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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个人资料简介传记_王芸生历史评价_王芸生怎么死的?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18日 阅读:637 评论:0

王芸生,名德鹏,字芸生。1901年9月2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生,直隶(今河北)静海人。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父亲在天津做炊事员。童年入蒙学馆读旧学,十三岁时因无钱继续学习,乃到天津一家木行当学徒。在学徒期间,他聪敏好学,除读些杂书外,还经常看报纸杂志,遂给报纸投稿。曾在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过短文,萌生了将来做报人的想法。此后他借钱去读商务印书馆办的英文函授学校,又报名参加木行的英文打字班。经过刻苦自学,他对文、史、哲、经均有一定知识,又能独立处理英文文牍事务。他还崇拜王船山之学,对颜(习斋)、李(恕谷)四行之学也颇喜欢,后来十分崇尚力行哲学。

王芸生青年时代富有爱国热忱,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接触了新文化,受到的影响使他“终生不可磨灭”。1925年五卅运动时,天津洋务华员工会成立,他担任宣传部长,主编工会刊物,鼓吹反帝反军阀,宣传爱国主义。不久,直隶军阀褚玉璞镇压爱国运动,他受到通缉和追捕,遂南下上海,与秦邦宪(博古)等办《亦是周刊》和《和平日报》。同年12月,原为李秋生办的《救国日报》复刊,他回到天津入该报任主编,不久脱离《救国日报》另起炉灶,将其在木行的积蓄做部分资本,另约友人入股,用原《新民意报》的设备与社址,创办了天津《民力报》。他在言论上仍站在反帝反军阀立场,同情南方革命政府。1926年3月,《救国日报》营业不佳,并入《民力报》共同经营。时直鲁联军在天津战胜了国民军,他怕受到直鲁联军的迫害再次逃到上海,经人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其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进行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上海市党部遂陷于分裂状态,他站在左派一边,旋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上海特别市党部内共产党员甚多,他受他们的影响,由秦邦宪(博古)、彭述之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的春节,王芸生回到天津,在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工作,并参加共青团的工作,同时每天替天津《华北新闻》写社论,继续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同年“四一二”政变后,他退出了共产党。

此后,王芸生决心“摒绝一切政治的��轕”,重返新闻界,于1928年5月加入天津法商永兴洋行买办叶庸方主办的《商报》,先后任记者、总编辑。他每天写一篇社论,引人注目,充分显示出他的才华。因为多次评说《大公报》的社评论点,其锋利的文笔受到张季鸾的赏识,被《大公报》暗邀前去工作。不久,王与《商报》总经理王缕冰意见不合,遂登报声明辞职,1929年秋正式转入《大公报》工作。

王芸生初入《大公报》时,主编地方版,编辑要闻版,并研究田赋问题。由于他的思想敏锐,文字简洁明快,有时在张季鸾、胡政之口授下执笔成文,能将其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很快受张季鸾的器重。“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提议在报上辟专栏刊登日本侵华史料,以便唤醒国人救国,他被授命编纂《中日关系史资料》。为了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张季鸾改派他负责编《国闻周报》。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常去北平图书馆和北大、清华、燕京各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不足时还专程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查阅档案,并寻访曾与日本办过交涉的外交人士、名流,以及对日问题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同时,为了查阅日文资料,他从师学习日文,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经过他的潜心研究,短短两年半,他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分辑册,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中日关系史的权威著作。从1932年1月起,每日在《大公报》发表一则中日关系史事,继由《国闻周报》连载。他因此而一举成名,被国民政府外交部聘为条约委员。

