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尔和，原名鼐，字调鼎，又字尔和，晚年自号六松老人，称其住所为六松堂。浙江杭州人。1878年6月30日(清光绪四年六月初一)生。其父本姓沙，名成亮，因过继给姑父为嗣，改姓汤。
 汤尔和幼年父母双亡，靠祖母抚养长大。祖母有文化，从小教他读书识字。汤六岁那年，由于生活困难，随祖母到江苏淮安，寄居于姑父魏平甫家。1888年，祖母病故，汤继续留在魏家学古文，又自读了些医书。
 1896年，汤尔和往清江浦(今淮阴)武劼斋家任塾师。教学之余常练拳棒，并与隐士杨玉农、皇甫硕等往来，结为文字之交。
 1900年，汤尔和回到杭州，就读于养正书院。他学习努力，又得名师陈介石的指点，进步很快。1902年，受留学热潮的影响，筹得旅费去日本，考入东京成城学校，与钱稻孙等同学。他除学日语、普通科学常识及受军事训练外，尤关心时事政治。
 1903年，中俄关于归还东北问题交涉决裂的消息传到日本，汤尔和十分愤慨，他与钱稻孙等连夜赶印宣言，并邀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开会。会上推汤尔和为临时议长，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来他与钮永键被选派回国请愿，在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凯递交了请愿书，结果清政府不但不接受，反而要逮捕他们，他们只好逃回日本。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汤尔和离日回国，在杭州任浙江高等学堂音乐教员。1907年，他再留学日本，入金泽医科专门学校学习。这时他已不再关心政治，全力钻研医学，以求得一技之长。他的生活很艰苦，但不愿意请官费，常以翻译小说和给报纸投稿等补贴食宿，有时还要借债。1910年6月，汤毕业回国。
 汤回到杭州，受到浙江巡抚增韫的器重，不久即任“谘议局谘议”^[1]。他颇为尽职，在会上总是侃侃而谈。时值浙人反对将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他与马叙伦等积极支持路局股东保护路权。当局又让汤擘划浙江病院，他以韩士为院长，自任副院长兼内科医师，仅用四个月时间就将医院筹备就绪，于翌年春开诊。此外，他还兼任浙江高等学堂校医，工作十分繁忙。
 1911年武昌起义后，汤尔和与浙江部分立宪派人士欲将浙江政权拿到手中，以“加强防卫”的名义，发起组织省城民团，汤主持起草民团总局开办大纲十数条，结果未成。革命党人于11月5日起义成功，杭州光复，很快成立军政府。此时，汤一方面拥护革命，另一方面又很同情已被推翻的浙抚增韫，暗中接济衣物，以报答“知遇之恩”。
 同年12月，汤尔和作为浙江军政府的代表到武汉出席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旋该会议移南京，他被推选为临时议长。12月29日，与会之十七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汤受会议派遣，同王宠惠等至沪恭迎孙中山一行。
 1912年初，汤尔和重回浙江病院工作，被浙江都督蒋尊簋聘为民政司佥事。不久，被北京政府教育部任为中央教育会议员，8月，赴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他对专门学校暂行计划案把法政学校列为“最急”开办提出异议，反对滥倡法校，主张多办医校。会后教育总长范源濂请他在北京办一所模范医学校，他欣然同意。10月，汤着手筹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他主张“要办就得专门西医，不可中西合璧”^[2]，以原北京医学馆为校址，汤任校长，本科四年，不设预科。从聘请教员到招收学生，他都亲自动手，很快于翌年1月开学。开学典礼上他致词说：“医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藉医学为前驱。……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3]当时教职员仅有九人，他兼教授组织学。他的讲义，年年换材料，还亲自用水彩画成组织示教图约三四百张。该校曾聘日人石川喜直、中野铸太郎等来校任教。
 汤尔和十分重视解剖学，多次呈请施行，说“医学基础以人体解剖为不二之根据”^[4]，但受到一般人的反对；经过反复交涉与论辩，终于得内务部同意，于1913年和1914年先后公布了解剖条例和解剖细则，是为中国医校有解剖学之开端。
 1915年2月，汤尔和主持医校附设的诊疗所(即后来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开诊。4月，他被聘为协和医校干事会学术部主任。9月，为促进医学研究，他又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担任会长，此后每年开会一次，并出版会报，发表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汤还代表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医学名词审查会，集合国内专家共同解决医学名词的科学性和统一问题，他负责草拟解剖、组织、胎生部分的名词。
