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原名震，字蛰先，一作蛰仙。浙江山阴县天乐乡大汤坞人。1856年7月3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初二）生。其父汤沛恩以塾师为业，同治年间曾在陕西武功盩厔（今周至）等地充任幕僚。

汤寿潜少年时在家乡读书，“早岁颖异，以文学见称”^[1]。二十岁起离家到杭州、上海等地，一面继续阅读各类典籍，一面留心经世致用之学。1886年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参与治水等活动。1890年，他有感于国势江河日下，内外危机日深，将平日所思所录汇作《危言》一书，计四卷共四十篇（1892年经修订后改为五十篇，仍分四卷）。他在书中揭露了捐纳、厘金等制度及官场种种弊端，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深感不安，主张迁都长安，并望全国上下借此更新振作；严惩贪官污吏，以使政治廉洁；提倡俭朴，痛斥一些人“不师夷人之长技，而徒濡染其穷奢极巧之风”；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员；推广学校和西学，培养真才实学的人才；坚决废除捐官制度，认为“贫于财之非贫，而贫于才之谓贫”；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此外，《危言》还提出了设立议院，逐步裁撤驻防八旗，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加强海军，设立武备院，以及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等广泛的改革主张。《危言》发表后引起社会的重视，“时人以比唐甄、冯桂芬，有疏通知远之用”^[2]，从而使汤寿潜成为近代中国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

1892年，汤寿潜得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以知县归部铨选，于1895年3月被外放赴安徽为青阳县知县。赴任离京前，汤受到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召见。翁前此对《危言》一书颇有好评，认为其“于时事极有识”。这次召见后，翁又认为汤“必为好官”^[3]；但汤到任仅三月，即“以亲老不乐就养”而辞官回籍^[4]。

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等人发动维新运动。其时汤寿潜担任浙江金华丽正书院山长，在师生中提倡讲求实用之学。“百日维新”开始后，因翁同龢、孙家鼐先后向光绪帝推荐过《危言》，光绪帝两次传令浙江巡抚廖寿丰，要汤寿潜入京，“由部带领引见”^[5]。汤适逢母病，请求缓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汤北京之行因而中止。

1903年，汤寿潜被擢为两淮盐运使。盐是旧时国家的专卖品，盐运使为许多人觊觎之肥缺。但汤利禄之心淡泊，故仍以母病不能远出为由而辞去此项肥缺。翌年，他应聘就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将该书院改名龙门师范学堂，此即后来上海中学之前身。

从1905年起，汤寿潜参加了苏浙两省收回苏杭甬铁路路权的斗争。先是1898年11月，英国“银公司”与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四款，攫取了该路的修筑权。但该草约规定需“俟会商抚部院，如有地方窒碍之处，即行更正，仍俟订正约后，会同入奏”获准，方能生效；且规定“银公司”应从速派工程师测勘。而结果《草约》签订后一直未订《正约》，“银公司”也从未派工程师来测勘，故该《草约》实已等于作废。20世纪初叶各地兴起收回路矿权运动，江浙人民要求正式收回苏杭甬路权。1905年3、4月间，美商培兹到沪活动，又企图攫取浙赣铁路修筑权。汤寿潜闻讯与张元济、夏曾佑等浙籍旅沪士绅，立即发动旅沪同乡起来抵制。同年7月，他们在沪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议决集资自办全省铁路，并要求清政府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收回路权。汤寿潜被举为铁路公司总理。清政府批准由商民集资自建铁路的要求，并授予汤寿潜以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翌年，又批准江苏省绅商自办铁路。1906年，江浙二省绅商，通过自集资金，开始分头动工建路。汤寿潜在主持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兴建浙江境内铁路期间，“刻苦经营，不辞劳苦，不支薪水”，博得普遍好评^[6]。

