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字聘卿，号冠乔，别号冠儒。直隶(今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生于1861年7月14日(清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七)。曾祖父王朝凤，精通医术，长于书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擅长武术，有戎马书生之称。父亲如柏和伯父如松都早逝，王士珍兼祧两房，由伯母刘氏和生母丁氏抚养成人。王九岁入塾读书，十六岁习弓马。这时家道已经中落，王于1878年考入正定镇标学兵队，不久开赴山海关驻防。
 1885年，李鸿章为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奏准在天津创立北洋武备学堂，通饬淮军各部选送学员，王士珍遂被聂士成保荐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王肄业三年，“操行学绩俱优”^[1]。期满，仍回山海关，督办随营炮队学堂。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王奉命率由学员组成的炮队，随直隶提督叶志超于6月开赴朝鲜牙山。7月29日，日军进犯牙山时，王士珍曾多次请战增援，皆被叶志超所拒绝。成欢驿失陷，王士珍所率炮队随直隶提督叶志超抵达平壤，与入朝清军奉天练军统领左宝贵等部会合。9月12日，日军兵临城下，王士珍所部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王士珍观察阵地地形后，积极建议，认为应于城外山上设兵布防，敌至方能应战。叶志超以为王士珍年轻多奇，不予采纳。14日，日军攻城时，王士珍誓言为国效力，率炮队与进犯的日军顽强鏖战，杀伤敌军无数。当王士珍闻知左宝贵壮烈牺牲的消息时，他亲手操炮，轰击日军。作战中他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也被弹片击伤，后在炮队官兵护卫下突围。
 回国后，王改统榆防炮队，仍驻防山海关。和议签订后，王随新任直隶提督聂士成移驻芦台。
 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暴露出湘、淮军的腐败，清政府逐渐认识到编练新式军队的重要性，1895年12月，任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编练新军。王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旋即转任工程营管带，兼工兵德文学堂监督。王在小站辅佐袁世凯练兵，以悉心筹划、办事认真，博得了袁世凯的重用，凡有关训练军队的上奏或下发的文牍，袁世凯都命王士珍参赞擘划。凡全军成绩考核和升降黜陟，也不无与之磋商。
 1898年，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时，王士珍指挥工程营搭帆布桥迎接，荣禄一行人马“行过如履坦途”，深为“惊异”^[2]。待荣禄检阅完毕回津时，王再次架成此桥，荣禄认为时已二月，河水将要解冻，恐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勿虑，三日后冻方解。”果然三日后解冻，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赅”。荣禄曾致函袁世凯称王士珍“负治国大才，不第长于兵事也”^[3]。1899年9月，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领衔主持编成《新建陆军兵略汇存》与《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二十二册，“成为袁军教学的标准课本，也是晚清编练新军主要的教育典范”^[4]。该年冬，袁世凯获悉清廷将任命他署理山东巡抚的消息后，立即派王士珍率少数亲信赴山东视察一切，以便做好所部新建陆军移防山东的准备。王士珍连日奔波山东各地，仅一月余，就将省内，尤其是屯兵处和沿海要塞形势一一了解，随即向袁世凯复命，袁“惊喜过望”，遂令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坐镇小站，指挥各营依次开拔。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以王士珍参谋全省军务。此时山东义和团反帝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王士珍权衡利弊后，建议：先行劝解，继威以兵，如仍不从，再捕诛首犯，解散胁从。此议为袁世凯采纳。
 袁世凯为了取媚德国侵略者，任命王士珍为全省操防营务处督办，饬令冯国璋、段祺瑞协助，抓紧军事训练。未几，袁世凯特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总督看到袁世凯的新军确比清朝旧军操练精娴，又知道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都是受过德国军事教育的，故当面称赞王、段、冯为“北洋新军三杰”。
 1901年11月，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保定设立北洋军政司，王士珍被任命为总参议，总管全军操防营务。不久为左翼翼长。在此期间，王士珍为袁世凯推行常备军制，编写了常备、续备、后备各军章制，为北洋陆军六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袁世凯为会办大臣，操实权。袁荐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旋调任军政司正使，并先后兼任北洋军第二、六镇统制官，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戴。故新军编定营制，厘订饷章及军屯要扼，多由王士珍主持制定。
 1906年10月，清政府抽调二万北洋军在彰德举行秋操，王士珍以军令司正使充总参议，整个秋操几乎全是在王的指挥下进行的，从始至终井井有条，获得各方称赞，中外被邀参观者，赞誉王“调度擘划，为不可多得，所以特别对王垂青，其誉望也骎骎乎驾于冯、段二人之上”^[5]。
