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江，字岷源，号铁龛。生于1872年2月17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九)^[1]，奉天金州(今辽宁金县)人，祖籍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他的祖父王作霖逃荒过海，定居金州，以农为业；父王克谦，少时曾在金州双兴货栈当学徒，后升任账房。

王永江童年拜宿儒李某为师。清末政治腐败，李怀才不遇，“愤中国国势陵夷不振，外交着着失败也。每读剑南集中从军感事诸作，常慷慨悲歌，倾酒狂醉”^[2]。王永江受其师影响，也“钦慕放翁之为人，而酷喜其诗集”^[3]。

王永江二十一岁时为廪生^[4]。其时，为了谋生，他在旅顺口开设“采真堂”中药店。1904年日俄开衅，俄国战败，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去旅大地区，日本商人竞相到旅大地区投资经商。王永江的中药店受到日商西药店排挤，营业萧条，不久倒闭，他回到金州。时逢日本人创办“南金书院”，延请他为汉文教员。任教期间，他洞悉日本人在华实行奴化教育的卑劣用心，不满而辞职。此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在租界地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颇为留意考察，尤其注意村屯制度和警察制度的实施情形。

1907年，辽阳地方团总袁金铠写信叫王永江调查日本租界地实行警察行政的情况，王将调查所得复信详述，袁深为满意，便邀他去辽阳办警务学堂，这是王永江踏上仕途之始。他参照日本警察制度，结合当地社会情况，编写教材、章程等若干种，培训了一批警察人员。由于他办警务成效显著，受到东三省总督的奖叙，被誉为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

1910年，王永江任辽阳警务所长。这时东三省鼠疫蔓延，王因明了医学，防疫有功，经辽阳知州史纪常保荐为候补知县，1911年改任南路巡防营管带。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调他进省，入督府民政司民政科，参与镇压铁岭县革命党人起义^[5]。

1912年，他署理东边兴凤道尹，“甫三月，即挂冠归里”^[6]，经袁金铠相劝，才又出任辽阳、康平、牛庄、海城以及省城等地税捐局长等职。1915年，他任奉天省税务局长，兼官地清丈局长及屯垦局长，以“干练”而知名。

1916年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之后，深知欲成霸业、必须“延揽人才”，王永江经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袁金铠的推荐，被任命为奉天督军署高等顾问。同年11月被任命为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又任奉天财政厅长、代理奉天省长等显职，成为张作霖手下“文治派”的首领。王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在奉省实行了若干措施，如整顿全省警政、招民垦荒、发展实业、整理税收等，为奉张的“霸业”竭尽心力。那时，张作霖感到原来绿林出身的军人难于约束，是统一奉天军政的障碍，决心整顿军纪。王永江任警务处长之后，立即改革警政，仿效日本警察制度，重新厘定警务规章，在省城各处设立派出所。他严督部下按章办事，凡军民人等，如有违犯警章者，概依法惩处。其时，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部下纪律最坏，在省城胡作非为，常用军权侵害警权，不时发生军警摩擦。有一次汤的部下在省城西关平康里妓院闹事，不服从警察干涉，并殴打警察，王永江下令将闹事人员拘押起来。汤玉麟闻讯大怒，径向警务处要人，扬言要率兵包围警务处。王永江也不示弱，在警务处院内，架起一门小炮借以防卫。汤玉麟无奈，怒气冲冲地去找张作霖告状，要求撤销王永江警务处长职务。王永江也自动提出辞呈，等待张作霖裁决。张作霖为了长治久安而支持王永江惩处闹事官兵，并对汤玉麟等人严加申斥。汤玉麟颇觉难堪，后竟与张作霖闹翻，于1917年3月被免去旅长职务。

张作霖统治奉天之初，金融紊乱，财政入不敷出，年亏空二三百万元，并负外债一千余万元，极为窘困。张作霖为了巩固统治，扭转财政困难局面，1917年任命王永江为奉天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王永江就任后，对奉天省财政紊乱状况做了调查，研究积弊的缘由，力图刷新。

王永江有多年当税捐局长的经验，深谙聚敛之道，他首先整顿官营企事业。按照兴利除弊的原则，对官营企事业或予维持，或停办，或改由民营以进行整顿。对省内的荒地实行开放，奖励开垦殖民。对省内各矿山的采掘，则实行官营。

其次是整顿税收，制定田赋征收成绩考查条例。按税捐局所征税区的耕地面积、商户多少和农工产品生产情况，定出切实应征税额，超过定额增收的税款，对有关人员除记功外并留出提成部分作为奖金；对达不到征收定额者，查明原因，确实由于自然灾害等情况，准予酌情减免，如属贪污中饱或不尽职责者，则按章惩罚^[7]。他还于1918年提请省议会通过，发行省公债五百万元，年息六厘，从奉天省税捐收入溢出项下，每年拨出一百万元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此项公债实际发行额为三百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七元，并于1920年10月将本息全部偿还^[8]。

经过一番整顿，到1920年3月，奉天省的财政状况已经好转，不仅偿还一千余万元地方外债和弥补了每年二三百万元的财政亏空，还有一千余万元的结余。对此，张作霖大喜过望，说：“这实在是我梦想不到的。”^[9]

张作霖看到王永江理财有方，决定将奉天省长职务交给王担任。王永江执意不肯，经张作霖再三促请，才应允任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省长仍由张作霖兼任)。

王永江代省长后，首先是整顿吏治，对官吏实行甄别考核制度。贪赃枉法的，轻者撤职，重者依法惩处；奉公守法著有政绩的，予以奖励、提拔重用。他还注意培训县知事，开办讲座，亲自讲授“县知事学”，内容有：保护商业，奖励工艺的发明创造，振兴实业，宣传教化，沟渠整理，严禁苛敛诛求，边境开垦与殖民，褒扬荣典，保存古迹和提倡优良的风俗道德，兴办义仓、学塾，清查盗源，禁止吸毒，讲求卫生，提倡特产等等^[10]。

