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笑侬，原名德克金，字俊青，满族旗人，1858年5月15日(清咸丰八年四月初三）出生在北京一官宦家庭。自幼颖慧，就读私塾。少年时喜阅诗词，观赏戏曲。十七岁考取秀才，进入八旗官学。二十二岁应乡试，中举人。此后他无意仕途，转而涉猎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博闻强识。其时西学东渐，他广览西方心理学、法学以及商业史、西洋史，甚至催眠魔术等书籍亦无不涉猎，与友朋讲研佛法和金石等学，更醉心于京剧戏曲，潜心听书顾曲。他曾进北京翠凤庵票房，向名伶金秀山学戏，往往乐此不疲，流连忘返，一度作为票友登台客串，竟蜚声京都。亲友劝其进取功名，他答道：“我不愿作书卷中的蠢鱼。”^[1]

1879年冬，汪笑侬的父亲盼他光耀门庭，为他出资捐得知县官职，分发河南太康任县令。他到任后在案牍之余，聘一梨园子弟为幕友，朝夕高歌唱和，不习于宦海浮沉。时有当地乡民受豪绅鱼肉，他秉公仗义，为民伸曲；豪绅受惩怀恨，贿赂河南巡抚，挟私参劾，汪笑侬竟因此受革职处分。亲友为之惋惜，他说：“我如何而来，如何而去，今日幸摆脱桎梏，逍遥自在了。”^[2]

汪笑侬回到北京后，决心下海从伶，专事梨园生涯。往访心仪已久的名伶汪桂芬，自陈志趣，欲投门下。汪桂芬见其既非科班出身、又中过举、当过县令，而伶工须自幼练功，怕他吃不起苦，成不了名，故以“谈何容易”而拒之。汪笑侬闻言并不灰心，日夜苦练，终于粉墨登场，复邀汪桂芬往观，托人探听对其评价。汪桂芬嫌他嗓音带嘶，扮相不佳，笑而不语。他得悉后愤然改姓名为汪笑侬，意谓“汪桂芬非笑于我”，以此激励自己。他艺术上求进心更切，凌晨即起吊嗓，兼练武功，博采程长庚、汪桂芳、孙菊仙、谭培森各派之长，复融粤调、徽调、汉调诸唱腔精华，结合自己嗓音的特点，创成新腔。他吐字有力，深沉苍劲，抑扬顿挫，铿锵慷慨，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善于随剧情的发展变化而加以运用，世称“汪派”。

当时演员地位低下，“倡优隶卒”被视为社会末流。汪笑侬因此而被削去满籍，遂出京门。族人纷加指摘，他却莞尔一笑说：“我作官不过七品知县，如今王侯将相随我为之，这是何等赏心乐事!”从此遨游南北，开始他四十年的舞台生活。他以天地为逆旅，世界作戏台，更名僢，加号仰天，自称“天地寄庐客”。他面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将愤世嫉俗、忧国忧民之情，通过戏曲，力尽唤起民众、高台教化之责，“隐操教化权，借作兴亡表”，因此被称为“隐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临刑长吟“我自横刀向天笑”，汪笑侬痛呼：“他自仰天而笑，我却长歌当哭”，并以北宋故事编演《党人碑》以悼之。他借剧中人痛斥权臣把持朝政诛杀贤良，矛头直指戊戌政变中的顽固派。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大举侵略，汪笑侬痛斥清执政者“只知衣锦食肥，大好神州将无噍类”。他在《大陆》、《民报》、《浙江潮》等革命报刊上发表诗文，抨击时政，抒发爱国思想。

汪笑侬在上海从事演出的同时，还凭着他深厚的文学修养，渊博的历史知识，切合时弊，创作了十多出借古讽今的新剧《受禅台》、《哭祖庙》、《长乐老》、《纪母骂殿》和时装戏《镂金箱》、《博览会》、《立宪镜》等。在创作中，他不拘泥于形式，富有创新精神，常打破京剧十言、七言的常规，在句中加词、加字，最长达数十字，使唱白更趋生动活泼。他还打破了京剧只演中国故事的束缚，曾用外国历史故事，创作《瓜种兰田》、《苦旅行》等剧，开风气之先。他从昆曲、传奇及其他地方戏剧中移植改编为京剧的有《党人碑》、《马前泼水》、《马嵬驿》(又名《六军怨》，后又补充发展为全本《风流王子》)、《博浪锥》、《易水寒》等十多出；并整理京剧老戏《张松献地图》、《骂阎罗》、《完璧归赵》、《空城计》等，经过他的润色、增删、丰富、提高，使剧本既求情节合理，又重吻合史实，文采斐然、上口流畅，较旧本有很大的提高。由于他能编能演，又集各派之大成，艺术趋于炉火纯青，因此被誉为戏剧界的一代“伶圣”。

