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安徽歙县人。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他原名文濬，早年信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改名知行，后来他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行知。父亲靠教书谋生，家境清寒。1906年，陶行知进入歙县耶稣堂内地会设立的崇一学堂学习，毕业后，经教会资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先入伊利诺斯大学学政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因此，留学期间。除了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外，还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

1917年，陶行知由美返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后来该校改为东南大学，又任教育系主任。1921年，辞去东南大学职务，到北京与一些留美回国的人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鼓吹教育改造运动，呼吁开展平民教育。不久，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平民千字课》，设平民读书处，推行平民教育，幻想“教育救国”。他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的“希望”，“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说“要把平民教育输入军队里、善堂里、工厂里、监牢里、尼姑庵里、济良所里”^[1]。这个时期，他还常常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当时的传统教育，提出自己改革教育的主张。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推行几年之后，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到处碰了壁”，如他自己所说，“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2]了。当时，他把中国“穷和弱”的原因归根于“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3]。因此，他的出路就是办乡村教育。1926年，他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作为改造乡村教育的纲领。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4]。1927年3月，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合力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简称晓庄师范，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在办晓庄师范的时候，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颠倒过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还提出“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一系列新颖动人的口号，构成了他的所谓“生活教育”论的主要内容。这套“理论”在晓庄师范的实际运用，如他所说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我们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5]他引导师生整天忙于烧饭、种田、做工、演戏、说书、开茶馆、当会计、办民校、会朋友、放哨守夜等等，以这类活动作为其教学的全部内容，学生很少认真读书和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晓庄师范的招生广告上写着：“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来。”这些做法，从反对关门读书的传统的旧教育而言，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翻版。

陶行知对晓庄师范师生的政治信仰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学校里有国民党，有国家主义派，也有共产党员。那里的进步势力比较强，学校中的骨干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1930年5月，晓庄学校师生在共产党员的鼓动和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日本把军舰开入长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国民党当局借口学校里有共产党活动，派兵包围并封闭了学校，捕杀师生十余名。陶行知也受到通缉，逃往日本。到1931年春天，才由日本回到上海。经过这次打击，他心情沉痛苦闷，但仍然盼望着晓庄启封，继续他的事业。开始他隐蔽在商务印书馆借译书谋生，后来他的活动又逐渐展开，着手普及科学教育。他提出“科学下嫁运动”的口号，幻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把科学“下嫁给儿童”、“下嫁给大众”，让下层民众都能享受到现代科学的成果。他创办了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还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创办一种业余学校——山海工学团。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他们接受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权、生育等六项训练。他曾主观设想把“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6]。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的进攻，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界掀起了大规模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陶行知得到共产党友人的帮助，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他先后参加发起和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从这时起，他开始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7]他的政治思想起了显著的变化。

1936年7月，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国民党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恰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国外访问，免遭逮捕，但却又一次遭到通缉。他在国外访问了欧美二十八个国家，所到之处，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努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动员华侨捐款救国。

1938年夏天，陶行知回国。经过香港时，他说愿意在抗战中从事三件工作：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在香港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这时，国民政府宣布他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8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冬季，他到重庆。1939年2月，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在会上提出抗战教育方案，主动动员全国的物资、人力与日寇总决斗，以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他的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交到国民政府手里，却如石沉大海。

陶行知从国外回来后，蒋介石曾拉他加入国民党，想叫他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个高级职位，陶断然拒绝了，以后，就常常受到监视。他想办晓庄大学，国民政府不批准。教育部长陈立夫曾威胁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北碚附近的合川凤凰山上的一座古庙里，靠自筹经费办起了育才学校。育才的办学方针仍以他那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这时他在政治上已更加倾向进步，学校里容纳不少共产党人，因此国民党总企图用种种手段扼杀它。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异常困难，有时衣食都难以为继。国民政府对这所学校不但一钱不给，而且还对它进行刁难。陶行知为了筹款，到处奔波，经常碰壁。

抗日战争后期，陶行知对蒋介石的专政越来越不满，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统治区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活动，并自觉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1945年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除继续坚持办育才学校外，又和李公朴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学校课程。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10日，重庆许多人民团体在较场口开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遭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被毒打。当时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在场，他目睹特务的暴行，非常气愤，回校后对大家说：“沉着，要知道民主需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才会到来的。”^[8]

1946年4月，陶行知由重庆回到上海，一方面筹划育才迁校，一方面忙于民盟的工作。他到处讲演，为反独裁、争民主而大声疾呼。6月23日，他在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的群众大会上高声呼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9]7月11日、15日，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同时，社会上传闻陶行知已名列“黑榜”，国民党特务准备暗杀他。他冷静沉着，不怕牺牲。7月17日，他给重庆育才师生写信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的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10]

在国民党特务暗害的严重威胁下，陶行知日夜忙着整理自己的诗稿。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送了挽词。

陶行知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行知诗歌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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