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今属珠海市)人。生于1862年1月2日(清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三)[1]。父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及开平矿务局总办。
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经清政府选派,由容闳带领到美国留学,经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共留美七年。1881年被召回国,改派至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开始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当时袁世凯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对唐十分赏识,调唐任西文翻译,接着兼任办理龙山商务委员。1894年7月,袁请内调,委唐代理其驻朝鲜的职务。
1895年,唐随袁世凯至小站练兵,和徐世昌一起经管学务处。其后,袁任山东巡抚,唐以道员随往山东,办理外交和商务。1901年冬,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特荐唐绍仪为津海关道。
1904年,英国加紧侵略中国西藏地方,引起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年9月,清政府派唐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同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条约。他力图改变英国与西藏地方当局擅自签订的、非法的《拉萨条约》。经过两年的交涉,与英国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虽允许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有关商埠的权利,但使英国确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2]。随后,他被授为外务部右侍郎,参加中日、中俄关于我国东北问题的交涉。
1906年,唐绍仪出任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等职。1907年,清政府改革东三省官制,设总督、巡抚。唐出任奉天巡抚,仍致力于东三省的对外交涉。他曾大胆设想,依赖美国等修建东北“新(民)法(库)铁路”和设立“东三省银行”来与日本扩张势力相抗衡,但在日本干预下设想落空。次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清政府。唐绍仪被派为“致谢”专使,赴美活动。回国后于1910年一度任邮传部尚书。
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唐绍仪充当袁内阁的全权代表,于1911年12月18日开始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议和。首先达成了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的停战协定。
唐绍仪认为他的主要使命在于运用妥协手段,使南方确认袁世凯的地位。在谈判中,面对南方代表坚持必须承认共和的主张,他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的折中方案[3],中经英国公使等穿针引线,又经过双方多次密谈,初步达成协议。正在这时,孙中山自美归国,南方十七省代表迅速于1912年元旦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闻讯,非常忌恨,策动唐绍仪于1月2日辞去全权代表职务,由袁亲自出面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立即对南方革命党人施加政治、军事的压力。但同时,袁又授意唐绍仪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孙中山的辞职和以袁继任的各项问题。最后由于南方一再让步而达成协议。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提名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唐为了取得支持,迎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实行政党内阁的心理,表示愿意加入同盟会。
1912年3月25日,唐绍仪到南京组织新内阁,30日,经蔡元培、黄兴介绍,由孙中山主盟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唐加入同盟会后,思想感情有显著变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倾向南方,多次致电与袁磋商。经过几番周折之后,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不久由施肇基担任)。这个内阁当时曾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从数量上说内阁的阁员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会“平分秋色”,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员参加了政府工作。而军、政、财实权则由北洋派掌握。在内阁之上设总统府握有实权,但北迁后的参议院里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这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内阁,处于不稳定状态。
唐绍仪力图推行他的“责任内阁制”,而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则要求大权独揽。从内阁成立之日起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4月20日,唐绍仪与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次日在总统府由唐主持内阁第一次会议,宣告内阁成立。在内阁成立之初,唐绍仪仍希望振作精神,在任内做一番事业。但当袁世凯看到唐绍仪对他不甘驯服的时候,便联合当时拥袁的共和党人,向他刁难和胁迫。终于以王芝祥的改委事件为导火线,造成内阁更迭。6月15日,袁公然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令须经内阁副署的规定,擅自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宣慰使,冯国璋为直隶总督。唐因此感到难堪,便于当天提出辞呈,愤而赴津,27日获准辞国务总理职。
