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天，原名王熙敬。吉林长春人。1896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出生于长春金钱堡一个民族工业者家庭。王希天的祖籍为山东登州蓬莱县，清康熙年间，其祖辈迁居辽宁金州，以农耕为业。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其祖父王文保移居吉林长春，始学皮革手艺，后在长春三道街开设“皮铺”，经营日渐发达，家境殷实。王希天的父亲王相为王家的次男，以苦读求科举仕途。王希天七岁随父读书习字，九岁入塾，十二岁入长春龙王庙小学，因成绩优秀，未及一年便升入长春第一高小，十五岁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翌年，与张万英结婚。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时在“一中”读书的王希天欣然带头剪掉自己的发辫并劝母亲为妹妹放足，劝言乡亲邻居戒毒，鼓励妇女学文化。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不久北洋军阀攫取了政权，帝国主义侵略依然如故，军阀苛政暴敛，民不聊生，“民国”徒具虚名。为了探求救国拯民的道路，王希天决心去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求取真实之学问，归以报效祖国。1914年11月，王希天东渡日本留学。

王希天到东京后，刻苦学习新知识，在欲求实业救国道路的探索中，曾产生净化自我、不为私利诱惑的圣洁感情。1916年春，他在东京美以美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决心以济世救人的博爱精神去挽救世人的苦难。

在日本经过预科学习，1917年7月王希天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并获得官费。时值欧战后期，物价飞涨，留学生纷纷要求增加官费。王希天则以国家利益为重，规劝同学亦应撙节自持，养成俭朴之风。此论颇为多数学生所赞同。当年日本高等学校的食宿条件均甚简陋，多数学生对此难以适应，故寄宿生寥寥无几。王希天虽出身富裕家庭，却不畏清苦发奋读书，坚持在校食宿，并借此机会考察校内生活。他为人和蔼，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常将所得官费节省下来接济贫困同学。中国留学生王朴山和预备留学的周恩来等都颇钦佩王希天的品格，他们志同道合，结下深厚的友谊。1918年王希天被推举为中华留日美以美会执事，后当选为执事部长。

王希天在日学习期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加速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之时。日本以对德国作战为名，于1914年11月夺取德国占领的我国胶州湾和在山东的各项权益。1915年日本政府又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1917年日本与北洋政府签订以攫取在华特权和培植皖系军阀为目的“西原大借款”。1918年5月更与北洋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妄图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时刻，有着强烈爱国心的王希天和留日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抗争。在东京“一高”化学讲堂的一次集会上，王希天手持报纸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诸君不见报纸所载‘中日军事密约’乎？我们当速起共谋抵制之方。”^[1]王的讲演获得与会同学热烈响应。留日中国学生奋起共谋拒约的爱国行动，遭到日本当局弹压。他们不畏强暴，各校代表于5月5日在东京中华大商俱乐部集会，决议组织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留日学生决定罢学归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拒约运动。会议还决定回国后，分上海和北京两路活动，在上海设救国团总部，北京设支部。

5月12日，王希天作为先发队代表与阮湘、李达等先期归国。14日他们在天津与《益世报》及各校联络宣传拒约，受到欢迎^[2]。次日，王希天等到达北京，在湖南会馆与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许德珩会晤，共同筹划京、津、沪的拒约运动，要求废除“中日密约”。王希天等走访北京《中华新报》、《晨钟报》、《北京日报》、《群强报》等报馆，揭露中日密约真相，争取舆论界的支持。又两度往见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面陈拒约要求。与此同时并发表《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宣言》，呼吁“一致对外”、“惩日人之妄，大华夏之威”。5月21日，留日学生救国团与北大等校学生两千多人集会于新华门前，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密约，使拒约运动进入高潮。

王希天作为留日学生救国团北京支部负责人之一，来往于京、津之间宣传拒约运动。为抵制日货，他亲售国货，并成立了“国货贩卖部”。同年8月，在拒约运动遭到北洋政府阻止后，他亲赴哈尔滨的东华中学讲演，介绍拒约运动盛况，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是年10月，国民杂志社在北京成立，王希天等留日学生亦加入为社员。震动中外的拒约运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却为一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播下火种，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前奏。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王希天成长为很有影响力的留日学生领袖之一。

