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精卫是他的号。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父汪琡，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做过多年幕僚，其后即寄籍于番禺。
 汪五岁进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游的诗词。其母亦督促他刻苦攻读。因此汪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1]他十五岁前双亲相继病故，随长兄汪兆镛客居广东乐昌，致力于文史、经世之学，并习应制文字。1902年应番禺县试，获第三名，接着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旋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凖之聘，任家庭教师。这时，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民族危机深重，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他与古应芬、朱执信、胡毅生等青年知识分子在广州组织群益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
 1904年，汪精卫考取留日法政学校速成科官费生，由于“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2]。一年半后，汪在速成科毕业，留在法政学校专科继续自费学习。
 1905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同盟会，汪精卫加盟并参加起草会章。8月20日同盟会开成立大会，汪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长。同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根据孙中山的意图，在《民报》上用“精卫”的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谬论，指出：“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3]这些文章笔锋犀利，爱憎分明，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
 1906年，汪精卫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次年春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庇能等地筹设同盟会分会。8月，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汪是该报的主笔之一。汪精卫有很好的口才，常在南洋召开讲演会，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他的演说“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4]，深受当地华侨欢迎。他先后参与筹设河内、仰光同盟会分会和在新加坡设置同盟会南洋支部等活动，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工作卓著成效。
 1907年至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同盟会内部又发生分裂，反清革命转入低潮，革命党内一些人中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汪精卫认为，此时只有“直接激烈之行为”，才有可能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5]。于是，他在1909年约集同志数人潜入北京，与虏酋拼命。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曾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1910年3月，汪与黄树中(即黄复生)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
 清政府为了粉饰立宪骗局，收买人心，仅将汪处以终身监禁。他被捕之初，曾写过悲壮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6]肃亲王善耆对汪大施软化手腕，还多次赴监狱探视，对汪表示倾慕。汪精卫感恩戴德，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响应。清廷一面起用袁世凯，用武力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以缓和形势，收买人心。11月6日，汪精卫被释出狱。当时，袁世凯正想拉拢一些革命党人为自己所用，他看上了汪精卫并让其子袁克定与汪结为异姓兄弟，汪和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也把推翻清王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汪在袁的示意和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便和君宪党人杨度于11月15日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标榜调和南北，共济国事。11月下旬，清军攻下汉口，进攻汉阳。袁世凯一面再次对湖北军政府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向汪表示愿配合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一次起义，对清室进行军事恫吓。但革命党人起事后，袁却按兵不动，致使党人遭到无谓牺牲。因此，有些革命党人义愤填膺地说：“世凯、兆铭果相继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7]12月初，汪在天津组织同盟会京津保分会，有些革命团体因此不愿加入，另外成立革命同志协会。
 12月27日，汪到达上海，被任命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参与议和，但他暗地里则和北方代表唐绍仪过从甚密。他赞同总统一席“非袁莫属”的主张，吹捧：“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8]年底，孙中山归国，旋即被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反对和议，汪就对孙施加压力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9]
 袁世凯掌控政权后，汪精卫自命清高，1912年8月辞去一切职务，带着新婚的妻子陈璧君到法国留学去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主张起兵讨袁。6月初，汪从法国匆忙赶回上海，同拥袁的张謇、赵凤昌等密商调停条件：由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皖、粤、赣、湘四省都督在袁任临时总统期间暂不撤换；宋案“将来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10]。袁却不采纳汪的调停条件，悍然下令撤销国民党系南方三督，挥兵南下。7月中旬，李烈钧在湖口起兵反袁，汪以懊丧的心情向张謇诉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而不可收。”^[11]
 讨袁失败后，汪精卫又以超然于政坛之外的姿态，跑到法国去进行“考察”。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策动讨袁，汪曾一度返国。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纷乱，汪又跑到法国去“经营其‘小休’的生活”^[12]。
 1917年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汪精卫在此之前也自法返国，从事党务和政治工作。1919年，他参加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的工作。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汪任广东教育会会长。
 1923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对此，汪精卫大致是赞成的，但对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表示反对。他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13]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他转而拥护三大政策，他承认：“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14]他受孙中山指派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宣传部长。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汪是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中央核心领导。
