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原名际主，号渔村，笔名王真、碧辉。湖北黄冈人。生于1901年10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三)。父亲王凤庭是当地的破落地主，母亲早故。王亚南童年在乡里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在哥哥支持下到县城学堂读书，1916年毕业后到武昌读中学，1922年考进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王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秀；课余还到校外兼课任教，以贴补生活费用。

1927年初，王亚南大学毕业后，曾到武昌私立成城中学教了几个月的书，后由其同乡王仲友介绍，转到长沙，入北伐学生军教导团执教。是年国内政治形势剧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党”、“分共”，许多革命者被杀害，大革命失败了。这个现实给王亚南以很大的教育。他开始考虑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问题。1928年初，王离开长沙回到武昌，谋职未果，遇到留法回国的夏康农，同赴上海找工作，也无结果。不久，王从上海转到杭州，借住在古庙大佛寺中，想写小说谋生。适遇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也在那里，正从事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两人一见如故，朝夕倾谈，商量合作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翻译，先着手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于是两人同去上海，与神州国光社等出版单位订了译书契约。这是王亚南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的开始。

1928年秋，王亚南东渡日本，得到在日本工业大学学习的同乡方达功的帮助，住在东京郊外一个僻静的小旅馆里。他一边学习日文和德文，一边同留在上海的郭大力合作翻译经济学著作。他们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书。他自己还单独翻译了日本学者高畠素之的《地租思想史》以及《人类婚姻史》等。此外，他也写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九一八”事变后，王亚南离开日本回到上海，以示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抗议。他在上海除了继续翻译和校订有关译著之外，开始从事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作并出版了《经济学史》(上册)。1933年，王在上海暨南大学执教。

这前后，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妥协退让，造成我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王亚南对国民党政权有了进一步认识。1933年11月，李济深和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王得知消息后，兴奋异常，放下写作，从上海赶到福州，担任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文化委员兼《人民日报》社长。王利用《人民日报》这个阵地，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并阐述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不久，“闽变”失败，王被通缉。1934年初王逃亡香港，香港当局令他限期出境。

1934年夏，王亚南去德国。他在柏林学习德语，注意搜集西方经济学资料。其间他应上海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之约，翻译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著作，如奈特的《欧洲经济史》等。因为当时希特勒执政，德国政治空气恶劣，生活费用昂贵，王住不下去，1935年秋离开德国经伦敦去日本，与在明治大学学习的李文泉结为夫妇。年底，同李文泉一起回国。在上海，王先后出版了《德国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等书。不久，他和郭大力应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之约，以1936年和1937年两年时间从事翻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工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大卷出版于1867年至1894年，五四运动后不久已被部分介绍到中国，但十几年中只翻译了第一卷。王亚南同郭大力一起决心进行《资本论》三大卷全书的翻译工作。这期间，王除于1937年担任“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执行委员，参加一些抗日宣传工作外，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翻译《资本论》工作方面。由于《资本论》中的一些名词概念在中文字典中查找不到，为要忠于原文又要让中国读者看懂，王亚南和郭大力根据德文原本，参考日文译本，也参考当时国内已翻译出版的第一卷部分，尽可能地加以通俗化，以方便中国读者阅读和研究。那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前后，生活条件很差，王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胃溃疡病，但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工作。郭大力则在翻译工作中承担了更多的章节。后来王常谦虚地说，在《资本论》翻译工作方面，他是郭的助手。

《资本论》中译本三大卷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引起各方面的瞩目。这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王亚南于1938年初带病经香港到武汉，参加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同各党派代表和民主爱国人士一道，参加抗日战争的民众发动工作。10月武汉沦陷，王从湖南经广西、贵州转到重庆，住在重庆乡下。那里生活艰苦，连报纸也看不到，王又患严重的胃病，以致无法工作。

由于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推行反共政策，许多抗日团体和进步书报被摧残和破坏，王亚南在上海出版的《战时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被查禁，他同郭大力合译出版的《资本论》从上海运到重庆时亦被扣留了几千部，连他的住处也受到搜查。王亚南十分愤怒，不愿再在重庆住下去。1940年9月，他应中山大学之聘，到粤北砰石镇，任经济学系主任，先后开设高等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还撰著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国经济原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总结以往这方面研究，开始形成了他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944年日本侵略军袭击粤北，中山大学西迁。王亚南未跟学校撤退，到赣南南康县郭大力的家乡，与郭同住一村。旋因日本侵略者侵袭赣州，王从江西到福建临时省会永安，担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永安，他除出版《中国经济论丛》等书外，还撰写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1946年集为《社会科学新论》出版)。其间，他于1945年春到迁设在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学系讲授经济学说史。

抗战胜利后，王亚南被聘为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从此，他专心在厦大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撰写了一些反帝、反封建、反买办官僚的论著，如《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等，修订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他还曾应邀到台湾大学讲学一个月。在厦大，王亚南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进步力量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但同情和支持师生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而且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因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忌恨。王经常收到特务的恐吓信，有的信里还装了子弹，但是他泰然处之，并不惧怕和动摇。

在国民党政权总崩溃前夕，王亚南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劝说，于1949年1月乘飞机到香港，在中共地下组织所创办的达德学院教经济学，并为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撰写社论。不久，达德学院被香港英国当局封闭，王亚南与郭大力一道，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从香港到达北平，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到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

1950年秋，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1957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春，王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印度，并于这年下半年至翌年初，以教育专家身份到缅甸协助缅甸教育改革委员会工作。1955年到1965年，王先后修订出版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论当前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经济现象和市场问题》以及《资本论研究》等论著，并组织领导《中国经济问题》、《学术论坛》等学术刊物，组织编写《〈资本论〉通俗讲座》等。1961年，王亚南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会议，承担了编写经济学史方面教材的任务，会后同上海几位经济学教授编选出版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他还协同郭大力修订了《资本论》的中译本，并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说史》。从1954年起，王亚南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福建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

王亚南于1969年11月13日因癌症在上海去世。

参考文献

• 王亚南：《我的出身、简历及社会关系》(手稿)。
• 王亚南：《论文、著作登记表》(手稿)。
• 厦门大学图书馆：《王亚南校长译著系年目录》。
• 王亚南部分著作、文章及学术报告记录。
• 《王亚南言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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