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杏村，原名世远，字杏村，山东桓台人，1875年3月15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初八)生。父苗仲九务农。苗杏村早年因家贫未能上学，目不识丁。十五六岁时充当“赶脚”，于家乡桓台索镇和小清河下游羊角沟之间，驱赶小驴代客驮运，故当其发家致富后，辄以“两条腿的本钱”自诩^[1]。

清末，胶济铁路尚未兴修以前，索镇得濒临乌河水旱码头之利，手工作坊、商业和过载栈(运输行)比较繁盛。1894年前后，苗杏村的长兄苗世忠以经营煤炭所得，与本街荣种森合伙，在索镇开办恒聚油坊。不久，苗世忠病死，由苗杏村次兄苗世厚继任油坊副理。苗家经过数年经营，兼放高利贷牟利，颇有积蓄，遂逐步向外地拓展，于1906年与人合伙，在济南泺口创设了恭聚和粮栈。苗杏村即随兄前往泺口，辅助经营。旋又由恒聚油坊出资，在泺口开办恒聚和粮栈，苗杏村出任经理。因泺口粮业有利可图^[2]，1910年苗家复独资在泺口创设公聚和粮栈，苗杏村任经理。翌年苗世厚病死，苗杏村继其产业苦心经营。其时，索镇荣家惧于形势动荡而提出分伙要求。双方协议：苗杏村在索镇恒聚油坊的股权归荣家，荣家在泺口恒聚和粮栈的股份则归苗家。

1911年，苗杏村眼看津浦铁路修筑工程行将竣工，济南商埠必将取代泺口为贸易中心，乃收束公聚和、恒聚和二家粮栈，集中经营公聚和粮栈和设于济南的恒聚成炭栈。1912年，为扩大粮栈业务，苗家在济南经一路纬四路修建三十余间门面的楼房建筑，并改恒聚成炭栈为粮栈。是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南北客商云集济南。苗杏村多方结交应酬，广为招徕，致使恒聚成驻客经常有二百余家。他又派人南下徐州、蚌埠等粮食集散地，兜揽客商，生意日隆。至1913年底，已获纯利四万余元，为恒聚成原始资本的五十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我国面粉业乘时发展，粮食市场随之活跃。苗杏村为扩大经营，将粮店职工由二十三人增至四十六人，在津浦、胶济沿线设坐庄三十余处，代客买卖并自运自销。

1915年10月，广州部分出口客商和丹麦宝隆洋行买办罗叔素等人，来济南大宗采购生米、生油，运销南洋、欧洲。苗杏村不惜重金殷勤款待，并以“回扣”相笼络，同时又严密封锁消息，使同业无可乘之隙。与此同时，他采取坚守信用、质量第一的方针，以取得广东客商的信赖。他垄断了“广帮”生意，每年获纯利四万元上下，直至“七七”事变后海运中断，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其间，恒聚成不仅垄断济南的生米市场，而且博山、泰安、滕县、徐州一带的生米行市，亦唯其马首是瞻。

同年，无锡茂新面粉厂资东荣宗敬派人到济南采购原料，苗杏村办得既快且好，引起荣宗敬的重视。荣宗敬到济南调查小麦产销情况，苗全力与之结交，后又赴沪访荣，过从甚密。嗣后，荣宗敬在济南筹建茂新四厂，苗倾力协助选址、购地、建房、装机，使该厂得以于1920年3月顺利开办。荣力邀苗出任经理，以示酬谢，苗不愿为他人做嫁衣，婉辞不就。但恒聚成、公聚和却从此取得为茂新四厂代购小麦的专权，每年获佣金二万元，直至“七七”事变爆发，茂新厂停机。

苗杏村在经营粮栈的同时，还从事工业和金融投资。1918年他向其儿女亲家穆伯仁创办的惠丰面粉厂投资一万五千元，任该厂董事。1919年又投资穆伯仁所办的晋丰面粉厂、通惠银行和晋泰公司。后来，苗、穆之间因惠丰厂协理职位问题发生争执，苗一怒之下，撤出在穆所有企业中的全部投资，以股权和房产一举偿清通惠银行的巨额贷款。

1921年10月，苗杏村联络同乡苗星垣、王冠东等人，集资发起成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星垣为董事兼经理，王冠东为监察人。因资金不敷，苗杏村赴上海转托荣宗敬，向国外赊购了一批机器。该厂1922年8月投产，日产面粉五千二百包。1924年再度增资，6月在北京政府农商部核准注册。同时新设永丰祥麻袋庄，并建筑恒聚成粮栈仓库，一面办理银行外仓抵押，一面代客货办理押款，收取栈租。同年，京、津面粉市场为进口外粉所夺，成丰厂产品滞销，资金周转陷入困境，后得董事车百闻邀得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投资和贷款支持，始渡过难关。1929年再次扩大生产规模，自设铁工部，制造部分磨粉机器。成丰1930年投产，日产面粉八千余包，成为当时济南面粉业中首屈一指的厂家。此时，成丰厂的人事和经营权，为苗星垣等所左右，苗杏村任董事长徒具虚名，遂决意另起炉灶。

