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县人。1883年8月14日(清光绪九年七月十二日)出生。他家“累世均以科名显于乡里，父为邑中名宿”。他六岁入私塾，十五岁中秀才^[1]。1904年考取官费留日学军事，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同盟会，唐继尧不久即加入。同时，唐与少数人另组“陆军团”和“武学社”^[2]。同年11月，日本政府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活动，引起学生抗议罢课，并分批起程回国。唐继尧不同意罢课，甚至号召留日学生安心学习，1906年，唐继尧在振武学校毕业，入金泽第九师团炮兵联队见习，见习期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
 1908年4月，革命党人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消息传至东京，留日云南人士开会庆祝，而唐继尧却持消极态度。事后一些积极支持起义的学生被革除官费，有人怀疑为唐继尧“禀揭”^[3]。同年唐继尧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
 1909年，唐继尧回国，先后任云南督练公所提调，讲武堂教官、监督，新军第十九镇参谋官，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等职。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云南同盟会员闻讯密议于李鸿祥、唐继尧宅，准备响应。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夜，在蔡锷、李根源等领导下，云南起义爆发，唐继尧协同进攻督署。翌日昆明起义成功，全省迅速光复。起义官兵组织了“大汉云南军都督府”，推举蔡锷为军都督，唐继尧被任命为军政、参谋两部次长。
 1912年1月，蔡锷派韩国饶、李鸿祥等率部“援川”。继又派唐继尧以“北伐军”司令名义率师与援川滇军会合，出师武汉。师未出，唐继尧又奉蔡锷之命，假道贵州，代平“黔乱”。时贵州已于1911年11月初光复，由同盟会支持的“自治学社”革命党人掌权，组成了贵州军政府。贵州立宪派为了夺取政权，由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周沆等人请求蔡锷命北伐滇军取道贵州，戡平“公口”(哥老会)之“乱”。唐率师行至平彝(今富源)，蔡锷又急电唐终止入黔，援川“北伐”。但唐不受命，继续东进。蔡无可奈何，只好以“先其所急”，听之任之^[4]。唐军于1912年3月初袭占贵阳，对战败的黔军“无论官长士兵，恐其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之东郊，悉数坑杀”^[5]。大屠杀后，立宪派控制的省议会推唐继尧为临时都督。5月，袁世凯政府正式委任唐继尧为贵州都督。立宪党人戴戡、任可澄做了都督府的左、右参赞，刘显世出任军务部长。
 1913年，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7月，赣督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响应。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命他出兵攻打熊克武^[6]。唐派贵州第三师师长叶荃及混成旅旅长黄毓成等率部入川进攻重庆，声称要“奋其武力，剪此奸凶”^[7]。叶荃等率部入川，打败了熊克武，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8]。
 1913年10月，袁世凯调云南都督蔡入京，另有任用。蔡乃电请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很快批准。唐继尧回滇不久，便发生了杨春魁攻占大理的事件。唐派兵镇压，“未逾月而乱平”^[9]，逼死了杨春魁，还趁机杀害了著名革命党人、辛亥起义时的滇西都督张文光。
 1914年，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开武将军”兼云南巡按使，不久复以任可澄为云南巡按使，令唐专任督理军务。1915年10月，唐继尧又以开武将军受爵一等开武侯，并接受袁世凯每月津贴三万元^[10]。
 袁世凯帝制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云南中下级军官先后召开三次秘密会议，决定武装反对袁氏帝制。唐继尧却认为，滇逼强邻，“黔则汤芗铭扼驻于湘”，川则“陈宧逼己”，因而“迟疑久不决”^[11]。但是，滇军对袁氏“愤慨异常”^[12]，唐继尧深感军心不稳，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又闻蔡锷即将来滇，冯国璋也表示“滇发难，当继踵而起”^[13]，乃被迫同意参加反袁，并迎接蔡锷和李烈钧、熊克武、程潜、方声涛等人来昆明，共同策划。
 蔡锷于1915年12月19日到昆明。21、22日，滇军将领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举行了两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制)。23日，以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诛除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14]。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同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蜀，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入桂，唐继尧以都督名义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反袁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运动发展迅速，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把住大总统位置不放，护国军要求袁世凯下台。同时，起义的滇、黔、粤、桂、浙五省联合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处理“军国重事”，唐继尧遥领军务院抚军长职，岑春煊以抚军副长代行职权。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护国战争不了了之。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等人以黎元洪继任总统和恢复国会为条件，于7月14日宣布撤销军务院。
 在护国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之时，唐继尧却将原护国军三个军扩大为八个军，继续派往四川。这件事引起了蔡锷的忧虑，他在给唐继尧的电报中说：“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15]
