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荫泰，字孟群。祖籍浙江绍兴。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出生于山西临汾。父亲王式通（字书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京师大学堂提调兼办学务处，以文辞名当世。民国初年，王式通担任司法部次长，因总长王宠惠未就职，代理部务，兼任约法会议秘书长、政治会议秘书长、总统府法制秘书、内史，起草《约法》，成为民国初年的法学名家。王荫泰十五岁时赴日留学，就读第一高等学校。1906年毕业，赴德国留学，进入德国柏林大学习法律。在留德期间，曾替其父王式通就法律问题向柏林大学的教授请教，并助其父制定清末和民初的一些法律条文。1912年，王荫泰在德国柏林大学法学科毕业。

1913年，王荫泰回国后，在北京政府中任国务院法制局参事，研究法制和外蒙问题。后到奉系杨宇霆部任职。1917年，以特派使节身份赴日本，1919年—1920年兼库伦宣抚总务处处长。1921年起任张作霖顾问，在外交事务方面得到了重用。1926年6月22日，颜惠庆辞总理兼外长职，内阁会议通过以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及兼外长，田应璜为内务总长，任可澄为教育总长，王荫泰为外交部次长等^[1]。直到1926年7月，王荫泰才从天津赴北京就任，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外交部次长。因其时北洋政府与苏俄关系改善，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派加拉罕为驻华大使，这是外国向中国派驻的第一位大使。而按当时各国驻京公使团的惯例，公使团的首领应由驻华大使担任。这引起仇视苏俄革命的西方国家的不满。王荫泰上任不久，就中俄关系对英国记者系统地发表看法。他一面认为中俄关系应该保持和睦，但也指责“至中国一般人之心理，因中俄条约曾经规定，两国间均不得有侵犯干涉之行为，俄国对于此条，似未能积极履行，颇引为憾事。故现在所当努力者，即如何可以免除使中国人民有此印象”。第二，他认为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在清华学校演讲涉及帝国主义侵略一事，“应研究不干涉原则之意义。……中俄两国现均在改造之时期，必须各谋适合于国情者为准绳，设对方参加意见启干涉之机，则必致引起种种误会也”。第三，对《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苏俄对中国之宣传和影响程度，王荫泰认为：“俄国革命时，中国改造已毕，故政治家及人民对于俄国改革情形均极为注意，即全世界之目光亦莫不注视于实行社会主义之苏俄。……于外国学说输入俄国之源流，亦颇为注意，此不独余个人为然，国内人士之注意于此者，正复不少，但研究学说纯是另一件事。若竟指此为苏俄主义已在中国得到若何势力，则不免误会。”^[2]10月1日，王荫泰担任条约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

10月2日，法国公使就中国政府事前未通知法国而公布道胜银行清理办法，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法国公使认为，该银行是法国政府所发起，是纯粹的法国银行。而中国政府认为根据道胜银行与1920年交通部之协定，该行是俄国银行，因为俄国革命后，道胜银行收归国有，开始整理银行的债权债务，并将存于该行的关余和盐余移交政府指定的银行。针对法国的抗议，王荫泰作出回应，道胜银行是中俄合股公司，法国不能过问^[3]。

从1926年开始，中国和法国、日本、比利时等西方列强的条约依次到期，需要修约，并因为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协议，列强同意召开关税会议。1925年10月，关税会议开幕，委员有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蔡廷幹、潘复、王荫泰、夏仁虎七人，到1926年12月，历时一年有余，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所拨耗费会议经费一百三十万元至11月已经用完，至此关税会议停顿。1926年夏，蔡廷幹邀请西方各国代表非正式会谈一次，但各国意见冷淡，终究没有结果^[4]。1927年，王荫泰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他担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兼全权代表期间，希望重新与西方列强订立税率、整理国债。可是，当时张作霖的北京政府面临蒋介石的北伐运动，“皆以军务方殷，尚未暇及时筹备”，列强也无意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恢复关税自主的路途仍不平坦。

