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1860年1月25日(清咸丰十年正月初三)。其父汪养云，清咸丰举人，初授教谕，后纳资为广东候补知县。汪康年年幼时随父在粤就读私塾，1882年丧父，回乡里谋得书局校对工作，不久往汉口开馆授课。

1889年，汪康年入京应优贡考试，入选。初选主考为瞿鸿禨，遂结师生之谊。旋复考取八旗官学教习。是年秋返浙应乡试，中举人。次年受两湖总督张之洞聘请，赴武昌教读张的孙辈，成为张的幕宾。不久又兼任汉口自强书院编辑和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1892年汪入京应会试，中试，但因足疾骤发，不及应殿试，遽返湖北。1894年入京补应殿试，并谒见主试官翁同龢，执师生礼。

甲午中日战起，汪康年关心战局，遍阅京沪各地报刊，见内容殊多失实，乃萌自办报刊之念。甲午战败，割台赔款，全国震动，汪深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亦认为“洞明时事之流，已佥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且“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变法”^[1]。遂创议组织“中国公会”，往来于沪汉间，“讲求中国之所以贫弱，西国之所以富强”^[2]。但中国公会一时难以成立，因有先办报馆“而寓学会于其中”之议^[3]。

1895年夏，康有为等人在京沪先后成立“强学会”，汪康年应康之请至沪主事，并携家迁居上海。不久北京强学会受劾被封，上海强学会也随即解散。汪康年、黄遵宪等人谋再振之，商议以报馆为倡始。次年春，汪康年与梁启超共同商讨创办《时务报》的宗旨及章程，以上海强学会结余款项移作办报经费，不足之数再向外募捐。1896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石印旬刊，月出三册。梁为主笔，汪任经理，掌财政、人事，间亦执笔论著。先后延请麦孟华、徐勤、章炳麟等人为撰述；张坤德、郭家骥及日人吉城贞吉分任英、法、日文翻译。报设论著、上谕、奏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栏，该报传播维新救亡思想，成为宣传变法图强的主要刊物。初期梁启超等人议论新颖，文字通俗，以犀利的笔锋“去塞求通”，深受时人欢迎，阅之“心气勃豁，顿为之喜”，“论不变法之害，沉着痛切，言言扼要”^[4]。因此不数月风靡海内，印数达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5]。在推动变法制造舆论方面，作用显著。张之洞乘机邀誉，札饬以公费购发全省官员及书院诸生阅看。

汪康年先师事翁同龢，复与梁启超同事，与谭嗣同亦时有书信往返，在师友的影响下，“以为民气之郁久矣!宜重民权、瀹民智，用以明目而达聪”^[6]。故于《时务报》第四册上发表《中国自强策》，提出“复民权”的主张；继在第九册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中称，“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之断然者”，“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易为所挟；以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则易于措辞”^[7]。虽然他的民权论仍不脱“君民共治”的范围，但发表后立遭顽固势力的指责非难。张之洞授意僚属，以民权文字触犯纲常伦理为辞，嘱其“以后文字真要小心”，“实做经理二字，千万不可动笔”^[8]。汪原是张的旧属，《时务报》又受张的资助，此后遂不敢再侈言民权。但梁启超等人的论著仍不断侵及洋务派的利益，为张之洞等所不容，曾以停发该报相胁迫，并一再通过僚属促汪转而干涉笔政。适值梁启超离沪去湘，汪兼代笔政，乃擅改梁自湘发来论著，引起梁的不满。此时维新派拟推龙泽厚进报馆，以“稍分汪氏之权”，但汪视《时务报》似“一人一家所开的生意”而拒之^[9]。嗣后梁启超辞去《时务报》笔政，汪遂总揽一切。从此《时务报》转而成为洋务派张之洞集团的喉舌。

是年11月，汪康年与曾敬贻等在沪创设“蒙学会”并发刊《蒙学报》，“以启蒙为主”“开通锢蔽”为宗旨。12月汪偕曾敬贻东渡日本，遍游东京、横滨、大阪等地，采访政治风俗，联络朝野名流，匝月而返。1898年1月，汪康年等在沪设立“东文学社”，招生开课，授以日文，议拟于毕业后送日留学。

《时务报》虽已风行全国，但旬日一册，对于时事评论往往不能及时，汪康年遂与人另行集资，在沪创办《时务日报》，日出一期，锐意经营，改革版面，仿照西文报刊，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分版面为四版两栏，与当时沪地《申报》等尚用有光纸一面印刷、书册式不分格栏之面貌迥然不同。1898年5月11日创刊，与《时务报》同时发行，记载中外要闻，评议时政得失，并重在摘译西报、沟通商情。汪欲“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转圜时务，广牖见闻”，使“壅蔽顽固之俗一变而洞澈，而愤励”^[10]。该报采访、论述皆由汪一人担任。7月，上海发生旅沪甬人抗议法租界当局持强欲毁四明公所义冢事件，该报全力声援，获得好评，销路渐广。

