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名逸，谱名敬贤，字季高，号孑黎，金发(亦称“金法”)是他的乳名。浙江嵊县董龙岗人。1883年4月3日(清光绪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王金发出生于小康人家，祖遗水田三四十亩(一说一百多亩)。他的祖先“因恶清避居董龙岗”，祖父王修宫不满清朝腐败统治，1861年“太平军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从之，得为偏裨，率队驻宁波，已而太平军败，知事不济，乃散归，恣饮以终其身”^[1]。父亲王启孝亦耻仕清，在籍从事耕读。王金发从小就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民族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感染。

王金发少时聪颖过人，生性强悍，好习武弄枪棒，尤喜射击。其母徐珍梅督教甚严。王二十一岁考中秀才，同时也练就了一手射击绝技。“时值欧风东渐，梁启超、康有为等刊行《新民》、《时务》等报大声呼号，又有孙文、黄兴辈潜结志士，为积极地进行，于是，‘革命’、‘排满’、‘民权’、‘天职’、‘自由’、‘流血’种种新词几乎遍及国中，尽人乐道。”“而金发亦于此时在乡联合胡士俊、胡春霖、周志由、张陔南等创立大同社，名为办学，实则植党结群，以待时机之至。”^[2]他参加反清的会党组织——乌带党，继而归附平洋党，并很快取得绿林弟兄们的信任和拥戴，被推举为“龙头”(首领)。王金发“凡所举动，均以身为党徒先，故党徒咸乐就之”^[3]。他们抗捐拒税，劫狱反官，从事反清斗争，清政府甚为震惊和不安，故“官府捕之，急如星火”^[4]。1905年春，光复会领袖徐锡麟到嵊县寻访王金发等，密谈竟夕，相见恨晚。是年8月，王金发应邀入徐锡麟等革命党人创办的大通学堂，并参加了光复会。同年冬，他与徐锡麟、王振汉、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东渡日本，“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及至试验，成绩竟以第一人高标毕业”^[5]。

翌年夏，王金发回国后任大通学堂体操教员，协助秋瑾培训骨干，准备武装起义。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事失败被杀，继而秋瑾以大通学堂为据点的光复军起义，也在发动之前便遭清政府的血腥镇压。7月13日清军来时，“金发适在校，欲谋抵敌，秋瑾以己系女人毫无证据，即被捕亦无妨，而催金发速行，与竺(绍康)等为后图。金发不从，促之再四，声色俱厉，金发不得已逾墙远遁”^[6]。结果，秋瑾当天被捕，7月15日凌晨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王金发虽系清政府悬赏千金通缉的“要犯”，处境甚为艰险，但他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他更名孑黎，坚持反清斗争。王金发常向为富不仁之户摊款索粮，“以四分之一散贫民，以二分接济党人机关，以一分自充旅费”^[7]。1907年冬，他策动裘文高率台州数百义勇，伺机抗击清军的剿捕，嵊县白竹之战，杀死清军管带刘庆林、哨官杨华泰等。1908年夏，王金发变卖家产和向亲友筹借数千元，与陈其美、竺绍康在上海开设天保客栈，作为革命党人秘密联络机关。他是以暗杀为手段惩治内奸、叛徒的能手，曾在绍兴干净利落地击毙出卖秋瑾的胡道南，替秋瑾烈士报仇；曾在十里洋场上海惩戒投靠端方的刘师培，责令刘确保已被捕入狱的张恭人身安全；还指派堂兄王敬良在上海四马路处决叛徒汪公权。当时此类暗杀事件，多系王金发所为或参与指挥，因此，王金发名声大振，敌人则闻风丧胆。王金发或向华侨筹款，或购置枪支弹药、或联络会党，其足迹遍布日本、南洋、港澳、上海和浙江等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王金发积极参与光复上海的斗争后，即与张伯岐、蒋介石、王文庆等率领敢死队于11月2日赶赴杭州，4日晚，与驻杭新军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等部攻克军械局、抚署，活捉浙抚增韫。5日杭州光复后，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都督。次日，起义军领导人会议，王金发提出汤寿潜曾参与杀害秋瑾，要求改选，否则就用炸弹对付，被褚辅成竭力劝止，王乃愤而率部离杭。其时，绍兴的“几个旧乡绅”也拼凑了所谓“绍兴军政分府”，民政长则是原知府程赞清，治安科长则是“以刑幕致富”、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绍兴“光复”后的第二天，鲁迅和挚友范爱农到街上去走了一通，只见“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8]。因此，他们派代表赴省城请求派驻革命军。这样，王金发于11月10日率领革命军乘船到绍兴主政，鲁迅曾组织绍兴府中学堂师生和绍兴各界人士到五云门外欢迎。