1928年2月，王荫泰调任司法总长。但其时北伐军进展顺利，奉系安国军政府行将崩溃，王荫泰遂辞去职务^[5]。1929年南下上海，开业当律师，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律师之一。当时王荫泰的事务所在江西路金城银行内，律师业务繁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失陷，王克敏等受日本人指使组织伪临时政府，王荫泰闻讯北上。1937年12月14日，伪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王荫泰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成为汉奸，是当时临时政府的实权人物之一。有人用状元、榜眼、探花来比拟“华北”的汉奸三大王，状元王克敏，榜眼王揖唐，探花王荫泰。1938年4月，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1939年兼任伪华北合作事业总社理事长。1940年3月，汪精卫等组织伪国民政府，华北伪临时政府改成华北政务委员会，实际上仍是独立的政府机构。王荫泰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担任伪实业总署督办后，曾设立劳工局，督促伪劳工协会，强征华工，供敌用作运输军用物品或其他役夫。

1943年3月20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北京外交大楼举行华北各省、市长会议，王荫泰以实业总署督办与会，并报告经济政策。他提出华北粮食对策，说明输入物资、安定物价、圆滑配给等的办法；要求日本应交还专管租界及撤销之外法权；并就消灭“共匪”、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甄用人才及强化地方自卫等重要问题提出意见^[6]。

4月10日，王荫泰参加伪南京政府的“国府还都三周年纪念庆典”，他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参加国府还都三周年纪念后之感想》^[7]。15日，与华中方面代表周佛海等就调整华北经济、华中粮食输往华北以及华北煤炭输往华中等物资交流进行了协商^[8]。王荫泰向记者招待团说明三个问题：第一，针对华北灾荒，力谋从满洲、蒙疆方面输入粮食，从华中方面输入面粉，如果各方能运入大批粮食到华北，华北供应将圆滑，价格也将安定；第二，战时状态下，必须实行统制，今后需要民众多加协助，强化和扩充统制工作；第三，国府近已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华北应设立统制交易之分机关。王荫泰命令成立商统会分机关，委托商人收买，最后交给粮食管理局方面实行配给^[9]。

6月13日，王荫泰代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前往伪满洲国视察经济政策实况，受到了伪满洲国外交大臣李绍庚、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等的欢迎。15日上午王荫泰进宫谒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退出宫后，访问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张景惠，双方进行了恳谈。正午到关东军司令部，访问梅津美治郎^[10]。

6月28日，王荫泰出席在南京举行的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对记者发表感想^[11]。后去上海，与全国商统会洽商南北物资交流问题。另外，华北灾情严重，为了消解粮食恐慌，王荫泰提出，分治标和治本两办法进行，治本是增产，本季麦作收成预料较去年要丰产；治标是对粮食等物资进行统制，生产配给^[12]。

1943年11月，伪实业总署奉令改为伪农务总署，王荫泰兼任该总署督办暨伪华北政委会总务厅长官、伪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常委。1944年5月，兼任华北食粮公社理事长。在华北合办之华北食粮公社，借词配给都市民食，命令各省、市、道、县搜括农村米、面、杂粮，而以大量食粮供给日军。他设立伪财务委员会，征收战时利得税，增发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供日军金钱，扰乱金融。他派程希贤任伪华北禁烟总局局长，供卖鸦片，毒害民族。同时推荐亲信曾彝进在日本开发公司下的伪华北石炭贩卖公司任董事长，统制民众用煤，节余大量煤炭，每年用船运往日本，约四百余万吨^[13]。在日人举行的献铜运动中，他将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里的铜器献给日本^[14]。1945年2月，王荫泰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伪新民会会长。1945年3月8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五次会议通过王荫泰担任该“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抗战期间，王荫泰曾索回了日本黄金五吨、拒绝故宫收藏军火，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维持地方治安以协助接收人员。他在日本投降后，曾赶印一册《王孟群先生言论集》，罗列一切可资附会的言论，以逃避战后的惩罚。1945年12月7日，王荫泰因汉奸罪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后和北平其他汉奸一起关押在汪时璟的别墅^[15]。1945年12月10日，他在《自白书》中写道：“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怨天，不忧人，自负其责可耳。”因为他在伪政府任职的七年时间内，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公署督办、中日实业公司总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华北巨奸”之一^[16]。1946年5月28日，王荫泰等十四人从北平押运南京，其间有记者问他感想时，他答道：“没有话讲，我的一切，华北人民都会知道的，相信政府的裁决也会公平的。”^[17]1947年，王荫泰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无期徒刑。1962年12月15日病亡于上海市监狱。

参考文献

•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调查部第六课编：《新国民政府名人鉴》，昭和十五年六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REEL No.調―0024-110。
•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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