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字组庵、祖安,号无畏。湖南茶陵人。生于1880年1月25日(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其父谭钟麟曾任陕西巡抚,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等职。谭延闿1892年入府学,1897年为优贡,1902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年回到湖南。当时,清政府正举办“新政”,一些较开明的湖南官绅纷纷倡议兴办学堂,谭也积极投入这些活动,广泛地交结了湖南上层官绅和商界人物,获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
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并从1907年起,在京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省会筹设谘议局,作为立宪的“准备”。这时谭延闿和一些立宪派成员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进行立宪活动。1908年12月,湖南巡抚岑春蓂委他为筹办省谘议局的会办之一。次年10月,省谘议局正式成立,谭任议长,成了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
湖南谘议局成立不久,便屡与督抚发生龃龉。1910年4月,谭延闿不满湖广总督瑞澂对长沙抢米案的处理,以谘议局议长名义,请旨复查,受到清廷严厉申斥。加上谘议局屡受督抚轻侮,他逐渐对清廷产生不满情绪。
1910年冬天,谭到北京参加全国立宪派联合举行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未果,遂与川、鄂等省代表谋划组织第四次请愿。不料清廷竟将天津请愿代表温世霖逮捕发戍新疆。其他人见势不妙,纷纷离京,谭也回到湖南。
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大为失望。恰在这时,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谭延闿入京参加,并任会议主席。会议决定成立“宪友会”,以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促成责任内阁为政纲,谭延闿被推定为湖南支部的发起人。他们以谘议局联合会名义先后两次上书清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例,要求重新组织责任内阁,结果受到清廷严词申斥。谘议局联合会关于借债、禁烟等问题所上各书,也都未获结果。这时湖南、四川为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而兴起的群众护路运动已渐开展,全国临近革命高潮。谭延闿等预感时局将有急剧变化,遂纷纷离开北京,各回本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也顺风转舵附和革命,但却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所谓“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1]。与此同时,立宪派开始策划抢夺政权的活动,预定“举事后大会于谘议局,推谭延闿为都督”[2]。当新军发动起义,攻进长沙城时,立宪派就曾擅用“都督谭”名义发布告示。10月22日,长沙起义胜利,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立宪派夺取政权的目的未遂,于是便一面造作谣言,对焦达峰、陈作新等进行中伤,挑拨绅商、新军与都督府的关系;一面借口“提倡民治”,迫使焦、陈同意成立一个“湖南参议院”,推举谭延闿为院长,议员几乎全部都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成了凌驾都督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接着,他们又借口“军民分治”,设立军政、民政两部,由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总揽一切民政事务。民政部下设六司,其负责人也都由立宪派担任。这样,正、副都督便被架空,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事实上控制了湖南政权。
10月26日,同盟会领导人之一谭人凤来到湖南,他鉴于都督大权旁落,主张取消由立宪派把持的参议院和军政部,集权力于都督府。立宪派得知这个消息,深夜秘密开会,制定了由新军第五十标二营管带梅馨杀害焦、陈的阴谋计划。30日,焦达峰召集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通过了谭人凤等的建议,谭延闿被迫表示辞去参议院院长等职。第二天立宪派便发动武装政变,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二都督。焦、陈牺牲后,谘议局推举谭延闿继任都督。紧接着,立宪派又夺取了湖南各级政权,镇压了各地人民起义。这样,谭延闿等立宪派向清廷跪求多年而不可得的政治权力,现在用阴谋和暴力手段从革命者那里夺到自己手中。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谭首先通电表示拥护。7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批新旧官僚政客。湖南支部在9月改组成立时,也把谭延闿拉了进来,并且推他当支部长。这时,谭对革命党人施展了一套逢迎笼络的惯用手腕。黄兴于这一年10月回到长沙,谭组织盛大欢迎,称颂黄为“开国元勋”,还把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但是,他与立宪派仍保持密切关系,在他控制的权力机构中仍然以原来的立宪派为骨干,同时又拉进许多官僚、政客、在野军官以为己用。他既注意联络国民党,也同袁世凯拉关系,对湖北的黎元洪、广西的陆荣廷以及其他方面,都极尽拉拢之能事,有“八面玲珑”之称。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纷纷宣告独立,组织讨袁军。湖南的下层国民党势力较强,成立了反袁的“湖南公民联合会”,要求湖南当局脱离袁世凯宣布独立,并声称,如果谭延闿敢于违背众意,将给予“相当之对待”。