1935年《大公报》在上海增设分馆,9月王芸生被派到上海负责社评写作。他撰述的社评热情洋溢,很有气魄,更加受到张季鸾的器重,继许伯萱担任编辑主任。王的言论受张季鸾的思想观点影响较大,除坚持《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外,和张季鸾的“深怀文章报国之志”一样,王芸生热忱希望国家站起来,挺身前进,不要继续睡在地上,任列强的欺凌。他深感“九一八”事变后失土受辱,整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为国家的前途着急,曾围绕中日关系、国民党的外交、日本与苏联、日本与美国等问题写过不少短评,宣传“从容赴死主义”,以图挽救国家的危亡。蒋介石曾邀他去讲学并面谈,使他一时对蒋寄予希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设立新闻检查所钳制抗日言论,王芸生不屈于日本的淫威,拒绝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11月14日,他在上海《大公报》撰写《暂别上海读者》和《不投降论》两篇社评后,《大公报》上海版即停刊。他在社论中写道:“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1938年初,他至武汉参加《大公报》武汉版(原天津《大公报》迁汉)的编辑工作。到了重庆后,张季鸾患肺病日重,又长期住在南岸,很少亲自撰写文章,重要社评多由王执笔、文笔犀利。1939年5月,日机轰炸重庆,市区十家大报馆被炸,暂时改出联合版,王任十报编辑部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后,王接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兼社评委员会主任委员,独掌《大公报》言论,其声誉更隆。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王芸生都十分尊重蒋介石。他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敢于说自己的话而不盲从。1941年12月22日,他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强烈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修明政治,因此逐渐为蒋介石所不满。次年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邀他去美国,蒋听信其属下所云“王芸生不可靠”而不准,王得知后心里很不痛快。1943年2月2日,王在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中,揭露河南的严重灾情,抨击重庆当局的腐化,蒋对此十分震怒。3月,王发起“爱恨悔运动”,宣传“爱恨悔”,被国民党指为替共产党做宣传,通知其不要再发表“爱恨悔”的文章。继后在翌年的夏季,王向蒋进言,希望把全力放在击败日本上,不要把力量用于消灭共产党,蒋又十分反感。抗战胜利时,他又向蒋进言,希望派员与苏联改善关系。《大公报》与国民党之间关系淡化,王芸生与蒋介石的关系若即若离。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沪馆成为总馆,王芸生于1946年4月到上海主持社评委员会工作。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情况下,他怀着民族主义思想,站在中间立场,既批评国民党,也批评共产党。1945年9月国共重庆谈判时,他向毛泽东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当苏联从东北运走大批机器时,他执言表示反对,并对中苏共同使用旅大持异议。战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四处抢掠、大发横财,他写社评批评,规劝国民党政府;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来华,他写社评主张由美、苏共同出面调解国共之争,如此等等。王的这些言论,既为共产党方面和民主进步人士所不满,更招来蒋介石的恼怒。

1947年春,王芸生参加赴日考察团回国后,撰文反对美国扶持日本,还表示支持各地反美扶日的学生运动,并对美国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在华以钦差大臣自居表示反感。在全国人民反内战的热潮中,他同情民主爱国人士和学生的民主运动,也同情被国民党军警拘捕的新闻记者,并进行营救,不附和国民党的所谓“戡乱政策”。

王芸生虽是站在中间立场,但由于他的许多社评及表态触到国民党的痛处,蒋介石等人即对之大加攻击。1947年2月,因他发表社评反问“何必防闲学生运动”,蒋的幕僚长陈布雷就公开声言要与王在精神上绝交;《中央日报》更指名攻击他,指责《大公报》煽动学潮,1948年7月,《中央日报》发表社评《王芸生之第三查》,公开扬言要发动“三查运动”检讨他;南京《救国日报》更骂王“为匪张目”,站在共产党一边。王芸生难以忍受,内心愤慨万分,对此不断进行反驳。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的宴会上他疾言厉色反唇相讥,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日趋恶化,使其由中间立场逐渐向人民方面接近。1948年冬,王芸生感到处境十分困难,又认为共产党不会容他,思想苦闷彷徨,遂去香港。1948年,他发表社评《和平无望》公开表示转变立场,向人民靠拢。翌年初,中共中央派李纯青邀请王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他才感到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随即秘密经海路于3月18日至北平。

1949年5月,王芸生随解放军南下回到上海。6月17日,他主持《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后担任社长主持《大公报》。1953年1月《大公报》迁天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作为全国财经方面的报纸,他到天津工作。1956年10月《大公报》迁北京。1957年后,他不再过问报社事务,赋闲在家写些回忆《大公报》的文章。1963年,他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进行修订,并续写第八卷。时间从1920年至1931年,用大事记的体例完成。在1976年病重时还加紧工作,终于修订完毕。

王芸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当选为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至五届常委。他曾两次访问日本,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其著作除《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外,还有《芸生文存》、《日本半月》、《由统一到抗战》、《劫后的上海》、《台湾问题》和《台湾史话》等。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病逝于北京。

参考文献

  • 王芸生:《王芸生文存》第1集,天津大公报馆1935年版。
  • 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61年版。
  • 《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侧面观》,1947年《人物》杂志第2期,第31页。
  • 王鹏:《王芸生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4页。
  • 李秋生:《我所知道的王芸生》,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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