府任命王芝祥接任。12月31日,王芝祥又被调任侨务局总裁,1925年7月23日王辞去总裁职务[13]。此后王芝祥远离政界,专门致力于社会活动与慈善事业。

1913年,在湖南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刘人熙筹办船山学社的过程中,王芝祥、张謇、夏寿康、庄蕴宽等社会名流,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愿望联名恳请总统袁世凯同意设立船山学社,最后得到批准[14]。船山学社成立后,刘人熙负责搜集和刊刻船山著作,出版《船山学报》,定期向各界人士讲述船山的学说,扩大了船山的影响,使得船山学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

1921年3月18日,山东济南成立了一个跨国性的民间宗教慈善组织——济南道院,由同善会头目杜秉寅出任总负责人,钱能训、王芝祥、何澍等人为名誉负责人。济南道院成立后不久即开始向外发展组织,在1921年到1923年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已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绥化、保定、武昌、南昌、福州、重庆等地成立一百多处道院,遍及长江以北及关外各省市,声势颇为浩大,影响也很广泛。王芝祥统掌上海、杭州、南京道院的事务。1924年日本大地震,济南道院趁机设立“神户道院”,是为向国外发展之始,后渐向南洋发展[15]。1922年10月28日,在王芝祥、杜秉寅、徐世光等九人的推动下,北京政府内务部正式批准成立世界红卍字会[16],作为济南道院的下属组织,总揽道院所有的慈善事业。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址设在北京,王芝祥担任中华总会会长[17]。每逢水灾、旱灾及战争爆发时,凡是有关赈务及救济之事,王芝祥无不极力提倡劝募赈灾,所以当时一般“贫苦无助之老弱妇孺莫不知有大善士王铁老”[18]。总会创办了分会数十处。

1923年1月,王芝祥协同邓孝然、汪大燮、王人文、刘莹泽向北洋政府内务部、教育部、京师警察厅送达组织世界宗教大同会立案书,声称设立世界宗教大同会是以“发扬基督、犹太、儒、释、老、回六大教真理以期宗教大同为宗旨”,目的是“为挽救人心计,和平世界计……专提倡宗教,讲求实证实用之道德,俾合人心日趋大同,以谋世界和平幸福”。1923年3月2日教育总长彭允彝准予立案,23日内务总长高凌霨也准予立案[19]

20世纪20年代王芝祥退出政坛后,除参加社会慈善活动外,赋闲家中教养晚辈。1930年7月21日,王芝祥病逝于通县家中。

参考文献

  •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发行。
  • 《王芝祥(1858—1930)》,贾逸君编《中华民国百人传》,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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