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原名之瑞，小名日祥，族派名鸿祯，后改字云五，号岫庐，笔名出岫、龙倦飞，晚年自署岫庐老人。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生于上海。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一小店。王云五八岁时在家由长兄王日华（秀才）课读，两年后长兄病故，乃改入私塾就读。

王云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因其长兄早逝，父亲不愿他再走科举的道路，十四岁受父命去一家五金店当了学徒。王云五上进心强，不甘于就此辍学，白天在店里学生意，晚上进夜校学英语，同时还阅读一些自己喜爱的书。当他读了科学发明家《富兰克林传》一书后，更增添了自己苦读成才的信心，半年后即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十六岁那年，父亲又命他在一家洋行仓库当助理，再次被迫辍学。但他仍不甘心，半年后又入同文馆学习英语，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有图书馆，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亚丹、斯宾塞及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十八岁即开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学社社长，10月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骍）、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他继续任教历时四年。他曾一度想出国留学深造，就读于美国所办“万国函授学校”土木工程专科，又由于二哥的病逝而放弃。1909年，江宁提学使李瑞清开办留美预备学堂，他又兼任该校教务长。

辛亥武昌首义后，上海革命军兴，学校停课，王云五为李怀霜主办的《天铎报》撰稿，并任《南方日报》译述。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在扆虹园设宴欢迎，王为宴会主持人，受到孙中山的青睐。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孙中山聘任大总统府秘书。此时他就改革教育问题写信给教育总长蔡元培，因而得以在教育部兼职。3月教育部迁北京，他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不久被荐为佥事，随即又兼北京国民党人所办《民主报》主编、国民大学法科英文教授。同年9月加入国民党。1913年3月，教育总长由农林总长陈振先兼任，王云五任主任秘书兼专门教育司司长。5月辞去教育部任职，8月任中国公学大学部专任教授，讲授英文修辞学、英国文学史及英法通论等课程，历时三年。其间一度兼任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1916年春，他离京至沪，7月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此后他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1920年为上海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开始步入编译出版行列。

1921年9月，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接替高梦旦担任编译所长。上海商务印书馆为国内最大的近代化出版企业，“五四”以后力求出版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籍以适应时代潮流。王云五接任后，以“教育普及”和“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改组机构，延聘朱经农、杨杏佛、周鲠生、竺可桢、陶孟和、何炳松等专家学者，分别主持各部工作；创编各科小丛书，为日后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扩充原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改名函授学社；加强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联系，增出大学教科书。从1922年到1929年，王主持编译所的八年间，先后编译出版有《教育大词典》、《动物学大词典》、《英文大词典》、《英文习语大全》，影印《四库全书》，出版《说文解字诂林》、《四部丛刊》、《百科全书》、《万有文库》第一集，以及《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等等。

王云五在主持编译所期间还从事辞书检索的研究。他在高梦旦探索多年的号码检字法的基础上，参考陈文的号码检字方案，着手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研究，于1928年10月完成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同时，为促进商务涵芬楼藏书的公开阅读，他又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于1927年4月写成《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王云五在商务的这些成就，使他在出版界开始显露头角，除兼任商务东方图书馆馆长外，还先后任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主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中国公学校董等职。但因商务连年发生劳资纠纷，王云五为商务工会和职工所不满，1929年10月辞去编译所长职离开商务。经杨杏佛向蔡元培举荐，转任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法制组主任兼研究员。

1930年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经夏小芳、张菊生、高梦旦等商议，再聘王云五回商务担任总经理。王云五到职后先往日、美、英、法、德、意等九国考察企业管理，9月回国后向董事会提出实施科学管理的计划，推行科学管理以整顿商务。他针对商务各科问题与积弊，先后公布改组编译所和总务处的方案，组设编译评议会，推行总经理负责制，施行《编译工作报酬标准试行章程》等。这些“科学管理法”，尤其是编译工作按时计算、按字数付酬的办法，使职工工作量陡然较前增加二三倍，也不合脑力劳动的特点，因而遭到商务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总务处四个工会的强烈反对，提出十九条要求迫其答复。嗣后经上海社会局出面调解，王云五口头上表示撤回改革方案，而实际上于无声无息中坚持改革整顿，避开编译计酬及人事改革的阻力，先对成本核算和计划财务管理方面分项分步推行。