拒约运动过后，多数归国学生不愿再回日本，但由于国内无相当学校可入，转学他国又不可能，王希天只好和一些人再次去日本。翌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希天等人在日本又积极组织声援活动。由此他被日本警方视为“煽动”留学生的“排日领导者”，并予以严密监视。

王希天归国期间，目睹了北洋政府的腐败，深感内政不修，“外交万无胜利之望”，心情十分沉重。为唤起民众的觉醒，他决心弃工习文。1919年，他于日本东京“一高”毕业后，即转入名古屋“八高”政法科学习。在“八高”，王希天除完成学业外，经常接触日本新思想学者，与地方平民友好往来，为此被日本当局视为“排日分子”，遭到莫须有的刁难和迫害，后因此患病，于1920年春被学校除名，赴长冈养病。在养病期间，他并未因病魔缠身停止自己的追求，而是利用各种机会了解社会，接触旅日华工，潜心探索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21年秋，王希天病愈返回东京，被推为中华留日美以美会宗教干事。同年10月，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德育部干事。

旅居日本的华工，多数是欧战后相继从中国浙江温州、处州和山东等地到日本行商谋生者，人数多达六七千人。仅来自浙江温州一带者就有三千五百多人。他们从国内带来雨伞、锯、六神丸、山东绣花边等小商品，到日本的长崎、门司、神户、名古屋、东京、北海道等地贩卖。当货源不充或本小利微难以维持生计时，他们便流落东京等地工厂做苦工，从事挑煤挖土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收入菲薄，常遭资本家和工头的刁难、殴打和克扣工资。他们多数居住在贫民窟，更有甚者只好栖身于桥洞、下水管道或露宿街头巷尾^[3]。由于饥寒、疾病侵袭，横死街头者也屡见不鲜。特別是1918年留日学生归国参加拒约运动后，日本当局对旅日华工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非但不准他们做工，还要将他们驱赶出境，生存毫无保障。对于旅日华工的艰难处境，王希天与好友王兆澄等深为同情，他们决心为维护华工的利益有所作为。这一行动，曾受到远在欧洲的好友周恩来的赞许^[4]。

1922年夏，王希天在留日青年会召集的留学生负责人箱根会议及在大原海岸举行的夏令会上，先后讨论了有关华工事宜，建议“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谋其福利”。更于8月下旬，联合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等团体，共同向日本当局交涉，拒绝其“驱逐华工回国”的荒谬命令；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华工聚居地之一的大岛町进行视察，目睹华工的悲惨生活，决计为华工设立事务所、组织华工团体。经过多方努力，又争取到日本友人的帮助，王希天以个人名义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立案，于9月21日在东京大岛町建立了“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王希天被选为会长。为了更好地为华工服务，他辞去了留日青年会德育部干事职务。

为促进共济会事业的发展，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王希天将自己的薪金由一百元降到三十元，生活颇为简朴。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神户、横滨、大阪等地募捐，未及一年就募集大洋一千九百六十五元。王希天在共济会中设立了检病所、治疗部、教育部、慰问部和华工补习学校等机构。他的挚友孙绍唐为华工诊病，王朴山为华工讲授文化课，王希天则亲自到华工劳动场所视察，帮助华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保护华工的利益，除了进行合法斗争，与争取日本友人的帮助与支持外，有时遇到华工与日本厂主、工头发生争执时，他便挺身而出据理以争。有一次共济会会计杨庭杰向日本工头索讨积欠的工资，工头立川却粗暴地将杨的门牙打落，王希天获悉后无比愤怒，立即出面与彼论理，蛮横的工头竟用短刀相威胁，他不畏强暴，捍卫华工的尊严，最后逼使对方不再敢逞凶，厂主也不敢再无理克扣工资或进行其他损害华工利益的活动，华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一定的保护。王希天以自己的言行，实践其爱国拯民的理想，成为深受旅日同胞拥戴的华工领袖。

