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县人。1889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生。祖父唐本有曾任广西提督。父亲唐承绪,在东安办过天锡矿冶公司,在湘西管过盐卡。唐生智1907年毕业于湖南陆军小学,继入湖北第三陆军中学和保定入伍生队学习。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南陆军混成旅,任见习军官、代理排长、代理连长,参加过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7月在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任营长。经过湘南独立战争和援鄂之役,次第升为第三团团长、第二旅旅长。当时,湖南内部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明争暗斗,1923年8月发生谭赵战争,唐参加赵的“护宪军”,击败了谭派蔡巨猷部。11月底,谭延闿率领一部分队伍退往广东。赵把留在湖南的湘军整编成四个师,唐升任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移驻衡阳。
唐生智在湘南据地自雄,着力训练部队,未及三年,将队伍扩充到号称五万人枪,成为湘军中实力最大的一支。此时,唐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向他学佛。唐即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令官兵一律摩顶受戒为佛教徒,佩带“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广东的革命浪潮迅速波及湖南。唐生智去洛阳会见吴佩孚,了解吴对湖南的意图。同时,又派人前往广西和广东,窥测南方形势。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吴驱赵运动,唐生智加入了驱赵行列,一面电请广西“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一面派代表见吴佩孚,请吴谅解他去赵的“苦衷”。赵恒惕于3月12日通电辞职,委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代理省长。唐于25日在长沙就代省长职,并派兵占领了岳州。广州国民政府即派陈铭枢、白崇禧同他联系,共产党湖南省委也对他做争取工作。他表示拥护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
4月,吴佩孚以援赵为名,驱军南下,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向唐军反击。唐军在湘北失利,5月1日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吴佩孚又派兵助叶,遣兵力占领湘潭、宁乡、醴陵等地,衡阳处在包围之中。唐急电请广西派兵入湘。李宗仁令钟祖培旅兼程于5月初赶到衡阳,与唐部合力反攻。广州国民政府亦决定提前北伐,5月下旬,派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李宗仁部进入湘南增援,唐部转取攻势,成为北伐战争的序幕。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主席职务。7月初,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以第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迅速占领了长沙。唐到长沙后,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成立省政府,率全军宣誓加入国民党。鉴于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对北伐战争的有力支持,他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容许开展工农运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8月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唐被选为执行委员。
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先攻取武汉,然后向长江下游发展。唐生智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统率第四、七、八军沿粤汉路北上。8月底,先后突破汀泗桥、贺胜桥,9月上旬攻占汉口、汉阳,10月10日攻克武昌。第四、第七两军随即转入江西战场,第八军则留驻两湖整训。1927年初,唐生智担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负责巩固武汉,俟机进攻河南。他辖有由第四军扩编的第十一军、第四军及由第八军扩编的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等军,实际上控制了武汉的军事大权。在政治态度上,他对共产党表示友善,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
其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至武汉,但是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他把总司令部迁至南昌。12月13日,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开展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唐生智站在武汉反蒋阵线一边,以军事实力支持武汉革命政权,被推为“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1927年2月,被增选为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唐生智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和国民政府委员。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为第一集团军所辖之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清党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局面。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下令通缉,唐生智极力主张东征讨蒋。时因奉系进兵河南,武汉政府决定先进行北伐。唐生智率领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六军及贺龙独立第十五师等部约六万人北上,于5月底将奉军逐出河南。6月1日,北伐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
正当武汉政府挥师北伐的时候,驻湖北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于5月17日叛变,企图袭取武汉。接着驻长沙的何键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进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部、省党校及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一时两湖地区的反动气焰极其嚣张。汪精卫集团撕下了左派面具,发布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这时,唐生智怕激起两湖人民暴动,无法控制局面,于24日从河南前线电代理湖南省主席张翼鹏,指示驻湖南各军不许再有任何行动,要他们发还收缴工农武装的枪支。他还公开演说,表示拥共反蒋,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对“马日事变”“派员查明处理”[1],并因许克祥是他的部下而自请处分。但是,25日,他又电令湖南省党部、省政府,严惩“侵扰”军人家属财产的“暴徒”,派副军长叶琪、周斓回湘“镇慑”[2]。26日,唐生智回湘。他一面继续表示遵守三大政策,解散了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救党委员会”;一面又指责工农运动“领导失人”,应即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对许克祥,则以“激于义愤”,从轻处理[3]。不久,唐返回武汉,仍遥领湘政,以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代行省主席职权。