汪笑侬的爱国思想和艺术上的造诣，甚为社会所重视。1904年，革命党人柳亚子(亚庐)和陈佩忍(去病)等人与他合作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撰稿者大多是革命人士。该刊在《发刊词》中公开主张改革戏剧，宣传民族革命。汪笑侬的《长乐老》等爱国主义作品和《安乐窝》等反清剧本，刊载于该刊，为各界瞩目。因此仅出两期，即遭清政府查禁，但影响甚广。是年，汪笑侬根据波兰与土耳其交战兵败乞和的史实，编演新戏《瓜种兰田》，痛诉亡国痛苦。剧本先载于革命刊物《警钟日报》上，后又重印单行本问世。陈独秀曾作评介：“暗切中国时事，做得非常悲壮淋漓，看这戏的人无不感动！”^[3]

1905年4月，美国订立排华法案，苛待在美华侨。上海等地掀起反美运动，汪笑侬备受鼓舞，欣然赋诗：“一声怒吼睡狮醒，三载惊闻大鸟鸣。”并在上海春仙花园再次取材波兰亡国痛史，编演《苦旅行》，“表明不爱国的恶果，无主权国民之苦况”，激发群众的反美爱国热情，后来遭到租界当局的干涉，不久即被禁演。

1909年，汪笑侬应邀赴济南演出，并就任山东省戏剧改良所所长。辛亥革命前夕，他编演著名的“三骂”：《骂阎罗》、《骂王朗》、《骂安禄山》，借剧中人强烈抨击黑暗的专制统治。他在编演《张汉祥刺马》一剧中，歌颂革命党人暗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一事，宣扬革命思想，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许，被称为“戏班第一革命巨子”。

辛亥革命后，汪笑侬在天津演出，并任正乐育化会(伶界联合会)的副会长。又主持戏剧改良社，任社长，从学者百余人。他还撰写《戏剧教科书》，连载于天津《教育报》上。1914年，他随前辈孙菊仙到京演出，忽闻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他以诗讽袁：“利用共和窃专制，奸雄依样画葫芦。”^[4]随即愤而南下，在上海登台演出《博浪锥》，借剧中人张良之口，声言要“把专制君万剐千刀”，痛挞袁氏。1916年6月袁死后，他重返北京，编演孔尚任同名戏曲《桃花扇》，情文并茂，博得时人激赏。其后甘冒险阻，前往当时尚未收回的大连演出《哭祖庙》，借三国蜀亡故事，用大段反二黄淋漓尽致地抒发忧国伤时的感情。当他唱到“国亡家破，死了干净”时，情深意切，悲凉万分，听者动容，台上台下一片哭泣之声，一时在大连市民中广为传诵。此剧后在上海演出时，竟遭歹徒投掷烟幕弹进行破坏，可见该剧在社会上影响之大，以及敌人对它的恐惧。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也写过少量消极的剧本，如在《煤山恨》中不满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

汪笑侬饱学多才，胸怀理想，但茫然不知出路何在，一生颠沛困苦，郁郁不得志，晚年乃借烟酒浇愁。1918年春，他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时，突然嗓音失调，哑不成声，从此时演时辍，生活更为困顿。是年7月，应浙督杨树棠之召，赴杭州祝寿献艺，竟遭警厅挟嫌拘捕，虽不久释出，但因此愤郁成疾，10月27日在沪病逝。

汪笑侬艺术上的成就，受到戏剧界人士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57年在他诞辰一百周年时，中国戏剧家协会重修他的墓地，剧协主席田汉题碑“爱国艺人汪笑侬之墓”。出版的《汪笑侬戏曲集》，收集了《哭祖庙》、《党人碑》、《长乐老》等创作和改编的剧本十八种，周信芳撰《敬爱的汪笑侬先生》一文为序，书后并附有钱杏邨(阿英)所辑《竹天农人(笑侬)诗辑》，收有他的诗词近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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