苗杏村为了开拓其经营门径，不断结交北洋军阀和政府当局，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民国初年，他首倡成立济南商埠粮业同业公会，任会长。1916年7月，任商埠商会会董，旋任常务董事，垂二十年。1924年任山东省督办公署咨议。1925年以重金与张宗昌部第九军军长兼运输司令朱子芹相结纳，常假“军运”之名运送粮货，俾能吞吐及时，在同业竞争中独占鳌头，大获盈利。1930年韩复榘主鲁后，他与其实业厅长王芳亭时相过从，并得韩复榘赏识。后经韩提名为国民会议代表，出席1931年5月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1934年7月，任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济南分会会长。1935年任山东省政府参议^[3]。因此，他的实业活动，曾长期得到统治当局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

1929年，济南民安面粉厂因经营不善，宣布倒闭清理^[4]。苗杏村乘机租用其全套设备，组织成记面粉厂。双方议定机器修理费由租金中抵拨，民安厂在一年半内无法得到租金。这时，民安厂因无力偿还债权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六万元欠款本息，经法院判决，拍卖其抵押的部分固定资产。苗杏村以八万元购得其仓库和地皮后，转而以部分产权变更为由，要求重议租价。逼得原资东张怀芝等人走投无路，将一百余万元全部股权折价三十七万元让渡给成记^[5]，苗杏村终于蚕食了民安厂的全部财产。1934年组成成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其侄苗兰亭(苗世厚之子)任常务董事兼经理。为控制企业，厂内各要职，均由恒聚成旧人充任。此时市场粮价因受国民政府“麦棉借款”影响暴跌，成记厂原粮耗尽，资金枯竭，无法开机。苗杏村奔走求援，得到山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兼民生银行董事长王向荣支持，取得该行八十万元信用贷款及抵押透支，低价购进大批小麦备用。次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制，刺激了物价回升，当年成记获纯利三十五万元。苗于1936年开设恒聚成北记面袋厂，以适应成记需要。

苗杏村鉴于济南已成为当时国内主要棉花市场之一，发展纺纱业有利可图，遂于1932年6月与苗星垣等人再度合作，发起组织成通纺纱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海南任经理兼总工程师。苗杏村广为募股，凑集七十五万元，并亲赴上海托荣宗敬担保，向英商怡和洋行赊购一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向安利洋行赊购一千五百千瓦的发电机一部，连同成丰厂铁工部的自制机器，于1933年5月开机投产。到1937年时，该厂扩充到一万九千六百枚纱锭，年产量达到一万四千余件。但苗星垣等从建厂伊始就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控制了企业，与苗杏村间的矛盾随之加深。

1935年底，济南规模最大的鲁丰纱厂，因经营不善，无力抵制日本纺织品的竞争而停业倒闭^[6]。1936年2月，韩复榘迫于该厂失业工人请愿的压力，授意苗杏村接办整理并派军队“保护”^[7]。苗遂代表成通纱厂，以月租三千元与民生银行签订承租合同，改名成通纱厂分厂。1936年9月因经营失利，亏赔九万余元而再度停业。此时苗星垣等人坚主退租，但苗杏村却仰恃韩复榘的支持，为摆脱苗星垣等人的羁绊，决计倾力以赴，独自承租，遂签订租赁合同，改名为成大纱厂。苗集资三十万元，又取得民生银行信贷透支八十万元，于1936年11月7日开机投产。他采取提高工资、扩大福利设施等缓和劳资矛盾的措施，提高了产量和质量，由鲁丰时期日产十六支纱六十件提高到七十三件，所出凤山牌、工农牌棉纱畅销各地。

1937年7月，民生银行以原鲁丰纱厂积欠旧款无力偿还提出起诉，经法院判决，拍卖鲁丰全部固定资产。苗杏村遂认价承领，以八十五万元的代价，取得了鲁丰价值二百余万元的全部产权。

“七七”事变后，苗杏村一度拟迁成大、成通二厂于内地，但又认为“日本人也得做买卖”，迁厂遂告中止。12月济南沦陷后，日军军管成大，随后半年内，成通、成丰、成记也相继被军管。此时苗杏村尚保有恒聚成粮栈、恒聚成北记面袋厂，其业务已捉襟见肘。1938年初，马良等人组织济南治安维持会，暂代伪政府职权，苗杏村被推为评议员。3月筹建商会，初拟推苗为商会会长，因其抱病体衰，会长职遂由其侄苗兰亭出任。1939年，苗力促苗兰亭出资创立鲁兴银行，推行伪钞，进一步走上附逆道路。

苗杏村热心参与慈善活动，先后担任华洋义赈会董事、山东省赈务会委员、惠鲁工商中学董事等职。1937年秋，任历城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曾设立收容所四处，捐资设立小学三所^[8]。

1940年12月14日，苗杏村在济南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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