谭延闿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即派人秘密到武昌对黎元洪表示:“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黎元洪劝以“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3]。谭按照黎元洪所授机宜,便在7月25日宣布“独立”。宣布“独立”前,他故意纵容袁世凯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烧了军装局所存的军械子弹,以使革命党人在独立后赤手空拳,无所作为;宣布“独立”后,谭却按兵不动,不去援助讨袁军。不久,江西、南京方面讨袁军先后失败,谭延闿便在8月13日通电取消“独立”,并且杀害了坚决反对取消独立的革命党人刘崧衡等。他曾通电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4]
湖南取消“独立”不久,黎元洪即致电袁世凯为谭延闿开脱说:“湘省虽称独立,始终未尝暴动,今复自行取消,足见谭督暗地维持,始终一致。”[5]袁世凯虽表面声称“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6],但终视谭为异己。为了平定西南敌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他必欲将湖南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下,便在10月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把谭赶下了台。此后谭先后寓居青岛、上海。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从云南揭幕后,湖南人民掀起了激烈的反袁驱汤斗争。1916年5月29日,汤芗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声明和袁政府脱离关系。但是由于他罪恶昭著,湖南人民仍坚持驱汤。汤通过其兄汤化龙,请在上海客居的谭延闿出面调停。谭用“湘事还之湘人”的办法,推荐湘军旧部国民党军人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四人回到长沙,为汤“赞襄大计”。在此之前,程潜奉孙中山命已由日本东京回到湖南,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参加讨袁驱汤。7月,程潜率军大败汤部于道林,进迫长沙。汤芗铭仓皇逃走。赵恒惕、陈复初等乘机拥谭延闿回湘。当时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由于湖南军民及西南军阀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湖南,北京政府不得不在8月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程潜愤而离长沙往上海。
谭延闿二次督湘,并不符合段祺瑞政府要由北洋军占领湖南以征服西南的意图。谭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利用黎、段矛盾,另方面又与广西军阀陆荣廷订立湘桂攻守同盟,使段不敢轻易下手。谭更利用湖南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心理,提倡“湘人治湘”,反对北军侵入。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直系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仍以国务总理总揽大权。他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援助,肆意推行以北洋派为中心的武力统一政策,又一次废弃了《临时约法》。8月6日,下令改派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湖南人)为湖南督军,北军再次入湘。谭延闿鉴于形势不利,不愿做空头省长,遂于9月初辞去省长职务,离湘赴沪。行前,他任命一向反对北洋军阀、同他关系密切的刘建藩署理零陵镇守使,又调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梅部移防衡山,有计划地在湖南地区安置自己的力量,以做异日回湘的准备。
同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9月18日,刘建藩、林修梅分别在零陵、衡州宣布湖南独立,打响了武力反段的第一炮。程潜也回到湖南,被推举为湘军总司令,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任前敌总指挥。傅良佐派兵讨伐,湘南战争发生。10月初,陆荣廷出兵援湘,组织湘桂联军北伐,傅良佐兵败,弃职逃回北京。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兼理湖南军民两政。1918年3月,北军大举反攻。8月27日,段祺瑞政府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北军犯湘主力、第三师师长、直系军阀吴佩孚占领衡阳后,因为没有得到督军职务而不愿再战,按兵不动,湘军得以退守零陵、郴州。6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谭延闿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由上海到零陵重任湖南督军。他利用直皖矛盾,与桂系军阀一起商定联直倒段、联吴驱张的策略。但是这时,程潜还驻在郴州,不承认谭是督军。谭又利用桂系军阀和国民党的矛盾,伙同吴佩孚、陆荣廷制造了一个诬程潜通敌的事件,逼程离开了湘南。7月,谭由零陵移驻郴州,集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等职务于一身。赵恒惕任湘军总指挥。
1919年冬,湖南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驱张运动。1920年5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酝酿战争,吴佩孚从衡阳撤防北归。按照事先的协议,吴军一面撤防,湘军便一面接防。张敬尧于6月11日仓皇逃走,谭延闿随即顺利进入长沙。从此,湖南境内北洋各系军阀均被赶走,湖南完全落入本省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的统治之下。
