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字焕卿，笔名汉思、巽言，别号匋耳山人，自称会稽先生。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曾化名起东、志革、何志善等。浙江会稽县（今绍兴）陶堰乡人，生于1878年1月2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父陶正（字品三），因家境衰微，做漆匠为生。

陶成章六岁进陶堰乡义学读书。十五岁时已通读了“四书”、“五经”，并读了一些史地书籍。1893年起，陶成章在家乡设馆任塾师，曾挺身痛击村中欺压农民的土豪某，为乡里群众所赞颂。任塾师期间，逐渐接触到一些新学书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益关心。由于对清政府统治下的政治腐败与社会黑暗不满，陶开始萌发了进行种族革命以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陶曾打算趁混乱时机，刺杀西太后。他先后两次到北京进行活动，未得到下手机会。同年，赴奉天（今辽宁）和内蒙古东、西盟等地，察看形势，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做准备。

1902年春，陶在北京寻找门路谋入陆军学堂，未成功。同年夏，离开北京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清华学校读书，在这期间他与龚宝铨（字味荪）同处一室，两人纵谈时事甚为契合，结为好友。由于陶成章在留学生中倡言革命，为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汪大燮所察觉，汪诱以爵禄，骗其归国。陶考虑可以趁机掌握权力，便利进行革命，乃允诺回国。及抵北京，汪食前言，并捏造罪名开除其学籍，陶甚为愤怒，立即重返东京。从此，革命的志向益坚，更加积极地在留学生及华侨中进行反清宣传。

1904年初，陶成章自日本归国，抵上海后，参加了中国教育会的活动。他的主要工作是积极地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曾徒步三次潜入金、衢、严、处等府所属之地，组织起义，但均被清政府所侦破而失败。但他愈失败愈振奋，在联络工作中，日行八九十里，经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以致废寝忘食。他曾四过杭州，与会稽只隔一江，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度岁，他答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又说：“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1]是年8月，联络各地会党的工作略有头绪，他回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等计划于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在湘、鄂、闽、浙等省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他在拟定《新中国军政府檄文》中通俗地解释“怎样叫做革命”，他说：“革命就是造反。……《易经》上面‘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就是这两字的出典。”不过他设想革命成功后的情况是“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从这段话中，流露出的是小生产者主观幻想的平均主义的世界，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不甚理解。后来由于条件不具备，他所策划的起义未能实现。

同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2]光复会成立后，陶成章担当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会党工作的责任，他深入各地，打进基层，收效显著，从而使他在会党中享有较大的名望和影响。

1905年9月，陶成章和徐锡麟等为发展革命力量，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陶召集金、处、绍三府所属各县会党首领到校，进行军事训练。并规定，凡入校学生都是光复会会员，毕业后也仍受学校领导人统辖和节制。大通师范学堂事实上是革命的联络机关。

与创立大通师范学堂同时，陶成章提议革命党人捐官去日本学习陆军，学成后打进清政府军事系统，掌握军政，以谋“中央革命”。这一倡议得到徐锡麟等的积极赞同。陶捐的是知府，填的是步兵科。徐锡麟、龚宝铨等各捐不同的官职，分填各科。他们办妥捐官和留学手续后，于同年冬季先后去了日本。后来，因清驻日本公使的刁难，不准他们学习陆军学科，计划未能实现。

1906年，陶成章再次从日本回国，积极团结福建、安徽各地的革命志士，进行准备武装革命的活动。不久，秋瑾成立光复军，陶被推举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杭州起义。旋以谋事不密，为清政府侦知，机关被破坏，陶又东渡日本。

1907年1月4日，陶成章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国同盟会，稍后担任留日会员中浙江省分会长，主管浙江留学生入会主盟工作。同年夏，他因徐锡麟在安徽活动卓有成效，便回国到芜湖中学堂任教师，以便就近联系，共同推进革命工作。7月，徐在安庆击杀清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战败被捕，惨遭杀害。不久，秋瑾响应起义，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被捕，也壮烈牺牲。之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他被迫出国，潜赴南洋。再后，他曾参与新加坡《中兴日报》及仰光《光华日报》的笔政，同时在爪哇创办书报社，努力进行革命宣传及联络工作。

陶成章在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兼事撰述工作，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鼓吹种族革命，1904年在日本东京印行，1907年易名《中国民族史》，又在东京出第二版。1909年冬，编《浙案纪略》一书，凡三卷，记载徐、秋二烈士事迹，用来向人们宣传革命。

1908年3月，陶成章在东京接替张继主编《民报》，该刊第20、21、22期是由他负责编出的。曼华（即汤增璧）在《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一文中曾说：“《民报》之所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为事者，盖自陶氏编辑时始。”^[3]

同年秋，陶成章赴南洋，拟向华侨筹款五万元，在江、浙二省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当时，孙中山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4]相告，没有给予热情的支持。他认为孙中山措置失当，由此对孙中山产生了隔阂与意见。1909年初，他在爪哇创办光复分会，负气不再用同盟会，改用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他印发捐票，单独向华侨筹款。这种狭隘的情绪继续发展下去，到9月，他与李燮和等人发布了一份攻击孙中山的所谓《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孙文罪行》），诬指孙中山吞蚀华侨巨款，藉革命肥家，并亲自跑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恰好，这时章炳麟也对孙中山有了意见，写了《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从而掀起了第二次罢孙风潮。陶、章互相呼应，发表文章，散发印刷品，在南洋和日本等地对孙中山大肆诋毁。陶的错误行为遭到黄兴等大多数同盟会员的坚决反对。孙中山在黄兴等人帮助下，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挫败了这一攻讦。不久，陶在南洋英、荷所属各埠均以光复会名义，别树一帜，与同盟会互争雄长。

1910年2月，陶成章和章炳麟又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陶分任正副会长，在南洋大力扩展会务，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5]，并“骎骎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6]。陶成章这时期的表现，是把会党中的宗派情绪带进了革命队伍。这种狭隘的门户之争，是小生产者的思想反映。他的这种分裂活动，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当然是很不利的。

1911年3月，陶成章从爪哇回国，准备再次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因为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形势不利而中止。6月，陶再赴南洋各地，发动华侨捐款支援国内革命。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立即归国，在江苏、浙江各地号召旧部起义，响应武昌革命。不久，上海、杭州、松江等地陆续被革命军攻克，这中间乃有陶成章多年努力的成果。浙江军政府成立时，浙江都督一席为立宪党人汤寿潜所得，陶成章被举为没有实权的参议会参议员，因而“郁郁不得志”。

1912年1月，陶成章因病住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治疗。当时，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总长，众议拥陶继任浙督，而沪军都督陈其美把陶视为威胁同盟会和自己潜在的政敌，倍加忌恨，就派遣他的部属蒋志清（即蒋介石）设计杀陶。14日凌晨2时许，陶成章被蒋介石收买的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暗杀在医院里，年仅三十四岁，著作编为《陶成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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