唐绍仪离京后,在天津稍事逗留,便南下上海。过了一段时间寓公生活。1914年,他出面邀请一批绅商朋僚,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集资额达一百万元。其中设有董事会、经理部、总务部、出纳部、交际部等,唐被推为董事长,同乡富商兼政客卢信任总经理。列名为该公司股东的包括当时副总统黎元洪、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等。“洪宪”帝制发生时,唐绍仪约集在上海的蔡元培、汪精卫联名“率先向世凯严厉警告,使即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电文抬头称袁世凯为“慰廷先生”,公开在国内各报上登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4]。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一度声称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曾任命唐绍仪为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唐拟北上就职,行至天津,获悉张勋等军阀联名通电反对,于是便毅然南返。
1917年春夏间,北京政府内部发生了以美、日两国势力为背景的“府院之争”,引出了解散国会、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到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也南下参加,于9月11日被孙中山任命为财政总长。次年5月,军政府中的桂系军阀排斥孙中山,取消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唐任总裁之一兼财政部长。由于桂系军阀推行“以粤养桂”的政策,大肆掠夺广东人民及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倒行逆施,促使唐绍仪逐渐同桂系分离,在政治上同孙中山趋向一致。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和平热潮,南、北政府酝酿举行和谈。护法国会参、众议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等发电推荐唐绍仪为南方出席和议的总代表。唐绍仪依赖金星人寿保险公司的支持为南方代表借筹了一笔经费,促使和议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举行。唐绍仪充当南方军政府总代表,北京政府总代表为朱启钤。双方表面上就恢复国会等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为划分地盘、争夺权力而争吵不休,到五四运动发生后,以毫无结果而中断。
1920年6月,孙中山、伍廷芳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唐绍仪在上海也参加。接着粤军把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他随孙中山等回广州恢复军政府。这时唐认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难于实现,不愿支持,没有继续任职。此后,退居家乡。1922年夏,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扶持下复任总统,8月5日,发表唐绍仪组阁的任命,因有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的阻挠,唐“不愿出山”。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唐采取沉默态度,闭门不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聘唐为高级顾问,他也没有前往就职。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唐绍仪应邀参加,担任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当年冬,唐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1月,广州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唐任常务委员。3月,唐兼任中山县县长。后因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争夺政治权力和该县的收益,陈济棠策动了中山县的“倒唐”事件。1934年10月,县兵“哗变”,以索饷为名包围唐的寓所,迫使他离开中山县,重返上海。1936年,唐绍仪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等两机关,帮了蒋介石的忙,后因蒋没有给以相应的报答,对蒋不满。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侵占上海、南京后,企图拼凑一个统率南北的伪政权,把南方的唐绍仪、北方的吴佩孚作为重要争取对象,有所谓“南唐北吴”之称。日本方面曾多次派人与唐绍仪接触,企图说动唐绍仪出山充当傀儡,但唐并未答应日方要他出任伪职的要求。
在日本拉拢唐充当傀儡的同时,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也不断对唐笼络,不仅防止他为敌所用,还曾指令他利用与日方接触的机会,探听同日本议和的条件。1938年4月,唐绍仪的旧友罗家衡受吴铁城等人之托由广东到上海,劝说唐保全晚节,为国民党效力。罗在上海活动后到武汉,受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赞赏。随后罗发密函告唐说:“中央对我公将来出主和议,甚表同意。”[5]又有材料说:5月初,章士钊“在汉受中央之嘱,专事来沪探讨唐少川意旨,并影响唐在中央领导下一致对日。故章到沪后,仅与唐晤面两度即返港也”[6]。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1938年7月5日给唐绍仪的复信,其中表示对唐“个人关于展开达成体面和平的谈判的建议表示欣赏”。孔还明确表达如下意向:“在我看来,两种方式可以尝试一下,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通过你的斡旋,你是否可非正式地把日方关于实现体面和平的看法和条件通知我们,显然我们必须先知道日方是否有消除敌对状态的愿望;同时,消除敌对状态必须以高层领导人,最好是文官出面。同时,起来催促各自政府进行和平谈判。”[7]
就在上述信件发出两个月后,唐绍仪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进行接触,社会上有所传言并产生了重重的疑云。1938年9月30日,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奉命”策划刺唐行动,由谢志磐等三人假装送古董为名,用利斧将唐绍仪砍毙于其家中,并声称为“锄奸”行动。事件发生后,重庆国民政府并没有掌握唐绍仪投敌的真凭实据,为了掩人耳目,当局正式颁发《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认为唐“近年养病沪滨,于国事多所献赞”。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8]。蒋介石、孔祥熙等也发电表示“极惋悼”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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