王希天主持共济会，为华工服务，行动正义，却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眼中钉”，被视为“排日巨魁”。1923年9月1日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继之大火，城市化为焦土，巨大的自然灾害，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政府为此召开特别国会，讨论恤邻赈灾；中国各界民众也以极大的热忱关怀东邻蒙受的灾难，在物质上给予慷慨的援助。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幌子，趁机进行大搜捕、大迫害，天灾后又加人祸，东京地区的华工陷于一片阴森恐怖之中。

关东大地震发生前一天，王希天因行将赴美国学习，已辞去侨日共济会长职务，当震灾发生后，新会长王兆澄为救护侨日同胞竟被日本歹徒打伤，无法履行会长职责。面对此种危局，王希天毅然担当起共济会长的责任，约同好友王朴山、孙绍唐等联络中国驻日使馆、留日学生总会、教会、青年会等团体，组织“对日震灾救济会”，奋力援助和解救遇难华工。9月3日午后三时，日本暴徒三百余人拥至东京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一百七十四名浙江温、处旅日华侨赶至客栈外的空地上，诓称：“即将地震，须卧地上。”当惊恐无助的华工被诱迫卧地时，暴徒们即上前狂砍乱杀，当场打死一百七十三人，仅一名叫黄子莲的重伤昏厥，倒在同伴尸体下方得幸存，恢复知觉后从尸堆中爬出前往共济会向王希天哭诉同胞被屠杀的悲惨情景。王闻讯心急如焚，他不顾震后秩序混乱、交通阻断等险境，不听友人极力劝阻，于9月9日晨八时只身骑脚踏车前往大岛町查访，欲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虐杀华工的暴行。不料日本宪兵趁机将王希天拘留并押往宪兵司令部，后解至神户警署。他虽身陷囹圄，仍一心惦念如何去援救众多华工，置自身安危于度外。至12日凌晨三时，王希天被两名持枪日本宪兵捆绑押出警署，当行至东京关东区大岛町八丁目逆井桥时，隐藏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连队中尉垣内八洲夫，突然窜出抽刀将王希天砍毙，随后将尸体砍碎抛入竖川河中灭迹，以图掩盖罪行。王希天就这样惨死在野蛮卑劣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屠刀下，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王希天和众多旅日华工遇害的消息，在国内外激起强烈的反响，我各界人士纷起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侨胞的罪行。日本名古屋共济会支部、日本救世军总部、中华留日学生会等社会团体也先后举行王希天追悼会。中国政府外交部派人赴日调查王希天被害情况。1923年11月4日，王希天的家乡吉林人民在丹桂茶园为王希天及遇难华工举行示威性追悼会^[5]。1924年3月2日，北京举行三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6]。同年吉林创建“希天医院”，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谢介眉编著的《王希天小史》，1926年温州工学界同仁集资建造“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以资景仰。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总理曾委托马骏烈士之子马德钟多次寻找王希天遗属的下落。1962年6月16日，周恩来到吉林视察工作时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圻。1973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室根据王希天的生平事迹，下达了“关于王希天家属应按烈士待遇”的批示。1974年1月15日，吉林省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1983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王希天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1993年，通过中日两国学者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日本关东大地震时虐杀王希天及旅日华工案，在尘封了七十年后方始真相大白，东瀛沉冤终获昭雪。王希天烈士的遗骨运抵故乡长春^[7]。同年9月3日，在温州市华盖山上举行被侵华日军破坏的王希天烈士纪念碑的重竖仪式。同年，日本王希天悼念会今井清一、石井良一、田原洋、仁木富美子等知名学者，组织各界人士于日本东京山手教会堂，召开关东大地震七十周年纪念会暨王希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术研讨会。1994年9月4日，吉林省史学界同仁为进一步研究王希天生平事迹，弘扬王希天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发起成立长春王希天研究会。1995年6月30日，王希天烈士陵墓在长春烈士陵园兴建，并于翌年烈士百年诞辰纪念日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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