同月,唐生智所部从郑州回师武汉后,武汉政府将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任命唐为总司令兼该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八、三十五、三十六军;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十一及暂编第二十军,东征讨蒋,进攻南京。蒋介石立即将鲁南前方的第七军调到安庆、芜湖间迎堵,宁汉交兵迫在眉睫。就在这时,卫戍武汉的李品仙第八军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何键第三十五军占领了总工会和重要行业工会的房屋,气势汹汹。6月29日,何键发出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及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4],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为共产党东征。”[5]唐则表示“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但又说“无奈这些赳赳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键的话”,“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最好还是CP顾全大局,自动地解决这个难题”[6]。他又公开提出,愿送在武汉政府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出洋考察”。由于汪精卫等在武汉加紧准备“分共”,东征被搁置起来。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唐生智也背弃“拥护三大政策”的诺言,并于7月29日出席庐山“分共”会议。8月13日,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东征讨蒋失去借口,宁汉对立局面表面有所缓和;但是,唐生智坐拥重兵,以两湖为根据地,仍全力向长江下游发展。8月中旬,特派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沿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进窥南京。李宗仁、何应钦等联名电请武汉方面中止东下之师,迎汪精卫、谭延闿等到南京,协商宁汉“统一”。8月下旬,汪等到南京。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取得暂时妥协,在南京组织“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唐生智被推为特委会委员;但是,汪精卫、唐生智等未能取得党政实权,于是唐借口特别委员会为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于9月21日返回武汉,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对峙。10月初,南京方面再派代表与汪精卫磋商合作,但宁方所提条件为唐生智所拒。南京政府于20日以“通敌叛党”罪名免唐生智本兼各职。24日,特委会又决议永远开除唐的党籍,解除其党内一切职务。11月初,南京政府派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别为三、四、五路总指挥,率领西征军进行讨伐。同时,冯玉祥部樊钟秀、方振武等由鄂北挺进,鲁涤平由宜昌顺流东下,李福林、方鼎英、范石生等从广东进兵湖南。唐生智四面受敌,不得不在11月12日通电下野,当晚离开武汉前往日本。唐军大部被编归桂系统辖,在继续北伐奉军时由白崇禧率领进驻唐山、开平一带。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面派人到白崇禧军中收买李品仙等人倒戈;一面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要他接掌旧部。唐生智立即启程赴开平回到他的部队,4月5日,在北平通电就任蒋所委的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职,为蒋击败桂系立了功。
5月,冯玉祥亲赴山西拉阎锡山反蒋介石,李宗仁也在广西打出“护党救国军”旗号,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反蒋。蒋介石对唐生智很不放心,遂于6月1日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兼编遣会议编组部主任,要他到南京任职。唐见形势不利,随即通电讨冯。10月,蒋冯战争正式爆发。蒋介石派唐赴河南前线指挥。唐非常卖力,替蒋扭转了战局,受到蒋的传令嘉奖。11月,冯军败退,蒋亲到郑州车站慰问唐生智,礼遇极隆,并命令所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归他指挥。
尽管如此,唐生智仍在暗中与各方进行反蒋洽谈。12月3日,与冯军达成一致倒蒋的谅解,同日,安徽省主席、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在浦口异动,以图进攻南京。唐随即在郑州通电反蒋,沿平汉路南下,将主力集结在驻马店一带。12月20日,唐电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索让武汉。蒋介石下令褫唐本兼各职,通缉法办,调刘峙北上讨唐。27日,唐对蒋军发起总攻,被阻于遂平、确山间。蒋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杨虎城又袭击和占领了驻马店,使唐受到致命的打击。与唐同时酝酿反蒋的阎锡山,这时为蒋收买,赴郑州以陆海空军副司令指挥讨唐军事,南下夹击唐军。唐的反蒋战争不到一月便遭惨败,他只好在1930年1月9日通电下野,化装逃到天津,流亡香港、澳门、新加坡。
1931年4月30日,国民党粤方四监委借口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发表通电公开弹劾蒋介石,唐生智通电响应。5月27日,各派反蒋力量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建了反蒋的国民党政府。唐被推为广州国民党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协议统一,于1932年元旦组建了“统一合作”政府,唐生智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但已没有兵权。1934年12月,唐被调任训练总监部总监,留居南京。1935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陆军上将。以后,他又担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第一厅主任,仍兼训练总监部总监。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时,他以执行部主任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等事宜。
11月,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南京危急。蒋介石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7]。12月初,日军兵临城下,他奉蒋介石的命令仓皇撤退,军民损失惨重。南京撤退后,唐生智避居湖南,在家乡东安创办耀祥书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耀祥中学),研究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等。1939年,蒋介石派他做军事委员会运输总监,不久,他辞职。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唐挂着军事委员会委员头衔,闲居于重庆、东安两地。由于他两次反蒋,蒋对他颇有戒心,在东安和重庆都派有宪兵“保护”。他对蒋也小心戒备,怕遭暗算。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思想彷徨,带领全家仍回东安办学。这时,他开始接触进步书籍。乡居期间,对人民的疾苦有所感受,促使他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
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唐生智看到内战没有出路,曾于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停战言和,予民休息。他在国民党上层人士、在野各党派人士和学者名流中,做了一些谋求和平的工作,并和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人员有过接触。
1949年4月,湖南省主席程潜迎唐生智到长沙共商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大计。唐于月末到达后,发出湖南人民应该团结自救的呼吁,并担任湖南各界人士组织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唐为团结湖南地方势力,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1949年5月,白崇禧从武汉败退窜湘,疯狂镇压湖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运动。唐生智于5月24日返回东安原籍。这时,共产党湖南地下组织也派人到东安,继续对唐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唐联络道县、零陵等地的地方部队,袭扰湘桂路,阻拦白崇禧部队退守广西,并对桂系部队进行策反。白崇禧派李品仙对他进行威胁利诱,他不为所动。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高级将领三十八人的起义通电。唐生智亦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的响应通电,并吁请西南、西北迅速采取一致行动。5日,长沙和平解放,唐生智担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
全国解放后,唐生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二、三届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因肠癌在长沙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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