 1917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破坏《临时约法》，掀起了“护法运动”。唐继尧和广西陆荣廷也宣布响应“护法”。8月25日，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但是，唐、陆都拒不就职。唐继尧在一个密电上写道“中山举动，本嫌唐突”，但“有彼在，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故此间仅辞元帅职，未言其他”^[16]。而且，唐继尧支持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分化瓦解支持孙中山护法的驻粤滇军，囚禁了驻粤滇军将领、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
 1918年5月18日，广州非常国会在唐继尧、陆荣廷的支持和政学系政客的把持下，议决改组军政府，废除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举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后又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而实权却掌握在西南军阀手中。孙中山很失望，还在军政府改组前夕，他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大元帅的咨文，并通电斥责滇、桂军阀，“态度暧昧，置根本大法于不问”。明白地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唐继尧在孙中山的电文上批“无耻已极”、“一片胡说”^[17]。而唐继尧在收到改组后的广州军政府的电报后，立即宣布就总裁职，并表示“军府改组，同深庆慰”^[18]。
 唐继尧利用护法、靖国之名，出师击败四川军阀刘存厚，赶走段祺瑞派到重庆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1918年5月，亲赴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就任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号称“联帅”)。陕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军事首脑亦以靖国军相号召，唐继尧俨然又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19]。
 同年下半年开始，唐继尧利用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议，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秘密勾结。1919年11月23日，他们的代表会于衡阳，在吴佩孚提出的军事密约《救国同盟》修改稿上正式签字。在密约上先后签字的还有粤、湘、桂、川系军阀的代表。密约的附件规定“同盟军遇有危迫时，近者以实力援助，远者以函电响应，或转托他军协助”，而且条约“永久发生效力”^[20]。
 1920年6月1日，唐继尧在“废督裁兵”声中，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声言要“闭关自治”^[21]。
 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连年出兵川、黔，激起人民的不满。他自己也承认“滇省连年兴师，民生凋敝”^[22]。而滇军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23]，使滇军处境十分不利。1920年爆发的川滇战争，滇军先胜后败。在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战死，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乃以“士兵厌战”为由，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大军压境，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乘滇越路车出亡香港。顾品珍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
 1922年春，唐继尧以重金收买正在孙中山组织和指挥下准备北伐的驻桂滇军，折回云南，同时收买了滇南大土匪吴学显，从内部配合，向顾品珍发动突然袭击。顾品珍在路南天生关指挥部中弹身死。3月，唐继尧重返昆明，再次控制云南的军政大权。
 唐继尧重掌云南大权以后，参与“联省自治”的合唱，于同年8月1日改组省政府，实行“民治”，颁布《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并被推举为云南省长。同时，扩编所部滇军五个军为“建国军”，自号川、滇、黔、鄂、赣、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初，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北伐。9月，孙中山为促唐继尧参加北伐，在广州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提议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但是唐继尧又拒不接受。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粤军陈炯明于1925年1月分三路进攻广州。唐继尧也在一二月间，派胡若愚、龙云率军三万余人进攻广西，占领南宁；又派唐继禹、张汝骥、吴学显率兵四万，进逼柳州。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昆明，唐继尧即通电说已于3月18日在滇就副元帅职^[24]。广州革命政府谴责唐继尧的行径，并于3月19日通电讨伐唐继尧。5月，唐继尧派代表与杨希闵、刘震寰等人以及英帝香港当局代表密议，准备颠覆广州政府。6月，广州政府先发制人，击溃在粤的滇、桂军数万人。8月，在南宁、柳州的滇军亦先后败退回云南。
 唐继尧为了连年进行战争，不断扩充军队，纵容匪患，并用增加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强售公债、统运大烟等手段，加紧搜括民财，过着挥霍无度的糜烂生活，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而滇军从广西败归后，唐继尧集团内部矛盾又尖锐化起来。1926年8月，维西镇守使罗树昌起兵永北，进攻大理；杨振寰、徐进占据保山；刘正伦亦响应于腾冲，联合声讨唐继尧^[25]。
 1926年下半年，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唐继尧深感恐惧，加紧了与吴佩孚、孙传芳的勾结，并以“反共”、“讨赤”相号召，组织所谓“民治党”。1927年初，北伐军席卷了半个中国，眼看着滇系军阀唐继尧的统治行将崩溃时，唐继尧的老部下，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突于2月6日举行“兵谏”，联合发出通电，指责唐继尧“全面独裁，势同专制”。四镇守使联合举兵，进逼昆明。唐继尧见大势已去，被迫允诺交出政权，解散民治党。这就是昆明“二六”政变。四镇守使推胡若愚为重新组织的省务委员会的主席，“拥戴”唐继尧为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26]。
 “二六”政变后，唐继尧“愤懑吐血，偃卧月余”，于1927年5月23日在昆明不治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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