 是年冬，兵部和练兵处合并为陆军部，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部右侍郎。
 1907年，王士珍以侍郎衔外放为江北提督，节制文武，兼理盐漕事务。1908年秋，王率江北新军参加太湖秋操，秋操尚未结束，革命党人熊成基率新军在安庆举行起义。两江总督端方飞电请王士珍派兵往剿，在王部追击下，起义遂告失败。
 王士珍自从外放江北提督后，乘机敛聚，宦囊渐丰。先后在北京西单、前门和天津等处购置房产，并在故乡正定县广置产业。他首先委其叔父王如云在牛家庄盖起家宅一处、家庙一处、小学堂一座。不久，又在正定城内西门里购宅基地二十余亩，大兴土木，建造王氏宗祠和公馆四百余间。同时期在本县和邻县藁城购地十五顷。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驾崩，袁世凯失宠。王士珍称病请开缺。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袁世凯在“非袁不能收拾局面”^[6]声中，东山再起，他首先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任王为襄办湖北军务。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后，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王士珍心有清室，念念不忘其恩泽，当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时，王深为不满。溥仪退位既成事实，王士珍又竭力为其退位力争优厚条件。溥仪退位，王士珍决计辞职，他表示“身任陆军大臣，决不愿署名于皇帝退位诏后”，遂即“退居乡里不问政事”^[7]。
 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鉴于王士珍“不攘权夺利，不植党营私”^[8]，故几次派人去正定请王士珍回京担任要职，皆被王婉言谢绝。不久，王士珍被段祺瑞请到北京，遂就任模范团筹备员，被授为陆军上将。5月9日，袁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任王为六大办事员之一，但“实权最大”^[9]。
 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袁以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8月，段辞职，由王继任陆军总长。
 王士珍为人精明圆滑，时称“好好先生”。正当帝制密锣紧鼓之时，上书劝进者比肩继踵，唯独王士珍“迄不签署”^[10]。有人向他试探，他淡淡地说：“自己人嘛!何必来这一套。”^[11]1916年4月23日，王调任参谋部总长。此时袁世凯极想利用王士珍团结北洋僚属维持局面，故二人密谈“退位之法”^[12]。6月6日，袁世凯终因帝制失败羞愤成病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王士珍仍任参谋部总长。不久，因“参战”问题引起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段祺瑞极力主张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宣战，黎元洪则受英美影响不主张对德宣战，王士珍提出“德国不可轻侮”^[13]的劝告。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王士珍被任命为京畿警备总司令，李经羲任总理后，又任命王为陆军总长兼参谋部总长。
 段祺瑞被免职后，离京赴津，积极联络各省督军，一面谋以武力倒黎，一面又暗中支持张勋策划丁巳复辟。6月14日张勋率辫军进京，6月30日夜，王士珍为张勋所胁，跟随张勋、康有为等进宫奏请复辟，随后又同梁鼎芬、李庆璋一行人去总统府，逼迫黎元洪“奉还大政”。因此，复辟王朝授王士珍为“内阁议政大臣”和“参谋部大臣”等职，并赏穿军衣。特别是当冯玉祥等人率军攻入北京，张勋作最后挣扎之时，王士珍和陈宝琛还为张勋出谋划策，“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14]。
 丁巳复辟平息以后，王士珍深感无脸见人，准备再回故里隐居。然而，段祺瑞不但不追查其罪责，反对其竭力抚慰，还说王士珍对维持北京秩序有功，继续留任参谋部总长职务至是年底。
 段祺瑞重掌北洋政权后，与总统冯国璋在对付南方护法军政府的策略上，发生分歧。不得不于11月15日辞去本兼各职，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总长，30日，冯国璋又任命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在王士珍任总理期间，不断受到段派机关报的恶意攻击，经不起风波的王士珍，终于1918年2月20日借病请辞。
 1920年10月，总统徐世昌保荐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王辞以老病。第二年特任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未几，王士珍辞去军界职务，以“野鹤闲云”自处。不久，宣布担任月薪五百元的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
 1926年5月，吴佩孚联络张作霖、阎锡山“讨伐”国民军。国民军退出北京，王士珍被北京社会团体及知名人士推为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会长和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以维持北京秩序。
 1928年5月，蒋、冯、阎向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等人在北京发起和平运动。张作霖退出北京，王士珍再次出任治安维持会会长，电请南京政府迅速和平接收京津地区。
 王士珍两次组织治安维持会，尽心竭力维持社会秩序，使北京免遭战争灾难，为京师民众所钦重。此后，王士珍还曾几度主持北京的慈善事业。
 1930年7月1日，王士珍患肠癌在北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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