王永江很注重文化教育事业，认为“教育为人才之本”^[11]，大力普及小学，发展中学，并创办东北大学，造就专门人才。他还创办实业、发展交通。如建立奉天纺纱厂，开采铁矿、煤矿，修筑奉海铁路等^[12]。此外，他倡导讲究卫生，把讲卫生作为地方官保护公众福利的一项职责^[13]。

在王永江代省长期间，出现了短暂的所谓“仓廪足，治安宁”的景象。这时张作霖看到东三省的实权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奉省财富厚集，政治野心益炽。为了向关内伸张势力，不惜把人民的血汗用于扩军备战。1920年7月，张作霖趁直皖战争之机，率军入关，助直倒皖，把势力伸展到察哈尔与热河，并与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权。王永江曾向张力谏说：“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我们修明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去打，他们自然就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14]然而，张作霖热衷于问鼎中原，迷信强权政治，对诤言无动于衷。从此，王永江与张作霖开始发生政见分歧。

1921年底，奉系支持梁士诒组阁，直系军阀反对，直奉矛盾激化。1922年4月9日起奉军入关，4月28日直奉战争正式爆发，但不到一周，奉军战线便迅速瓦解。奉军战败后，缩回东北，张作霖在王永江等人的策划下，由东三省议会宣布东三省“自治”，与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张作霖觉得没听王永江的话吃了亏，他安抚王永江说，这回你当省长，放手干。同年6月，王永江被任命为奉天省长。

张作霖经此次失败，以所谓“存励精图治之心，蓄卧薪尝胆之志”，整军经武，准备对直再战。王永江任奉天省长期间，企图趁势进行某些改革。他认为欲使东北富强，必须注重文化建设，不参加内战。曾写信给杨宇霆说：“现在潮流所趋，日重文化，此后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反足以遗害于国家而已。弟本明达，又系武官，当极力主张缩减军备，共图文化，他日使奉省为庄严灿烂之奉省，不当使奉省为焦头烂额之奉省，即大有造福于桑梓也。”^[15]王永江建议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经张作霖同意，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王永江兼任校长。

王永江主张东三省闭关自守，增强实力、充实财富、储备人才、改革军备，说这是不战而胜的万全之策。这时，张作霖则全力整顿奉军，设立陆军整理处，改革军事教育机构，重用军校出身的军事人才，扩充兵工厂，建立海军和空军，兴建葫芦岛军港和东塔飞机场等，为此每年耗费二三千万元。王永江认为，军事之繁费有增无已，将来后患无穷，劝张作霖“幡然改计，以兵足自卫为度，而将兵工厂缩小一半作生产事业，汰粮秣处之冗费，去骈枝之机关，裁冗滥之闲员，省财力以救金融，均度支以兴庶政”^[16]。但张作霖不愿听这些意见，总想进兵关内，打败直系以雪战败之耻。

1924年10月，当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时，王永江还是力劝张作霖武力不可恃，战事结束后速回东北，他说：“战事结束后，我们什么也不要，因为北京如同一根无肉的骨头，谁夺到手也无肉可食，不如东北地大物博，有发展前途。我们有这样的好基础，决不应放置不顾，而去夺那无肉可食的骨头。”^[17]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张作霖背弃原先与冯玉祥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诺言，于1925年初挥师入关，迅速占据了直、鲁、苏、皖等省，到6月将势力伸展到东南财富中心上海。张作霖的穷兵黩武行径，使关内人民深受涂炭，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使东北民不聊生。奉军各将领则争相扩编军队、抢夺地盘。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的穷兵黩武，于1925年11月22日在滦州起兵反奉。张作霖为挽救自己的统治，不惜勾结日本出兵，才把反奉郭军击败。此时，奉天的危局虽然暂时渡过，但王永江所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却有增无已：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履行援奉反郭所许条件；而内部则是民生凋敝、财政困难和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王永江为此急得“左目失明，心脏漏血”^[18]，“征敛能手”也束手无策。1926年2月19日，王永江请假回金州故里省亲，到家后以才弱事纷，留职无益，给张作霖写了辞呈，请开去本兼各职。他在辞呈中写道：“窃永江从将军治奉，将十年于兹矣。初意本期举实业、教育、吏治、交通、屯垦诸大端，逐渐发展，兼经营东蒙，以为利用厚生根本之图。……自民国六年，畀永江以财政重任，勉竭愚忱，不避劳怨，得以财政日裕，内外债渐次偿清，度支由是以不乏……乃又值时局不靖，战端屡开，知进而不知退，而卒因军事之牵动，致金融紊乱，且犹复牵动不已，则一切期望，将难达到，民生日蹙，复何以固根本而图发荣……夫时局如此，简练军实，自属必要，然备兵自卫，与逞兵争雄，则利害相反。……况中原兵交方始，民生凋敝之秋，独东北一隅，最得地利，本足以自强，无待外求，而不速图之。轻内而重外，忽近而图远，将自投入荆棘之中，而纳人民于水火之内也。”^[19]王永江的信也表明张作霖穷兵黩武政策的破产。从此王永江退出政界，张作霖虽多次挽劝，王始终未归。晚年王从事著述，其诗作有《铁龛诗草》二集。王永江对《易经》、《管子》亦有研究，著有《读易偶得》、《易原窥余》、《阴符经注》等。王在医学方面也有所造诣，著有《医学辑要》、《痼疾蒙谈》等书。

王永江于1927年11月1日病逝于金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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