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他的父亲王乃誉，本为儒生，太平天国时期弃儒经商，又曾一度在江苏溧阳县做小官。他的家庭是“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1]，是个有读书传统的中等收入家庭。

王国维三岁丧母，六岁入塾读书，十五岁进州学。他于1893年、1897年两次赴杭州应乡试，都没有考中。当时西学渐盛行，他便放弃举业，于1898年到上海，在汪康年等办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当书记校对。是年6月，开始以业余时间去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跟日本人藤田丰八等学习外文及理化等科学。学社只有六个学生，王在文史方面的才识很受罗振玉赏识，王事罗以师礼，并终生依庇于他。戊戌政变发生后，《时务报》停办，罗振玉把王国维留在东文学社治庶务，资助他继续学习，1900年秋，东文学社解散。次年春，王应罗振玉之招，赴武昌，在罗主持的农务学堂任译授。秋天，罗资助他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1902年夏，因病回国。

1903年，王国维受聘于南通师范学堂，任心理、论理学教员。次年，因罗振玉就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王国维随去，在该校任心理、论理及社会学诸科教员。1906年，罗振玉被调入京，在学部做官，王国维又跟随入京。次年，由罗振玉举荐，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以后又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止。

王国维治学开始，对西方哲学发生兴趣，倾心研读尼采、康德的著作，对叔本华的书尤为爱好。190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住在罗振玉家中为罗编译《农学报》及《教育世界》杂志，直到1907年。他在《教育世界》上发表过大批哲学论文。到北京以后，他的治学兴趣集中于文学方面，特别潜心于词曲。先后有《人间词甲稿》、《乙稿》和《人间词话》问世；并写成《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等数种整理与研究古代戏曲的著作。在此基础上，于1912年流亡日本时撰成《宋元戏曲史》(最初发表时，书名为《宋元戏曲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于当年12月携眷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开始过亡命遗臣的生活。到日本后，罗振玉对王国维说：“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末由也。”^[2]从此，王国维“尽弃前学，专治经史”^[3]。

王国维居日本四年多，以研究整理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为事，并常与日本学者相交流。其间，考释甲骨文与“流沙坠简”，先后写成《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考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以及其他考古学论文多篇。

1916年春，王国维应犹太富商哈同(S.A．Hardoon)的聘请，回国到上海，为哈同编辑《学术丛编》杂志，并继续从事甲骨文及考古学的研究。1918年，王国维兼任哈同办的所谓“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19年，应藏书家蒋孟苹之请，为他编写《密韵楼书目》(1923年初完成)。同年，参加纂修《浙江通志》，担任总纂的是与王国维关系非常密切的清室遗老沈曾植。

王国维在上海一直住到1923年春。这是他学术活动最盛的时期，著述极多，主要为甲骨文及古史考证。较重要的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来在清华研究院将其改写为《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及《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等。1921年，王国维将辛亥以来的主要著述辑为《观堂集林》二十卷，于1922年刻印完成。

1923年4月，以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又被清末陕甘总督、宗社党主要成员蒙古贵族升允举荐，召为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当先生。他5月入京就职，得到“五品”官禄。从此，作为已经退位但还不甘心灭亡的清室的臣仆，拖着长辫随侍废帝左右。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溥仪避居日本使馆，王国维“侍行未敢稍离左右，其后又时往日使馆觐见”^[4]。而且为了表示效忠清王朝，还几次要投“御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

当时，清华学校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请王国维当院长。他以“时变方亟，婉辞谢之”^[5]。1925年初，溥仪亲自劝他去就任，他才接受聘请，允任教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两年多，除教授经史小学等科外，还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曾刊行《蒙古史料四种校注》。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到1927年4、5月间，北伐军进抵河南，冯玉祥部亦由陕西东进。当时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对革命十分恐惧，感到清室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6月2日，他写就遗书，其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便到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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