是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7月经言官奏请改《时务报》为官办，派康有为为督办。汪康年以“商款仍旧商办”为由，将《时务报》“暂行停止，俟康工部到申，再由其筹办，本报特改名《昌言报》，仍与从前《时务报》蝉联一线”^[11]。此时汪与梁启超的矛盾已公开化，梁诋汪私据《时务报》，但汪得张之洞的庇袒，仍占用《时务报》馆址，自办“商报”——《昌言报》。汪自任总理，聘梁鼎芬为总董。同时汪将《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发行。《昌言报》在戊戌政变后的总董改为日人安藤虎雄，11月19日出至第十册后停刊。

1900年，义和团运动事起，《中外日报》诬之为“邪民拳乱”，并提出“乱民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的主张。7月东南各省督抚勾结各国订立“东南互保”，汪为之奔走联络与制造舆论。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不撤，并胁迫清廷签约。汪康年闻讯激于义愤，与蒋智由等召集会议，力陈其害，演词慷慨激昂，闻者动容，并摘登报端，沪地西报亦竞相转载。汪又腾电中外，并上书张之洞等督抚，请为力争，引起当局瞩目。由于朝野舆论一致抗议及全国民众掀起拒俄运动，卒使俄军分批撤出东北。

1904年春，汪康年暂委他人代理《中外日报》，入京补应朝考，授职内阁中书^[12]，此后经常往来于京沪间。次年，在京浙人筹建浙省铁路，公推汪康年等为代表，由汪持公函到沪邀集同乡，组成商办浙江铁路公司。此时清廷以科举既废、教育趋向犹待商议，于1906年特设学部谘议官，汪康年与名流陈宝琛、张謇、严复、汤寿潜等二十三人入选。

汪康年于1907年在京筹设《京报》，以为“报馆与政府距离既近，见闻自较确实，不致有捕风捉影之弊……较之设在外省，虽言之力竭声嘶，而政府仍不闻不见者，其效力实有大小之殊”^[13]。《京报》于5月10日(三月二十八日)发刊。其时军机处内首席大臣奕劻与大学士瞿鸿禨对抗，相持不下。汪康年既是瞿的门生，又有姻亲关系，《京报》遂成为瞿的政治斗争工具，多次揭载奕劻父子卖官纳贿的贪污秽行，奕劻、袁世凯一伙对汪恨之入骨。西太后对奕劻的作为亦有所闻，一日单独召见瞿鸿禨时，微露罢奕劻之意。瞿喜甚，退而告汪康年，汪即转告在京友人、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高某，不料高某遽发电伦敦，在该报上刊出消息，外国公使纷至宫廷询问。西太后既怒瞿的泄密，奕劻、袁世凯复落井下石，乘机策划言官罗列“交通报馆”、“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名劾瞿，瞿遂被免职，着即开缺回籍。《京报》亦于7月17日接巡警总厅一纸公文被勒令停闭。汪康年颓然返沪，继续主持《中外日报》，仍持君主立宪派立场，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

1908年6月，《中外日报》刊载来稿《金陵十日记》，极言南京军警政绩之腐败，致获咎地方当局。两江总督端方电苏松太道蔡乃煌，盛气诘责。蔡与汪康年本系旧交，并曾资助该报，是该报股东，蔡乃以地方长官及股东身份代拟认错书稿一纸，交人转饬汪康年照抄。汪答以此腕可断，此稿不可照缮。后在蔡的压力下，汪被迫将《中外日报》售予蔡乃煌。次年，汪康年与清廷驻比利时使署职员王慕陶创办“海外通讯社”，并参加中国新闻常会。

1910年11月，汪康年复办《刍言报》于北京，五日一期，月出六册。在创刊例言中称“本报义取询于刍荛之意……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间及摘登要闻，补充漏刊消息^[14]。此时清廷已病入膏肓，而《刍言报》仍持保皇立场。

1911年8月，各地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汪康年惊呼：“聚集无数人妨害官吏之行动，阻社会之生活，即大乱之道也。”不久武昌起义，震撼北京，汪康年避居天津。11月3日晚得在京友人来书密告：清廷将起用袁世凯。汪阅毕叹息不已，称：“今方主张共和，然是人可为拿破仑，不能为华盛顿。”遽起就寝，夜半忽发呻吟声，家人往视已昏迷不醒，延至次晨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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