 同年11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被在京国民党人士推举草拟遗嘱，经孙中山同意并签字认可，这件事更增加了汪的政治资本。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时，汪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案。12月，国民党内出现了反对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对待这些事件，汪都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予以处理。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以反共、反汪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此大为不满，于是愤而辞职，出走法国。
 汪精卫出走后不久，蒋介石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大权独揽。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在那里设立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为了抑制蒋介石的独裁，成立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发表宣言，“迎汪复职”；此时蒋介石等也觉得有利用汪的必要，迭电促驾。这就大大提高了汪的身价。1927年4月1日，汪精卫由法国抵达上海，蒋介石正在上海密谋发动政变，随即拉汪合伙反共。但蒋主张立即分共，汪则希望暂能维持合作，主张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解决分共问题。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声明》，否认蒋介石在策划反革命阴谋，要求国共两党“拋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亲密”^[15]。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别无选择，只能以左派身份发表激昂的演说，表现出进步姿态。就在“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他在一段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16]“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在南京组织政府，汪斥责蒋破坏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他表示：“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17]
 但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工商业主闭厂怠工，流亡分子的造谣煽惑，国民党将领相继发动叛乱。汪精卫感到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很难攫取政治权力了，于是撸下左派桂冠，决心反共。以汪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强迫总工会制裁工人，下令解散农民协会，收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6月1日，汪更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他透露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训令为借口，说共产党要颠覆国民党，作为公开反共的“理由”。7月15日，汪精卫亲自主持清党分共会议，正式宣布跟共产党决裂，并在武汉地区开始了血腥大屠杀。
 “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宁、汉在反共的基础上合流了，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不能消除，加上国民党内还有西山会议派、桂系、粤系等派别，使得斗争更加复杂。在激烈的角逐中，蒋介石于8月13日通电下野，南京一些国民党上层分子主张迎汪赴宁主持政局。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达成妥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党政机构，推汪为特委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由于特委会被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所控制，汪精卫十分不满，重返武汉另组政治分会，宁、汉再度分裂。随后汪又南下广东，在粤系张发奎、黄琪翔的支持下，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统问题。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趁粤桂战争之机，发动广州起义。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此对汪精卫进行猛烈攻击，汪不得不于12月再度出走法国。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利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排挤了汪精卫集团。汪系重要成员陈公博、顾孟馀等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不甘失败，聚集上海进行反蒋活动。同年冬，他们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打着恢复民国十三年(1924)国民党改组精神的旗号，遥戴汪精卫为领袖。1929年3月，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警告汪精卫和永远开除陈公博等人党籍的决议。
 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排斥异己政策，也引起各地方军阀的不满。1929年，先后爆发了蒋桂、蒋冯、蒋唐、蒋张桂等战争。汪精卫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指使陈公博等在反蒋军阀中推波助澜，一方面从国外返抵香港，准备亲自出马。但上述反蒋战争相继失败，汪只能驻港待变。
 1930年春，改组派又利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对蒋的不满，策动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反蒋战争。阎、冯、李鉴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声望，于是决定联汪反蒋。他们议定：汪主持党务、阎主持政务、冯主持军务。为了反蒋，汪精卫不惜跟过去被他视为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等人联合，酝酿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组反蒋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5月，蒋、阎、冯、桂军阀大混战揭幕。8月，汪抵北平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被推举为七人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这时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对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9月，张学良决定派兵入关助蒋，阎、冯联军迅速溃败，汪精卫由北平逃往太原，随后潜赴香港。11月，在蒋派控制下，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次年1月，汪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
 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约法问题爆发了蒋介石与胡汉民两派的激烈斗争。2月，胡被软禁。胡派的重要成员古应芬等人联合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反蒋。汪精卫于5月下旬由港返穗，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汪与唐绍仪、孙科、许崇智、古应芬等当选为常委。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谴责军阀混战，要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在蒋介石再次下野并释放胡汉民的条件下，宁粤对抗转化为权力分配的谈判。10月，粤方汪精卫、孙科等赴上海参加“和平统一会议”，决定双方各自同时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再合起来开一中全会，产生政府。这时粤方又分裂为广州、上海两派。汪精卫一派在上海单独召开“四全大会”，推选中央委员。12月，宁、沪、穗三方面的中央委员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辞职离京赴奉化；胡汉民滞留香港，拒绝进京；汪精卫则突然称病住院，等待与蒋联合上台时机的来临。1932年1月，蒋、汪经过谈判，组成了汪、蒋合作的政府，汪出任行政院长。不久，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