王金发在绍兴主政期间，为开创新的政治局面做了一番努力。进城后，他重组绍兴军政分府，本人就任都督。王金发得悉程赞清的罪恶历史，曾欲捕杀，但为陈燮枢等人所劝阻，王金发受理群众的控告，将“矢忠清廷”的章介眉逮捕归案，并镇压了几十个民愤极大的恶霸，没收了景五四等土豪劣绅的不义之财。王金发接受北伐军副总司令（黄兴任总司令）的委任令，练兵筹饷，待命北伐。王金发饬令免一年钱粮，平米价、禁鸦片、奖励兴学、劝导实业、赦免“罪犯”，隆重公祭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并优厚抚恤其遗属，还任用了一批新人，其中鲁迅被委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因此，光复初期，绍兴在各方面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可是，好景不长，自1912年袁世凯窃据政权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急剧逆转，绍兴的复辟势力随之掀起一股“拥袁(世凯)、反孙(中山)、倒王(金发)”的恶浪，革命队伍内部也产生分裂，有的人倒向复辟势力一方。而王金发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丧失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性。他的某些失误和缺点也为政敌提供了口实，如在军政分府里任用了一批无能的亲朋故旧，助长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歪风；扩军后，新兵素质差，滋事生非，违纪扰民的事件屡有发生；王本人经不起权力的腐蚀，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诸如此类，不仅使王金发的新政方案计划得不到进一步实施，而且舆论日非，招致“祸绍”的罪名。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已和王金发熟识，他看到绍兴政局的逆转和王金发的转变，感到痛心和不满，曾创办《越锋日报》撰文予以监督、规劝和批评。王金发公开声称：“一声光复，满幕都翻。凡我同盟，宜如何开诚布公，咸与维新，冀大造国利民福。”^[9]“现在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反对之人……本都督推诚相见，无诈无虞，愿我同胞，共喻斯义。”^[10]其时，一方面有黄兴、陈其美等上司派员或来函来电替章介眉讨保说情；另一方面王金发惑于章的韬晦之计，竟予以平白开释。鲁迅他们对王金发的这些错误言行，是竭力反对的。王金发虽然没有像传言所说的要派人去暗杀他的老朋友鲁迅，但他却是非不分地停发了学务经费，使鲁迅在此后不久便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别故乡。王金发在绍兴成了士绅们的“众矢之的”，最后也抵制不住袁世凯撤销军政分府和遣散部队的通令，被迫卸职，于8月1日挈眷赴沪“闲居”。在沪他出资筹办“竞雄女校”，又在南京路福建路口开设“天然旅馆”，秘密联络旧部。他的“寓公生活”无非是一种掩护而已。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王金发经多方侦察，“查悉确系应桂馨间接指使，武士英为凶手。季高遂率从者带巡捕与陆惠生乘汽车跟踪至妓院获之，并查获武士英，研讯口供，再检查其家中函电，牵连要人不一，其首逆则袁氏”^[11]。于是，报界竞相披露，全国民心共愤，导致“二次革命”爆发。王金发在上海招集旧部奋起响应，出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命谢飞麟起草讨袁檄文，亲赴宁波策动驻军，以图响应，终因浙江都督朱瑞的阻挠反对而连遭挫折。“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以“国事犯”悬赏通缉王金发。王金发蛰居上海，陷于困境。其母在别人的怂恿下，背着王金发，托人写信至陆军部呈请赦免。王金发在亲友的催迫下，曾赴京争取“受得实职，以冀实行其革命之本旨”^[12]，而陆军部却提出要他拿获革命党人自赎。王金发不屑卖友求荣，愤然离京返沪。他表面上仍逍遥自娱，暗地加紧活动，图谋重新举事。1915年5月，王金发以赴杭筹建新寓为名，打算招集旧部，以图东山再起，不幸为督理浙江军务的兴武将军朱瑞所捕。章介眉辈闻讯欣喜若狂，急电政府：“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恳即明断，以张法纪^[13]。”6月2日，朱瑞既无罪状宣布，诿为“未奉特赦明文，遵通缉令”^[14]，将王金发枪决于杭州，时年仅三十三岁。他“临刑时神色如故，无恐惧态，但求速死”^[15]。广大革命党人和人民闻讯既悲愤又痛惜，孙中山誉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不禁感叹说：“天地不仁，歼我良士。”^[16]

参考文献

• 浙江嵊县董龙岗《王氏宗谱》(1—8卷)。
• 裘孟涵述、汪振国记：《王金发其人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陈去病：《王逸·附姚勇忱》,《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13期。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532.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