 同年12月，鉴于袁世凯称帝在即，汤不愿意在皇帝辇毂之下当医专校长，赶在袁登极之前辞职南行，居上海替商务印书馆译书。1916年夏，袁世凯死后，汤回北京重掌医校。1917年张勋复辟时，汤再次南下，后仍回医校任职。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为反对北洋政府无理逮捕学生，北京各大专校长均辞职，汤尔和亦辞职；但他并不赞成学生游行罢课等举动，认为这些学生有的带着政治色彩，有的贪玩，白白耽误功课，非常可惜。他写了《现行学制根本改革的意见》二文，提出学校应当让人们自由听讲，不考试，也不发文凭，不负责安置就业。
 1920年冬，北洋政府教育部派汤尔和赴欧考察。汤正想摆脱教育界的是非，便欣然出国。他先后参观了英、法、荷、比诸国医学研究机关，然后待在德国柏林大学，跟生物学和解剖学教授克鲁采从事研究工作。出国前汤就写有《蝎之毒腺》、《猪十二指肠之黄色细胞》等论文，颇有价值。这时他更利用显微镜认真观察实验，发现猪、羊、鸽、鸦心脏普顷氏(Pur-kinje)纤维之线粒体及猪、羊等动物的内网器，取得了成果。
 1922年初，汤尔和回到北京，仍任医校校长。旋辞校长职，从事译著。5月，胡适联合蔡元培、王宠惠等十余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鼓吹改革政治，建立“好政府”，汤亦列名其中。7月，经人推荐，汤出任教育部次长。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下王宠惠组阁，汤当上了教育总长。两个月后内阁改组，他亦离职，复去医校教书。
 1924年，汤尔和应吴佩孚之邀至洛阳晤谈，受到吴的赏识。汤也很佩服吴，但不愿入其幕，因为他标榜自己是无党派，力图同各方面保持等距离的关系。1926年10月，汤尔和出任顾维钧内阁的内务总长，1927年初改任财政总长，曾以实施二五附税等在财政上替张作霖效劳，6月，即随顾维钧内阁的垮台而辞职。
 此后，汤尔和仍继续译书，除译日人著的医药书外，还有满铁特务机关编的有关我国东北地理、物产、人事方面的资料，数年内出版了《组织学》、《生物学精义》、《精神病学》、《寄生虫病学》以及《东省刮目论》、《满铁外交论》等多种。这期间他多次到沈阳，成了奉系的座上客。
 汤尔和常去日本活动。1929年3月，他第七次至日游历，稍后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汤有心缓和日本当局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曾代表张向日方朝野疏通，但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绝不肯放弃侵略，汤虽竭力游说，也无法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同年11月，他任“接收东北各地事宜委员会”委员，又被张学良聘为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议。
 1933年，日本侵略军大肆侵略热河，进而侵入华北，汤尔和看不到正义与群众的力量，充满恐惧和亡国的思想，当时他写了三首诗给朋友，其中之一说：“国到将亡百事哀，惯从沙上筑楼台。谁令朽木支危屋，早识庸医种祸胎。只恐人心今已去，料应天意久难回。老瞒命断黥彭醢，降格犹无乱世才。”^[5]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为与日本进行妥协谈判，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汤尔和等一些亲日派人物为委员，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蒋介石进一步屈服于敌人的压力，完全承认了华北的“特殊”地位，派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汤是得到日方认可的委员之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汤尔和正在日本，闻讯后赶回北平。不久平津沦陷，汤甘为傀儡，替日本侵略军奔走效劳，“维持秩序”。日本帝国主义于同年12月在北平扶植成立了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与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同为该伪政府的三巨头。伪临时政府初开张，汤尔和即以对外代表的身份发表宣言，接见新闻记者谈施政问题。以后他主要负责奴化教育，处处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行事。1938年春，他曾召集中小学教师训话，大讲“中日亲善”；又特设编审会，严格检查中小学课本，生怕有所谓排外思想编入教材。同时他也很注意“整顿”大专院校，先后派汉奸鲍鉴清、周作人等分掌各学院，1939年更亲自兼任北大总监督。此外他还是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曾率会员去日本东京开会，深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此时他已患肺癌，署务由别人代理。同年11月8日，汤尔和在北平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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