 是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汪精卫唱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调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进逼下，一再屈辱求和。南京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受重伤。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举行，汪虽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行政院长职务则由蒋介石所取代。次年2月，汪去德国就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兼程返国，但当他于1937年1月抵沪时，蒋已被释放回南京。汪想取代蒋的打算落空。
 汪精卫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国内和平新形势阴存反感，继续坚持其媚日、反共立场。同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继续叫嚷：“尤勿使数年以来之剿匪工作功亏一篑。”^[18]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汪精卫不得不装出支持抗战的姿态，但又散布失败主义，说什么“一个弱国对于一个强国，不得已而战，极度的牺牲是万万不能免的”^[19]。后来他自己承认：“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20]所谓“转圜”，即是求和的同义语。
 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国防最高会议，推汪为副主席。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选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汪任副总裁，汪对屈居蒋下，深感压抑。
 抗战开始不久，汪精卫周围聚集了一批随时准备向日本投降的民族败类，他们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中心，在南京组成“低调俱乐部”。后来又网罗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和无知青年，在汉口成立了以进行文化宣传为幌子的公开团体——“艺文研究会”，宣扬战必败和投降卖国主张。
 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汪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失望。据汪自称：“我对于觅得和平(即降日)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21]
 日本侵略者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又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继1937年对国民政府诱降活动失败之后，1938年1月16日由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扬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讨论和平，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施展分化的策略，促使汪精卫一伙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企图付诸行动。
 11月3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声称国民政府……更换其人事之构成而举更生之实，来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则并不加以拒绝。汪立即通过周佛海派高宗武、梅思平到上海，于该月中旬与日本侵略分子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会议。20日，双方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明确规定日本支持汪精卫成立“新政府”。其中重要条款还有：缔结防共协定，日军驻扎内蒙地区，承认伪满洲国等。他们并商定了汪精卫等降日的“行动计划”。
 12月18日，汪率领其党羽陈璧君、曾仲鸣、陶希圣等从重庆飞昆明，次日逃往越南河内。按预定步骤，日本近卫内阁于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对汪公开招降。汪即于29日发出“艳电”响应，并说：“国民政府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22]
 汪公开叛国后，全国群情激愤，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2月中旬，蒋介石派谷正鼎赴河内，劝汪去欧洲游历，汪不理会。蒋转而采取硬的一手，派特务赴河内刺汪，误中曾仲鸣。4月25日，汪精卫等在日本特务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28日再换乘日轮北光丸号，于5月上旬秘密抵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住进江湾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公馆。
 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影佐祯昭等陪同下，乘日本军用飞机抵东京，和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汪乞求以“国民党(指汪记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23]。汪还和日本陆军、海军、财政、外务大臣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进行会谈，要求这些侵略头目支持他建立伪中央政权。6月18日汪精卫回国。7月，他在上海、南京与早已投敌并建立地区性伪政权的其他汉奸头目梁鸿志、陈群等会谈，筹组伪中央政府。同月9日，汪还在上海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声称：他一贯的观念是对于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结，并将本此观念，对于日本努力于转敌为友。同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召开干部会议，组成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叶蓬、李士群、丁默邨等近二十人的汪伪政权的基本班底。
 1939年8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纠集投敌的国民党员秘密召开汪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还授权他组织伪中央政权。在这次群魔乱舞的会上，汪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黑旗。9月，汪赴南京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汉奸头目王克敏、梁鸿志等磋商，商议成立伪中央政府及伪中央政治会议事务。
 这时，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梅机关”^[24]继续与汪精卫等人磋商成立伪中央政权的细则；另一方面用“桐工作”为代号派人与重庆政府代表谈判。12月，汪与“梅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要纲》承认“满洲国”；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作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府成立后日本设顾问监督；伪军警由日军训练，武器由日本供给；经济大权由日本掌握；资源任日本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
 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1940年1月，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在青岛举行第二次会谈。汪就《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部分内容作了说明。会谈正式决定组建伪中央政府。