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军阀官僚政客,还利用湖南人民深受南北军阀混战之害而激起的强烈自治要求,打着“湘事湘人自决”、“还政于民”的幌子,在1920年7月22日向全国发出“养电”,宣布“湖南自治”,主张各省制定省宪,民选省长,采取联邦制统一全国。接着便开始了官办的“自治”和“制宪”活动,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地方军阀的割据。
驱张以后,湖南军事实力操纵在湘军总指挥赵恒惕手里,但程潜在湖南仍拥有相当势力。1920年11月,由于权力分配的矛盾,发生了平江兵变,这次兵变成为倒谭运动的序幕。谭为谋求与各派妥协,声言废除督军,民选省长,请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赵想利用反谭势力逼谭下台,坚不就职。11月22日,程派军官李仲麟等又通电逼谭去职,赵恒惕也不表示挽留,谭延闿只好辞职,于11月27日第三次离湘赴沪。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不久又任临时省长。
谭延闿在上海走投无路,通过湘籍国民党国会议员周震鳞的介绍,于1922年投奔孙中山,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谭延闿跟随前往,先后担任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长和建设部长,逐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这时,他仍不忘伺机夺回湖南地盘。6月,湘西镇守使蔡巨猷起来反赵恒惕,指责赵“甘心附北,背叛西南”。7月,谭延闿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组织“北伐讨贼湘军”,入湘讨赵,赵亦组织“护宪军”迎战。谭赵战争爆发。赵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击败谭军。恰在这时,陈炯明反攻广州,孙中山急电谭回师救粤,谭便率领所部湘军共五个军于11月底由湖南入粤,谭赵之战因以结束。
陈炯明部反攻失败、广州解围后,孙中山任谭为湘军总司令兼大本营秘书长,湘军遂驻广东为客军。谭有了这支一万多人的队伍作为资本,更能见重于孙中山。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乘江浙战争之机派兵入赣北伐。10月,任命谭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11月,孙中山北上,又令谭全权办理所有大本营关于北伐事宜。谭率部进入江西,被方本仁军战败,退驻北江。1925年5、6月间,谭曾参加讨伐驻广州地区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谭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谭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谭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他兼任军长。1926年3月,汪精卫出国,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4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政治会议主席。1927年3月10日,在武汉召集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谭当选为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委。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谭延闿这时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甚至改号为“左庵”,一面偷偷摸摸派人和蒋介石勾结,使宁汉双方对他竞相拉拢。当时,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南的地主豪绅在农运高潮中受到清算斗争,许多人跑到武汉谭延闿那里造谣诽谤,攻击农民运动过火,谭的住家成了地主豪绅谋划反攻倒算的大本营。谭延闿代表官僚地主豪绅阶级,也大肆指责农民运动。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宁汉开始合流。8月,蒋介石被桂系军阀排挤,暂时下野。9月,谭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之一,往南京与李宗仁等协商宁汉合作问题。9月15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合作后过渡性的党的最高执行机关,谭被推为成立大会主席,并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常委。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一度任“国民政府”主席,甘做蒋的傀儡。同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全国,10月,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五院,蒋自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谭便退居行政院长。在1929年至1930年历次新军阀混战中,蒋率师督战时,由于谭恭顺听话,便让他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一生以圆滑著称,晚期主持政务,继续施展八面玲珑的手腕,周旋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胡汉民比之为“药中甘草”。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脑溢血症病故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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