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和尚，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生于1890年1月8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五岁丧父，六岁丧母，幼时多病，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祖母虔信佛教，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九岁随外祖母朝拜安徽九华山。十三岁又随外祖母朝拜浙江普陀山，从此萌发出世思想。十六岁在苏州平望小九华出家。当年依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同受戒者数百人，太虚年龄最小，但答问戒律名列第一。

清朝末年，革命思潮日盛。与太虚同寺的华山法师教育他以革新之路求佛教的复兴，让他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谭嗣同的著作和严复的译作。太虚十分欣赏谭嗣同的“仁学”，用以自励；以佛教救国救天下为己任。

1909年冬，太虚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僧教育会，这是他从事佛教运动的开始。1911年，太虚赴广州宣扬佛法，被推为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他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因写诗吊唁黄花岗烈士而招忌，潜返上海。

为了加强各佛教寺院的联系，复兴并发展佛教势力，太虚于1912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当时寄禅和尚领导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协进会”即合并于“总会”，由寄禅任会长。不久，寄禅死于北京。上海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教理革命”，是反对探讨死后问题，主张用佛教解决现实问题；“教制革命”，是主张设“佛法僧园”，统管全国僧务；“教产革命”，是反对宗派继承教产、私有私占，主张寺院财产属全体僧众所共有。

中华佛教总会1913年在上海正式成立，太虚任该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总编辑，发表了《宇宙真理》、《致私篇》等论文。这是太虚思想发展的第一时期。他的佛教观点基本上是承袭古人的，用“宗下”和“教下”说明佛法的全部内容。他所说的“宗下”，是指不用语言文字，只求自悟自证的禅宗；他所说的“教下”，是指由语言文字所建立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三家，也可以包括律宗、净土宗和密宗。他的这种观点反映在上述几篇论文中，也反映在他撰写的《佛法与调整》这本小册子里。

1914年，太虚在普陀山锡林禅院闭关治学，钻研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等，旁及古今东西之学，著有《整理僧伽制度论》、《成大乘论》、《法界论》等。这是他思想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他的佛学观点基本形成。他认为：小乘可附属于大乘，即所谓“附小于大”，佛法的根本宗旨唯在大乘。至于天台、华严、三论、法相、禅、律、净土、密这大乘八宗，它们的根本原理和追求的极果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八宗平等”。但实际上，他更倾向于禅宗。他的这种观点表现在《大乘宗地图》中。

太虚于1917年春漫游台湾地区和日本，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佛教。后他与蒋作宾、黄葆仓、陈元白、章炳麟、张謇、王一亭等居士在上海成立“觉社”，由他主编《觉社丛书》。1919年初，改名为《海潮音》月刊，移杭州净梵院，他继续担任主编。不久，太虚应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之请，到长沙讲学，并成立长沙佛教正信会。冬天回杭州，途中写成《新的唯识论》。他把“新的唯识论”看成是真唯识论的应化身，用新近的学术思想予以阐明，以适应现代思潮，结果遭到以圆瑛为首的一派佛教徒的反对。

1923年以后，是太虚思想发展的第三时期。与前两期迥然不同，“不为旧来宗派所拘束，而欲将释尊流传到现代的佛法，作圆满的判摄罢了。这期可分‘教’、‘理’、‘行’三者来讲……”^[1]他所说的“教”是对释迦牟尼等佛教导师遗教的研究；所谓“理”是对佛教理论的探求；所谓“行”是指佛教修炼，如持戒、坐禅、念咒、念佛等。

太虚为了复兴庐山大林寺的佛教，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曾先后邀李隐尘、张仲如、黄季刚、汤用彤等开暑假讲演，使沉寂数百年的庐山佛教复活。来听讲者多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外人士。太虚由此产生联合世界佛教徒、从事世界佛教运动的思想。他于1924年夏天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日本、德国、美国、芬兰等佛学家都赶来参加。太虚在讲话中，结合大乘佛教“利他”教义，阐明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主题。

为了改革佛教、培养骨干，太虚热心于筹办僧侣教育机关。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都是他一手筹办的。他还在上海创设佛化教育社，出《心灯》旬刊，进行佛教宣传。他在武昌佛学院讲《志行自述》，提出“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口号^[2]。武昌佛学院采用日本佛教大学教材，管理制度参用丛林约规，早晚诵《弥勒上生经》。

1924年，太虚在《海潮音》第五卷第二期发表《新僧》一文，主张僧尼都应当受教育，接受新思想，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后来兴起的新佛教运动，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僧众把太虚拥戴为新佛教运动领袖。

1927年，太虚受转逢、常惺、会泉等之请，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秋天，应蒋介石之请，在溪口雪窦寺为蒋讲《心经》，从此深受蒋介石器重。这一年，他还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董。

太虚于1928年6月8日发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对唯物辩证法极端仇视，把努力“俗化”犯“幼稚病”的僧人说成是“恰犹国民革命中杂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一般危险，此则非速加以清除不可”^[3]。他在《训词》中仿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三佛主义”的口号：(一)佛僧主义。建立“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僧团”^[4]，坚持寺产属僧众所共有，严守戒律，对违犯者要规劝，以至于勒令还俗。(二)佛化主义。大力发展佛教徒，只有僧侣组织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居士组织。(三)佛国主义。即用佛教影响国家，以至于全世界。他提倡由僧众信众联合组成“中国佛教信徒会”或“国际佛教信徒会”，以加强中国和世界佛教徒的联系，扩大佛教影响。春天，蒋介石过访杭州灵隐寺，邀请太虚进京讲《佛陀学纲》。为了健全佛教组织，推进佛教文化运动，太虚得蔡元培、戴季陶等赞助，以李子宽、黄忏华、谢铸陈为骨干，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同时发动筹组中国佛教会。

1926年，太虚遍访南洋群岛，并于1928年秋，去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他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回国后，写成《环游记》。太虚是中国僧侣去欧美传播佛教的第一人。他的传教活动受到各地反动头目的赞赏。希特勒在接见他时指出：“欧洲青年需要东方宗教了(专指佛教)。是的，东方宗教岂止东方而已。”^[5]蒋介石在致谭延闿的信中也吹捧说：“沙门太虚，著作等身，苦学潜修，垂三十年，此番赴欧美弘法，为国宣劳，玄奘以还，斯为第一。”^[6]

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太虚任常务委员，1932年，应蒋介石之请，一度任雪窦寺住持。

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太虚多次电告日本佛教徒：本着佛陀“大悲兼利”的精神，佛教徒联合起来向日本政府抗议，促使它停止对中国的侵略。1938年，太虚历游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讲学，号召佛教徒参加抗战救国事业，指导筹组训练僧众救护队，分发各战区服务。1939年，太虚受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秋，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阐明中国抗日救国的政策，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太虚和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密切。1946年元旦，国民党政府授以宗教领袖胜利勋章。在《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上，太虚发表《青年知识僧的出路》一文，认为“若要中国能够好起来，无论如何要由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公正的知识分子、产业分子联合教导资助着大多数贫苦劳动工农，共同警觉着土劣贪恶的毒害……然后当政的民权民生主义的政治才能实际施行，才能走上现代国家社会的大路”。太虚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蒋介石。他抄录旧作一首登载于《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云：“党国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岂贻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并在注释中称：“民十六年秋，蒋主席倦勤，邀余雪窦晤谈，曾赠此诗。日本海豨今已缚，喜而书之。”年底，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社会部在重庆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太虚被推为主任委员。

1947年5月7日，太虚患脑溢血症死于上海玉佛寺，遗著有《太虚大师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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