 由于对重庆诱降的“桐工作”受阻，日本只得加速建立汪伪政权。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登场，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院长，同年11月29日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同时解散。在日寇刺刀保护下的汪伪政权虽号称“中华民国”，其实际辖区仍只有苏、浙、皖的一部分，宁、沪两市，以及鄂、赣、湘等省的少数地区。
 从7月5日至8月底，汪、日进行“调整国交”的谈判。11月30日签订了《中日国交调整条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这项条约包括《日本国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关于附属议定书中日两国全权委员间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等，进一步确定了汪伪政权的附庸地位。接着，汪又在《中日满共同宣言》上签字，承认伪满洲国。
 1941年6月，汪精卫率领党羽再次访日，向近卫乞求援助，获得贷款三亿日元。汪在日本陆相东条的招待会上表示，“不管国际情势如何变化”，他都要履行与日本签订的基本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之精神，与日本一道，“从速建设新秩序，以图共存共荣”^[25]。7月，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政府承认汪伪政权。11月25日，德、意、日、西班牙等国签订延长德、意、日《国际防共协定》有效期，并邀汪伪参加此项协定。次日汪发表谈话说，他愿意和德、日、意等国一起，“坚守东亚轴心”和“世界反共轴心”^[26]。
 同年12月8日，日海空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汪发表声明，决心与日本“同甘共苦”，“临此难局”^[27]，表示参战的希望。但是日本侵略者反应冷淡，“中国(指汪伪)参战是否必要?是否得策?须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及如何与帝国(日本)战争配合”^[28]，拒绝了汪的要求。直到1942年2月，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日本认为有强化汪伪国民政府的必要，于是将上海、厦门、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行政权移交汪伪国民政府管理。汪精卫“深表感谢之忱”，并说：“今后与日本益当密切提携，以期实现东亚永久之和平，并完成东亚新秩序之建设。”^[29]5月，汪精卫偕林柏生、褚民谊等访问“伪满”，声称他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同年12月20日，汪精卫应召第三次赴日，他向日本侵略者保证，“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共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30]。
 1943年1月7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会见汪精卫，转告日本政府决定让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9日，汪伪政府声称：“当悉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31]同日，汪精卫与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强调：“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移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作完全协力。”^[32]9月20日，汪精卫、陈公博第四次秘密去日本，双方讨论改订日汪同盟条约问题。
 同年10月30日，汪伪与日寇签订所谓《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以取代《关于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和有关附约。条约标榜“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33]。11月，日本首相东条纠集汪伪、“伪满”、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傀儡，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叫嚣：“大东亚会议得到泰、缅、菲三国参加及印度临时主席列席，共荣圈的范围更加扩大了。”^[34]
 汪精卫一贯以反共自诩，投降日寇后更以反共邀宠于主子。1941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兼该会委员长，5月开始“反共清乡”。汪叫嚣，清乡地区是“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1943年汪又强调，“清乡就是建国，就是参加大东亚战争”^[35]。第一年以苏州为中心，划江苏省内十个县为实验区，集结伪军一万五千人，配合日寇，挨村挨户搜索盘查，编定保甲，联保连坐。设置封锁圈，限制人员与物资的流通。强调“保障治安”，扬言要“在和平区域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阵线”^[36]，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后来清乡范围逐渐扩大到太湖东南以及浙、赣、粤等省。敌伪铁蹄所至，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抓丁抢粮、抢劫财物，对沦陷区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为了配合日寇侵略战争的需要，汪伪政权在经济上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1941年，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日寇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流通。不仅滥发纸币，而且为日本强征物资。连日本战犯重光葵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完全是单方面的榨取。日本榨取的大多是军用物资，只供消耗，并没有再生产可能。战区愈广，需要这一类的物资更多，除了用占领区的军票支付，更无其他经济手段。因此通货膨胀，民怨沸腾”^[37]。
 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以苏北地区为例，除了六项专税外，另有大车税、民生税、县税、团税、枪杆税、复兴税、补助税、扬子税、附属行营军事补助税等，甚至公开征收鸦片特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汪精卫卖国集团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强调所谓发扬固有道德，开展“新国民运动”，灌输反共思想，宣扬“中日亲善”、“和平反共建国”、“完成大东亚圣战”、“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等等。汪伪还利用暑假举办学生训练班，提出“打倒共产主义”。汪精卫特别指出，上海是“二十余年来共产思想之策源地”、“须从思想清乡着手”、“不仅剿已有之匪，尤在防未然之匪”^[38]。
 1943年8月，汪精卫因当年被刺未取出的子弹引起疼痛，同年12月经手术后，又患感冒并发脊髓炎症。1944年3月3日，偕陈璧君、周隆庠及其子女赴日治病，11月10日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

参考文献

• 《汪精卫集》(1—4册)，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版。
• 张江裁编：《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南京1943年版。
• 《汪精卫先生集》(双照楼诗词稿)，1945年初版。
•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1—4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1960、1961、1964年版。
• 《汪精卫文存》(初集)，广州民智书局1927年版。
• 《今井武夫回忆录》，翻译组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
• 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 陶希圣：《汪记舞台内幕》，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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