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子敬，字培，号厚珍。1860年9月19日（清咸丰十年八月初五）生。江西临川县人。其父汤汉高，务农为生，家境贫寒。汤子敬十四岁时，随叔父汤韵高赴云南谋生，离家时仅带了一把雨伞、一双钉鞋和一吊六百钱的旅费。路过重庆时，同乡谢亿堂（谢亿泰布店老板）见汤子敬勤快伶俐，便留他在布店当学徒。谢亿泰本是一家小店，后来由于英、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益深入内地，谢亿泰便由经营土纱、土布逐渐转向经营洋货，业务日趋兴旺。

汤子敬三年学徒期满，谢亿堂借口他身材矮小，不能满师，要他再做了一年。以后，汤留在布店，从帮账到管账、办内事、跑街，步步上升。谢亿堂很赏识他的经营才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

1898年，余栋臣起义威震川东，一般商人都惊慌失措，唯恐战火蔓延而遭受损失，不敢把货物运到重庆，有的甚至把在重庆的存货倒运沙市、宜昌一带寄存。汤子敬认为“要得富，险中做”，将谢亿泰在上海所进的货全部运来重庆。这时市场布匹奇缺，又正值清政府急需赶制大批军衣，一时之间布匹供不应求，价格暴涨，谢亿泰奇货可居，获利颇厚，汤也因此在同业中被誉为“胆大有识”。

汤子敬在谢亿泰布店二十余年，朝夕奔走市廛中，耳濡目染，创业兴家的思想与日俱增，加上他袖笼里的私生意和东家的业务逐渐发生利害冲突，势难在店里长处下去，到1899年便离开了谢亿泰，分得银子八万两。

汤子敬在离开谢亿泰之前，已私下开办了两个企业。一个是聚福厚商号，创立于1894年，主要是做鸦片买卖。他利用江西“土客”来川收买鸦片的机会，在资金周转上支援他们，同时作为交换条件，每次都搭上一二挑烟土，请“土客”代购代销，从中赚取厚利。另一个是1896年开设的同生福钱庄，最初只是为了适应当时市场上银锭和铜钱并行的商业需要，做制钱买卖生意，后来发展为代办收交和经营存放汇兑。汤子敬离开谢亿泰后，不数年间又先后开设了源远长、正大昌、德大永、正大永等钱庄，聚福厚、德大昌、德大合、裕生厚、大昌祥等匹头、棉纱字号，以及聚福长山货号、协太厚银朱丹粉作坊等十多个企业。到1909年，所谓“汤十号”在重庆名噪一时。

这时，汤子敬坐镇同生福钱庄，全面指挥和策划十多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他曾利用当时日货大量倾销、价格较低的机会，暗中把日货商标换成国货或英货商标出售，获利极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羊牛皮滞销，产区价格陡跌。他通过由聚福长山货号改组成的聚福洋行，大量收购囤积，大战结束时，一次盈利即达银四十余万两。于是，“汤百万”的称号名满全城。这段期间，同业中有要仰仗他这块招牌的，只消他允诺一声，无须拿出分文，便成了某企业的股东，年终照例分红。有的企业一时发生信用危机，只要能请他光临店堂稍坐片刻，或者求他送一条幅挂在墙上，便可转危为安，渡过困难。因此，后来人们就直呼他为“汤财神”。

在尔后的十来年中，汤子敬经营的商号虽然有起有落，但总的说来业务日益兴旺，经营范围更加扩大。当时，他的经济实力约占重庆资金流转总额的三分之一，匹头棉纱业务在市场上首屈一指。特别是裕生厚，成了各联号的轴心，甚至经营银钱业的人也以此为第二市场。他的房产遍布重庆全市，有些通连成片，由是又有“汤半城”之名。他所经营的大昌祥盐号，以及乘人之危兼并来的同亿义盐号，都曾盛极一时，居于重庆四大盐号之列。

汤子敬在经营上的节节得手和业务上的日益扩充，使他愈来愈感到应接不暇，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于是永美厚银号即应运而生。嗣后汤又在沙市、汉口、上海等地设立分号，对渝申线上各埠汤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起着监督作用。

1925年，汤子敬考虑到在武汉经商的利润较重庆要高，加之家庭纠纷时起，于是决定转移资金，在汉口另辟市场，他便带现银一百多万两去汉口。汤仍然采用在重庆的办法，将永美厚银号扩充为六七家，并在进出口业建立据点，还企图进一步染指工业。可是这次故伎不灵，一百万两巨款放出去便陷于呆滞，无法活动。1927年又被国民政府在武汉封锁现金，发行的“国库券”一日数市，不断贬值，兑换现银一千两要补水二三百两，最后竟跌到对折以下，形势十分严重。其时一般商人深怕亏累过甚，都设法抢先汇出一部分现款，唯独汤子敬仍然株守过去搞投机的经验，一文也不汇出，手握巨额“国库券”，静待市面恢复正常而“出奇制胜”，结果一百八十余万两现银全部化为乌有。

汤子敬在汉口的彻底失败，使他元气大伤，汉口、沙市一带沿途各庄先后缩小经营或停业。重庆的同生福钱庄也连带损失三四十万两银子。号称重庆第二市场的裕生厚商号，1932年因受德丰、丰泰两家联号所经营的烟土在汉口遭到火灾的影响，损失达二十多万元，被迫停业。汤经过这一连串打击，情绪悲观，勇气锐减，回到重庆。初时他颇有自责之意，表示要“闭门不再闻问”，然其内心还是念念不忘重振家业。过去的失败教训使他认识到，光有钱而无势是站不住脚的。于是通过其子汤志修、汤壶峤和四川军阀官僚刘湘、王陵基、刘航琛、范绍增等结识，冀图借助地方势力东山再起。

1933年，汤子敬伙同范绍增开设四川商业银行，范出资四十万元。汤以“财神”之尊任总经理，汤壶峤一度任经理，其他重要职务亦多由汤家联号中人担任，经营尚称顺利。1934年，汤又和刘航琛的川康殖业银行结合，并把商业银行并入川康殖业银行。这时汤氏父子沾沾自喜，满以为往日之鼎盛可以再现。殊不知地方军阀官僚假惺惺地与他携手合作，只是为了利用他在商场中起联系作用，不久就把他排挤了出去。

汤子敬遭排挤后，不得不仍寄希望于自己发家的老路，并且迷信他的“财神”招牌还可挽狂澜于既倒。由于经济实力已大不如前，汤到处招干股，做空头，从而信誉大降，连他的“班底”都渐次对他怀有戒心，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内中有的见势不妙，干脆撤伙另起炉灶，分道扬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法币不断贬值，汤子敬经营连连失利，加以做申汇投机失败和受金融风潮的冲击，遂成强弩之末，一蹶不振。就是曾为他奠基立业、特别受他珍视的同生福钱庄，到1939年也仅有资金一万二千元。虽经改组增资，也不过徒事挣扎，最后终于将牌号卖与别人经营。其余企业或先后歇业，或招牌换记，至1942年时，所余商号不过两三户而已。

1943年9月24日，汤子敬在重庆病逝。

参考文献

• 蔡鹤年、陈诗可、蓝襄臣、刘闻非、彭肇维：《重庆巨商汤子敬的发家史》，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委员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1辑，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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