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商务总馆、总厂在战火中被毁，损失奇重。王云五宣布总馆、总厂停业，职工一律解雇，组设特别委员会和善后办事处处理善后。在经营管理上分别加强北平、香港分馆、分厂的经营。同年8月宣布总馆、总厂复业，新订雇用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王云五以总经理兼生产部长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揽编译、出版、印刷全权。经过加强对工厂的管理，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及其他种种的改革，商务生产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旧书和增出新书，达到日出新书一种，还创立“星期标准书”向读者推荐新书。从1934年到1936年的三年间，商务每年出版新书一百八十种以上。其中包括《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第二集、《四库全书珍本》、《四部丛刊续编》、《幼童文库》、《丛书集成》、《四部丛刊三编》、《中山大辞典》、《国学基本丛书》及《中山文化史丛书》等。许多书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国近代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贡献颇大。王云五在出版界、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声誉隆起，执全国出版界牛耳，成了国内最著名的出版企业家。他除任上海市图书馆协会主席、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温溪造纸公司董事长、中国经济学会理事及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外，还任国民政府行政效率委员会委员、工商部工商法规委员会委员、国难会议议员。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坚持仍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亲自驻港督导一切。他曾计划在长沙增设分厂，将主持人分配于上海、长沙、香港三地，分头开展商务的经营。嗣因长沙遭日机轰炸和沪地职工不愿去长沙而未实现，乃改变计划，于昆明、重庆、桂林、西安及江西赣州筹设分厂，在香港设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于重庆设编审处和印刷厂，仍以香港为出版重心，分区印刷供应教科书和参考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王云五改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其出版方针转以一般用书为主，用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继续编印《大学丛书》及其他专门著作，并新印和重印许多有价值的一般图书。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除主持商务业务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1942年10月起任驻会委员，1943年1月兼参政会经济策进会滇黔办事处主任，还任参政会第四届第一、二次大会主席团成员。此外，他还兼三青团设计委员会委员、中训团党政班讲师、中国访英团团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等职。

王云五虽然在1912年加入过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国民党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所以此时成了一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他一直自称为“二无党党员”^[1]，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举为开了“恶例”，事后自称这是“从侧面协助政府以打击中共，较诸简单责备中共者手段实更厉害”^[2]。在他担任参政会主席团成员时，对有利于蒋介石的议案，都竭力予以通过。1946年1月重庆政协会议召开时，他又为会议代表。在讨论“国大代表”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他替国民党说话，谓战前由国民党定下的九百名代表“是依法选出的”，应该有效^[3]。

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四处活动，所言所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1946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而成了政府大员。王云五辞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参政会参政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名分，喜形于色地宣称自己“来自民间，最知民间疾苦”，同时又“了解政府的困难”^[4]。他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表示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5]。他标榜经济部的施政方针，是要将全国经济由官营为重心向民族工商业转变，统筹辅导“国营事业”的改良；并于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分设工商督导处，负责民营工商业的调查、调整、辅导及扶助，对有竞争性的舶来品采取限制办法。他还打算设立计划委员会为其咨询机构，企图帮助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笼络和欺骗。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王云五任国大代表及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中，他与莫德惠等具名提出反共的“关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积极活动于大会内外，被国民党报刊捧为“国大之宝”、“主席团发言人”、“说明专家”等等。为此，蒋介石对之“信任有加”^[6]。当王云五辞去经济部长后，1947年4月又升为行政院副院长；后又兼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预算委员会和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7月，他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务会议，极力支持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戡乱方案”进行内战。1948年4月，任“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

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蒋介石力图挽救危机，指示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王云五于8月初提出“统一财政经济决策机构”和“行政业务计划方案”，随又草拟了“金圆券发行办法”。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8月19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限制物价，以行政命令抢夺人民手中的财富。王自鸣得意，“长饮龙门”^[7]。9月，他前往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大吹其币制改革，以图讨好美国而获取贷款。可是，发行金圆券不过三个月，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形同废纸，全国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破产。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一时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于11月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广州。其后，仅任行政院顾问。

1949年2月，王云五前往香港，创办了国华两合公司出版社，又回到了出版界。翌年冬发行《自由人》三日刊，并增编出版《王云五综合词典》。1951年1月，他在台湾设国华出版社分社，定居于台北。

王云五到了台湾后，重新活跃于政坛上，先后任“行政院”设计委员兼改制组召集人、“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公务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国大”一届三次会议主席团主席等职，1963年7月一度代理“行政院”院务，仍为台湾政界大员。他还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西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理事、台湾商务印书馆业务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1963年12月，王云五在台湾退出政坛，仅任“总统府”资政，重新回到出版界，于1964年7月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他大力整顿改革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出版，头两年续出旧书，随后大量印行新著及译本，先后出版《万有文库基要》、《四库丛刊初编》缩本、《丛书集成》简本、《各科研究小丛书》、《人人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古籍今注今译》和《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等书，平均日出新书约五种^[8]。

王云五在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之余，还整理旧稿，从事新著，先后出版《谈往事》、《纪旧游》、《王云五新辞典》、《十年苦斗记》、《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二千五百余年来中国治学方法的综合研究》、《岫庐最后十年自述》等；并有译著《企业组织与财政》、《苏联工农业管理》、《美国全史》等；还编有《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新辞典》、《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篇》、《中国史地词典》等。

1979年8月14，王云五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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