但是，英国“银公司”拒不同意废除草约，反而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清政府与它订立苏杭甬铁路正式合同。清政府既慑于舆情，又不敢得罪英方，乃玩弄花招，宣称把借款、建路“分为两事”，即由它向英方借款，再转借给江浙二省铁路公司，表面上铁路仍由二省自建，实际上路权将控制于英方之手。消息传出，两省绅商强烈反对。10月，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一致表示：“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7]并成立“浙江国民拒款会”，公举汤寿潜等人赴京，向清廷力争拒借英款，仍由商民自建。但清廷坚持卖路政策，1908年3月与“银公司”订立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合同；旋又相继任命经办卖路的盛宣怀和汪大燮为邮传部侍郎。汤寿潜即以全省铁路公司名义，致电军机处，弹劾盛、汪，表示要以辞职抗议盛、汪的任命，但不为清廷所采纳。这时沪杭间铁路正加紧施工，1909年8月全段竣工通车，经邮传部考核，其质量为全国商办铁路之冠。同月，清廷为破坏浙江保路斗争，授予汤寿潜云南按察使之职，以便将汤调离浙江。随即邮传部令浙江铁路公司改选总理。该公司股东大会致电清政府反对调离汤，汤本人亦向摄政王载沣面陈不赴云南之愿。同年冬，清廷改授汤寿潜为江西提学使。汤再次辞不赴任，坚持留浙继续主持杭甬段铁路的施工。1910年8月，汤再次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任邮传部侍郎。清廷终于恼羞成怒，以其电文“措词诸多荒谬，狂悖已极”为由，下令将他“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清廷此举，引起舆论强烈不满。

汤寿潜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物。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后，汤曾对清廷这一“预备立宪”举措抱很大期望，即与张謇、郑孝胥等人联合苏、浙、闽绅商二百多人，于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声称“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8]，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张謇、汤寿潜被举为副会长。他们联络各地其他立宪团体，积极敦促清廷早日实行立宪。1908年7月，他们两次发出请开国会电，要求清政府“决开国会，以两年为限”。但清政府不顾立宪派的请求，一再玩弄花招，拖延实行之期。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彻底暴露其对立宪之缺乏诚意。汤寿潜与张謇、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电载沣，请求改组这个皇族内阁，而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入阁^[9]，清廷置之不理。至此，汤寿潜对清政府完全失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1月5日，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起义，一举取得成功，全省其他各地亦在紧接着的几天之内相继起义成功或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鉴于当时在浙江革命党人中缺少一位足资号令全局的人物，因而尽管汤寿潜并非革命党人，但因他早年写过《危言》，颇著声名，尤其后来在主持修建沪杭铁路和保卫浙江路权斗争中功绩突出，受浙江绅商拥戴；杭州驻防八旗兵中的实权人物贵林也在参加保卫浙江路权斗争时与汤结交，对汤很信赖，故早在杭州起义之前，在杭浙江革命党人商议未来浙江革命政府首脑——浙江军政府都督时，已决定届时请汤寿潜出任此职。11月5日，杭州起义发动后，浙江革命党人派代表赴沪，邀当时息影沪上的汤寿潜来杭，以尽早稳定浙江局势。汤初不愿回杭任浙江军政府都督，经代表们力劝，乃于7日回到杭州，正式就任都督。汤就任后，即确认以周承菼为浙江水陆军总司令，朱瑞为协领兼陆军小学堂监督；并发布命令，免征全省钱粮、厘金一年；派员慰问在杭州外国人；等等。旋即又批准朱瑞等人率领浙军，开赴江苏参加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之役。

随着武昌起义后全国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迫切需要成立中央革命政权。11月11日，汤寿潜与江苏都督程德全、上海都督陈其美联名通电起义各省，倡议在沪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讨论成立中央政府事。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汤寿潜即赴上海，与到沪各省代表共商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和选举大元帅事宜。当时孙中山尚在国外，各省代表对于黄兴、黎元洪二人中由谁出任大元帅一职争持不下，汤便“通情代表，终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1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元月3日，孙中山公布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15日，汤交卸浙江军政府都督之职。但他离杭以后，即逗留上海，不去南京就职，并在上海参加了由章炳麟、张謇组织的“统一党”，任该党参事。2月9日，汤寿潜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即离沪出国。出国期间，袁世凯于3月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汤寿潜被排除在内阁之外。5月，汤自南洋归国。此后，他“唯以优游晦迹，不欲复闻世事”^[11]。6月9日，浙江铁路公司开股东年会，坚请汤寿潜复任总理，他辞不获允，乃于8月1日复职，改称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不久，浙江铁路改归国有，北京政府论汤以往劳绩，特赠予他二十万银元。

1917年6月6日，汤寿潜在乡病逝。临终遗嘱以二十万银元全部捐办浙江文化教育事业。

遗著除《危言》、《三通考辑要》外，尚有《理财百策》、《尔雅小辨》、《说文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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